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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独闯敌营的父亲(红色故事)
来源:晋绥网   作者:乔显庆   更新时间:2021-01-03   浏览:566



太原解放前夕奉命组队南下

1948年7月下旬晋中战役结束后,山西省除太原、大同外均告解放。11.5万解放大军乘晋中战役胜利之势进逼太原,准备于10月中旬发起太原战役。太原为山西省省会,位于晋中盆地北部,东倚罕山,西临汾河,南北地势起伏,易守难攻,为华北的战略要地。阎锡山集团经过长期经营,修筑种类繁多的外围据点、纵深阵地和城防工事,使太原构成由各式堡垒与壕沟、暗道相结合的,互为依托的多层次、大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仅主要防区就有大碉堡5000多个。城东等要点,筑有以碉堡群为骨干的永久性工事,成为太原的主要屏障。

国民党军为加强太原防卫力量,从西安空运整编第30师(后改为第30军)增援太原;通过抓丁等手段,将该市守军总兵力增至近10万人。10月2日,太原守军为破坏人民解放军的战役准备,并抢粮抓丁,以7个师的兵力沿汾河以东、同蒲铁路以西向南出击。华北军区第1兵团前委决心抓住守军脱离防御阵地的有利战机,提前发起太原战役,先在野战中歼其有生力量。5日拂晓,我解放军对敌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切断国民党军的退路,并迅速将敌军包围。随后继续扩张战果,共毙伤俘敌1.2万余人,迫近并部分突破太原南北守军第一道防线。

16日至19日,相继攻占敌人筑垒阵地,歼守军一部,迫使罕山守军1个团投降,占领东山主峰罕山及大部阵地。阎锡山集中兵力在炮火支援下实施多次猛烈反扑。26日,为摧毁守军东山防御阵地,夺取攻城依托,第1兵团司令部前委再次调整部署,夺取东山四大要点。国民党守军在空军配合下,凭借险要地势固守顽抗,并施放毒气弹、燃烧弹。第1兵团等部勇猛突击,多次打退守军反扑,经19昼夜反复激烈争夺。歼灭守军2.2万余人,并攻占了城北青龙镇、城南许坛以及汾河西岸的南北堰等据点,紧缩了对太原城的包围。

11月上旬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集团已成惊弓之鸟。中共中央军委考虑到太原攻克过早,有可能使傅作义集团感到孤立而由平津地区南逃或西撤。为稳住傅作义集团,于1948年11月16日发出缓攻太原的电令休整部队和开展政治攻势。从1948年12月1日开始,以一部兵力攻占太原城东,城北等据点,以火力封锁了城西、城北的飞机场,将守军进一步压缩在纵横各不过15公里的狭小区域内。之后,以部分兵力坚守前沿阵地,监视守军,主力转入休整。同时,围城各部队通过战场喊话、散发传单、动员守军官兵亲属规劝等方式,广泛开展政治攻势,促使大批守军起义投诚,至1949年3月共瓦解守军1.2万余人。

1948年秋至1949年春,闻名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党中央及时指出“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全国解放的局面即将到来!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东北、华北相继解放。在国民党节节败退之际,蒋介石集团故伎重演;又打起了和平谈判的幌子,企图重整军备凭借长江天堑阻止解放军南进;妄想实现国共划江而治的阴谋,以挽救蒋家王朝彻底覆灭的命运。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毫无和平诚意,公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次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百万雄师迅速强渡长江天险,一举突破了敌人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随后,解放了杭州、南昌、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为了加快解放全中国的进程,巩固和建设新解放区;解决近十个省和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干部,毛主席发出了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伟大号召。太行区二地委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决定抽调一大批地方干部随军南下,到南方新区开展工作。晋中南下工作团三大队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奉命组建的。

1949年3月,父亲乔懋言作为昔阳县委组织部长刚参加完太原战役后,(既太原战役第一阶段结束;第二阶段还未开始。)带领各区千余名支前人员赶着几百辆大车返回昔阳,一路上支前队伍里时不时地爆发出欢歌笑语;庆贺解放军取得太原战役第一阶段的巨大胜利。回县委不久,忙着总结第一阶段的支前工作和部署第二阶段的支前任务。至月底,支前工作告一段落,他想抽时间回家省亲。这时,太行区党委二地委来电话通知:要从襄垣、昔阳两县抽调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县的建制,到南方新区接管一个县;并要求迅速到地委报到,然后到太行区党委集中随军南下。被通知南下的干部基本都是从前线刚刚回来的。有些同志还在前线就被确定南下。昔阳县武委会主任王科同志人在前线,第二天要走,当天才谈话通知他;为了移交工作,没有来得及回家探亲;也没有随队一同出发,而是过后才追赶上队伍的。(王科同志南下后,任衡阳县武装部长,后被特务暗杀,牺牲在衡阳县乡下。)可见南下任务十分紧迫,酝酿动员的时间很短;人员完全是由各级组织部门进行安排,拟出名单进行抽调。条件为:对抽调的南下干部要求年轻体壮,不带家属。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干部,可以共同南下,但不能携带孩子;女方如怀孕,不能随军南下。考虑到南下路途中,支前参战任务;为此,从各县区专门抽调了一批武委会干部南下。南下干部一般抽调正职,留在家乡的亲属则享受革命军人家属待遇。襄垣县南下的同志从接到调令到出发只有三天时间,县委书记陈茂艺等许多同志连家都没有时间回;结果亲属们都赶来送行,只好在县委大院内临时支起大锅招待亲属们吃饭。在昔阳县南下干部有五天假。时任县委组织部长的父亲(乔懋言)接到南下通知后,他急忙赶回白羊峪的家中,想筹集些盘缠路上好开销;可参加革命十来年仍旧是两袖清风没有任何积蓄,亲戚朋友日子都是过得紧巴巴的;加之老父亲多年卧病在床、家贫如洗,已无任何可当卖之物品了。情急之下,他忍痛卖掉了祖屋院后的一棵大树,换得五十元冀南票;便匆匆告别瘫痪卧床的老父亲和弟弟以及幼年丧母的儿子,在堂兄们和亲友的送别中毅然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4月1日,两县南下工作队分别集中;次日出发,一天后按时到达地委驻地。当时二地委驻地在山西左权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地委将两县所抽调的干部组成了一个县的班子,并立即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上二地委委员,宣传部长杨蕉甫作了讲话;阐述了随军南下的重要意义,组织大家学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并根据当时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联系了个人的思想实际;讨论了“一个革命干部,在革命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刻,是继续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问题。指出了任务的艰巨性;重申了行军驻防的纪律,最后宣布了南下干部名单和任职。由陈茂艺任县委书记、李澍英任县长、乔懋言任组织部长、李峰任宣传部长、王科任县武委会主任、张同祥任公安局长等六人组成新区县委会。另宣布崔一秀任县委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赵保和任县委秘书,还有区委书记六人,区长六人,区组织委员六人、县政府财粮科长一人、科员二人、县农会主席一人、县青年团干部一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到南方去,解放新区人民!”这样的光荣的历史使命,虽然给了所有南下干部极大鼓舞;但是大家当时估计:南方国民党残部尚未完全肃清,新区匪患肯定猖獗;要有长时间打游击的思想准备,应能适应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下开展新区工作。

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大家的情绪很高涨,许多同志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指导下,决心为解放新区贡献自己的一切。在动员南下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的同志都能愉快的接受调动任务。有相当数量的同志,主动申请要求南下,但也有少数同志存在畏难情绪。有的同志认为:南方气候闷热、潮湿,加之蚊虫叮咬,吃不惯大米,不能吃辣椒,耽心生活习惯的改变不能适应。据老人们说:“出远门水土不服,易生病!要用家乡的泥土冲水喝就可以药到病除!”为此,大部分同志南下时都带了家乡的泥土,有的同志还带了花椒等防湿偏方。另有一些同志担心到了新区不能使用冀南票,从家中带了少量银元。还有一些同志舍不得离开老婆和孩子,觉得好不容易才打败了日本鬼子和蒋介石;土地改革刚翻了身,想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生活。当时,正是党中央发出指示:“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现象”;还传达了毛主席作的批示:“革命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个“反三无”运动,声势相当大,以至在榆次、襄垣、昔阳、平遥等县的一些会议上都明确地提出,如果有人不服从组织调动,将会受到党的纪律处分。少数人后经组织说服动员,加上纪律的约束才决心南下的。对于个别坚决不南下的人,组织上给予了严厉的纪律处分。有的同志在南下途中或南下以后开了小差,因此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至于女同志,除日常必备物品外;老人们也有给带手镯、戒指之类的纪念品。对于某些同志家庭确有困难的,组织上按照优待革命军人家属的规定逐个进行了落实;没有了后顾之忧,这些同志的思想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几天后,两县南下工作队的同志又赶往太行区党委所在地——河南涉县赤岸村。太行区党委决定:每个地委抽调一个县的班子,计五个地委共抽调五个县的班子组成一个地委的建制;每个地委抽调一名地委委员,任雷远任地委书记,李毅芝任专员,王锦新任组织部长,杨蕉甫任宣传部长,梁湘农任公安处长,组成新地委班子。每个地委还要调出一个地专直属单位的班子。二地委专门组建了一个银行班子,王修仁任银行行长。在太行区党委驻地,区党委组织部长王谦同志给大家讲了话,勉励同志们到新区去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觉抵制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袭击。在涉县,统一发放了军衣、蚊帐等简易生活用品。约四、五天后,大家乘小火车经河北邯郸再转乘汽车到达石家庄,与晋中区南下工作团汇合。石家庄是南下工作团集训的地方。南下的区党委书记武光同志在戏院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区党委负责人周小舟同志在花园饭店传达了毛主席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市长柯庆施在学校广场作了石家庄市的城市建设经验的报告。大家受教育最深的是1949年3月,在中国革命处于全国胜利前夜的重要关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首次提出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两个务必”是贯彻党的根本宗旨的重要保证,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基本要求,是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迫切要求。 坚持“两个务必”关键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进入城市工作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依靠谁?第二个是谁影响谁?在五光十色的城市里,是我们改造资产阶级,还是被资产阶级所影响?党委会工作方法告诉我们,遇到事情首先要区分一个是西安还是延安的问题。这些对大家继续坚持革命传统,增强抗拒腐蚀能力,为以后顺利开展新区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四月中旬父亲和晋中区南下工作团离开石家庄,到中原局报到;途径邯郸、大名,从山东东明县过黄河浮桥,经兰考、开封,四月下旬到达郑州市进行休整。4月24日太原解放,父亲异常兴奋,美中不足的是自己没有亲眼看到。为了解放太原,南下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曾辛辛苦苦支前参战三至四个月之久。五月,移防巩县王沟村。到达驻地后,中原局将决定正式通知:太行区抽调的干部和晋中区南下工作团合编开进湖南新区,接管地方事务。襄垣、昔阳原来所建班子与晋中祁县的部分干部合编,重新组建一个县委班子进入湖南安仁县工作。原任县委宣传部长李峰、公安局长张同祥、武委会主任王科、区长巩生荣等同志调出。由陈茂艺任县委书记、张洪光任县委副书记(后调离)、李澍英任县长、乔懋言任组织部长、张永林任组织部副部长、李建唐任公安局长等六人组成新的县委班子。另宣布崔一秀任县委秘书兼宣传副部长、戴天禄任县政府秘书、赵保和任县税务局局长。地委调出了书记任雷远、专员李毅芝。新地委由傅生麟任书记、谢竹峰任副书记(湖南耒阳人)、王锦心任组织部长、徐天贵任副部长、杨蕉甫任宣传部长、刘德之任地委秘书长、刘君实任专员、梁湘农任公安处长、刘方泉任副处长、葛淇任武委会主任。合编后正式确定了番号。所属地委为南下工作团三大队,父亲为三大队六中队成员。至此,父亲便开始收集和研究安仁县的有关情况,为进入安仁县开展工作掌握第一手资料。

化装进城侦察独闯敌营收编

五月十六日,四野部队解放了武汉三镇。七月南下工作团移防郑州。不久,又移驻武汉;扎营在一家外国的教会医院里既同济医院。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和平解放,五日晚解放军进驻长沙。南下工作团三大队渡过长江,乘火车到达咸宁,再转乘汽车经平江直抵长沙。当时因陈明仁的部队正在整编,长沙已经戒严。父亲所在的六中队就驻扎在市郊塱梨镇。随后,株洲解放;六中队又宿营在株洲的一个工厂里既现在的331工厂。驻扎期间又接到上级通知,衡阳地区又新增酃县和常宁县。酃县是原来被遗漏了,常宁是划归郴州地区领导不方便。为此六中队原班人马改为接管常宁县,又从衡阳、耒阳及其它县抽调干部另组成两个县的班子接管酃县和安仁县。长沙和平解放后南下大军遂推进到湘中衡阳、邵阳一线,对敌进行压缩性打击。衡阳所辖的攸县、茶陵、安仁、酃县、衡山等地敌人节节溃退。衡阳地委、专署机关迅速进入攸县领导全盘工作,接管各县的工作队陆续进入各自所辖县境内开展工作。接管常宁县六中队也随即开进攸县协助地方工作。

衡宝战役发起后,四野46军奉命加速向耒阳、衡阳之敌逼近,我18军越过粤汉路向常宁、祁阳穿插挺进,占领郴州高亭司后,迅速向零陵方向推进。解放军所向披靡,衡阳、耒阳之敌望风而逃。十月七日解放耒阳,八日解放湘南重镇衡阳。接管常宁县的六中队闻讯后迅速赶往耒阳县城。进城后,我们向地委副书记谢竹峰同志请求进入常宁县。他向我们介绍说:“常宁县城仍驻有一支国民党地方武装,必须谨慎行事!”随后,谢用电话请示地委。地委指示:要县委书记、县长当晚乘46军军车前往地委商讨进入常宁县的具体行动方案。当即县委决定:县银行行长张俊、县公安局长李建唐随同前往地委。县委组织部长乔懋言同志带领南下工作队,在解放军一个加强排的武装护卫下,由地下党的同志带路,继续向常宁县进发。出发前,地委副书记谢竹峰同志将常宁县地下党员名单交给了父亲乔懋言同志,计有:欧阳成、张修虞、张嗣贵、阳允祥、蹇锡纯、刘世辅等同志。工作队路经烟州找到了地下党黄学初、廖理夫俩同志带路。当队伍行进距县城还有十多里的乌此山时,前面打探消息的同志了解到:常宁县城还没有解放,城内仍有大批国民党地方武装驻扎;县党部等机构依然存在,军统特务进行“戡乱”活动猖獗。各方面搜集到的情报表明,县城情况十分复杂不可贸然入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县委其他同志主张立即返回烟州驻地,待县领导从地委摸清情况率大部队一起进城。鉴于目前敌情不明的态势,父亲考虑:如不迅速接管常宁,解放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常宁人民。一旦自卫总队反叛,将会给接管新区的任务带来极大的困难。兵法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为了慎重起见,乔懋言同志考虑再三决定:让加强排的战士和工作队的同志就地宿营,在外围布置了三层警戒哨;向县委其他同志布置了紧急情况处置措施,然后带领武装干事李国柱和地下党黄学初俩同志,乔装打扮进城去侦察敌情;争取能和城内地下党取得联系,确切掌握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具体情况。

三人扮成挑夫去县城贩卖米制品,行约个把小时的功夫,便来到了县城北门。远远望去,只见城门口戒备森严,麻袋垒起的工事上架有轻重机枪;十几个国民党士兵分别窝在两边的工事里,抽烟喝酒打着纸牌。由于乔、李二人口音差别很大,为了不暴露身份;一路上都由黄学初出面接洽,并向黄学了几句常宁方言;如:“嘛啯”(什么),“喉”(对或是),“老庚”(朋友或同乡)等等日常用语。进城门时,两名岗哨上前盘问道:是进城贩卖米制品的吗?黄带头说“喉”,二人跟着边“喉”边点头。岗哨听见都是本地口音就没有阻拦他们。进城后,先后寻访两处地点都未能与地下党接上头;欧阳成不在家,县一中教员刘世辅为防万一没有出来接头。后出来一个自称是校长的人问道:“你们找刘老师有什么事?”黄回答说:“有‘老庚’(朋友)找他有急事!”末了,三人来到一家客栈打尖。该客栈黄学初同志以前经常来,并和掌柜的很熟悉。经黄向掌柜的打听得知:常宁县驻扎的这支国民党地方武装叫自卫总队,后改称为“湘游一支队”;约有1000余人,号称2000之众,下设三个团。县自卫总队和警察局编为第一团,雷炎任团长;西乡和南乡自卫队编为第二团,郭柏青任团长;东乡和北乡自卫队编为第三团,由参谋长廖纯兼任团长。三人边吃饭,边与掌柜的聊着。这时,一个中学生跟进客栈问他们:是哪位‘老庚’(朋友)找刘老师有急事?并和黄对上了接头暗语。后得知该学生是刘世辅发展的共青团员,叫唐仲山。从他那了解到一些具体的情况:年初,白崇禧、鲁道原兵团和专员兼保安司令陆瑞云驻守衡阳时,曾派常宁伪副县长、特务徐兴痒来常宁进行“戡乱”活动;大肆散布谣言、破坏和平解放,企图策划伪自卫总队和伪县警察队同白崇禧一起溃逃;或者上山打游击,继续和解放军对抗;在地下党和进步势力地积极活动和斗争下,军统特务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司令名叫邓竹修,系衡阳常宁县人氏,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毕业后,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先后在孙元良、张治中、王耀武等部任过营团职务。1948年蒋伪南京国防部任命他为第x组战地视察官,被派往黄维兵团第十军谭道善部履行视察官职务。同年十一月在淮海战役中,随军增援徐州黄伯韬兵团时;在安徽宿县双堆集被解放军俘虏,送往河北省永年县解放训练团学习。1949年5月释放回家。当时,常宁伪县长陈熙被解职,由自卫总队长接任。邓便利用各种关系取得了自卫总队司令的职务,并掌控了自卫总队。副司令刘湘辅据说曾任过剿共军官;高参顾问袁峙山任过蒋军第二快速纵队少将副司令,曾是汤恩伯的部下,1946年邯郸战役被俘,后教育释放回乡;参谋长廖纯反动至极,数他人多势众(三团以他的部下为主),白崇禧部溃逃时收编了不少人枪,第三团兵员复杂,其中有不少逃兵和土匪。

根据各方面掌握的情况,父亲审时度势考虑到:当时云、贵、川诸省还没有彻底解放,蒋介石仍坐镇重庆指挥;而我军主力正集中追歼逃窜的白崇禧部,军分区部队也在围剿各县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和土匪;一时派不出大部队进驻常宁,如果不采取得力措施,将影响接管工作如期进行;新中国已经成立,而新区的人民还没有解放。工作队如不迅速接管全县的工作,不但有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而且还拖了全地区接管工作的后腿。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他分析利弊后当机立断:决定独闯敌营,利用我军强大实力对敌展开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的阵营,伺机兵不血刃收编这支国民党地方武装。他向同来的二位同志交代了有关紧急处置措施后,换上事先包袱里带来的军装;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只身前往伪自卫总队司令部。

来到县银行附近,他操作一口纯正的山西话向一个刚从银行出来,身着自卫总队服装的人打听司令部在何处?当即引起这个名叫周松茂的人注意,他见问路人口音、衣着有别。便主动询问乔懋言同志要去哪里?找谁?由于双方都难听懂对方的方言。二人经过反复沟通,周才得知对方是解放军南下工作团的;现率队来接管常宁县,要找邓竹修司令公干接管县城有关事宜。周向乔行了一个礼后急忙表明身份,说他是邓竹修的副官;并讨好说是邓司令派他在此等候多时,专门迎接解放军南下工作团领导去司令部洽谈移防事务。片刻,二人一前一后来到司令部,周引父亲来到会客室后就急忙去通报。不一会,邓竹修匆匆赶来会见。此人举止唯唯诺诺、显得十分谨慎小心。周向邓介绍父亲是南下工作团的领导,专为接管常宁有关事宜来司令部公干的。邓向父亲郑重地行了军礼,主动和父亲握手致意并表示热烈欢迎。父亲接过话题直接了当地说明来意。首先充分的肯定了邓部在人民政府未接管县城这段时期里,为维持县城的治安所做出的努力;接着对邓竹修大谈我党对待国民党官兵起义、投诚人员“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的有关政策;声称自己是奉命前来接管县城打前站的,政委、县长还在衡阳等待消息;委派他率队伍先行入城,先头部队与接管工作队已进抵乌此山;大部队已在湘江北岸集结驻扎,不日将开赴县城对你部进行整编。邓竹修迫于强大的政治攻势威慑,当即表态:拥护湖南和平解放决定,欢迎南下工作团接管常宁。邓为表示诚意请父亲立即写信通知乌此山的先头部队和接管工作队入城,并知会父亲已将县银行、县法院和县救济院三处地方安排为宿营地。言谈之间父亲察言观色,见邓一脸忧心重重、愁眉不展之态,目光里闪烁着躲避的眼神。这一举止引起了父亲高度的警惕,心里思忖着:难道邓此举有诈?虽然,邓的态度不像反动至极的顽固分子;但是,他毕竟当过国民党团职军官;此事不可轻易表态,必须慎重处置。如果,邓部是假投降;那么,先头部队和接管工作队将处于危险境地。这样一来,势必会给革命工作带来很大的损失。但邓若是真心拥护共产党,欢迎南下工作队入城;为啥这幅神态呢?经过反复盘问父亲最后断定:邓是心里害怕人民政府对他算旧账,因此惶恐不安显得五心不定。于是乎,父亲便来了个“对症下药”。一一举例说明我党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安置的个案;并强调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说话算数,父亲表示他代表县委县政府对邓既往不咎;如邓在接管工作中贡献突出,人民政府将给予表彰。邓听后就像是吃了定心丸一样,顿时神情开朗起来,表示一切听从人民政府的指挥。俗话说:“闻其言,观其行。”为防万一。父亲首先命邓下令派雷炎的一团将伪县党部书记刘庆澜、参议长李国祯等主要头头逮捕看管起来,其次,要邓向一、二、三团下令:所有官兵不得擅离驻地,否则军法从事。第三,通知邓部主要官员到司令部开会,宣布接管事宜;指派警卫人员对刘、袁、廖等自卫总队主要官员暗中监视,如有异动,立即逮捕。邓遵照执行完毕,为进一步表明自己的诚意,随后令周找来自称是地下党的堂兄邓秀金与父亲见面,二人谈了一些具体问题;邓秀金陈述说:他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农协会,政治上倾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为此在武汉坐过牢。武汉解放后才被放出来。但地委开具的地下党员名单并没有他(后经查此人并非中共党员)。会上,邓竹修宣布常宁县所有防务由解放军和南下工作团接管,自卫总队所有官兵一切服从人民政府的指挥。父亲重申了我党对待国民党官兵起义、投诚人员的有关政策;主要官员们都表示真心拥护共产党,欢迎南下工作队入城接管常宁防务。会后,在邓,周等人的引领下,父亲来到三处宿营地进行检查,确认生活设施安排妥善、安全防范措施完备后;这才联系李国柱等人回乌此山通知部队和工作队入城,自己留在城内继续观察以防生变。

接近傍晚,父亲与邓部官兵列队欢迎解放军先头部队与接管工作队入城;然后,在邓部的配合下迅速地接管了常宁县的所有防务;并就筹粮筹款、部队交接换防等问题,与邓竹修初步交换了意见。地下党员阳允祥得知解放军先头部队和南下工作队已接管了常宁,闻讯后联络地下党的其他同志;第二天上午一起赶到县救济院(后来的县委会);找到了父亲等其他县委同志,至此地下党与南下工作队胜利会师。父亲和县委会的其他同志与地下党的同志们一一握手致意,并拿出地委副书记谢竹峰同志开具的常宁县地下党员名单点了名。地下党支部书记欧阳成向县委会的同志汇报了常宁县的政治、经济和和敌伪情况。汇报的情况和入城前侦察了解的差不多。父亲和县委其他同志听完汇报后,对地下党在常宁所作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强调说:常宁解放后,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巩固人民政权,有一系列工作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为使接管后各项工作能顺利开展起来,当即派给地下党的同志们一些工作任务。

当时由于通讯困难,父亲率队先行入城的消息地委并不知道。在与地下党会师的同时,邓竹修为进一步取得人民政府的信任;先后派邓秀金、刘湘辅到衡阳地委去欢迎政委、县长等领导,县委领导从二人相继汇报中了解到南下工作队已先行入城和县自卫总队的一些情况。同时从他们先后言谈中不难看出二人矛盾很深,相互争功;都说自己是拥护共产党的,对方是投机钻营者。邓说:“刘湘辅一贯反对共产党,剿过共;现在仍贼心不死,想与人民政府继续对抗。”刘说:“邓秀金过去是个帮会头子,横行乡里,鱼肉百姓。”鉴于当时的通讯状况,县委领导难辨真假。对于他们前来迎接不敢贸然行事,随即向地委作了汇报。地委研究决定:由军分区王营长带领一个连的兵力护送。10月20日才乘汽轮沿湘江向常宁进发。到达常宁柏坊镇,上岸后受到邓部三团的欢迎。团长廖纯派了一辆卡车送县委领导进城。因为人多,加之慎重起见;县委书记陈茂艺率一个排的战士乘车先行,余部由县长李澍英和王营长率领徒步前往。进城时,父亲率领先入城的同志和邓部官兵以及县职要员、各界社会人士等;夹道欢迎县委领导和后续部队的到来,场面显得十分热烈隆重。鉴于父亲独闯敌营收编伪自卫总队,率队入城接管所有防务,为常宁解放迅速开辟新区工作做出了贡献。衡阳地委报省委批准,任命他为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支前征粮筹款整编清匪反霸

接管常宁后,南下工作队在地下党同志的协助下各级政权组织很快建立起来;随后,在县委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新区建设工作;其中,整编“湘游一支队”、征粮筹款、支援前线、清匪反霸等工作最为突出。

初进新区时上级有规定,对旧的保甲长不立即废除;而是利用他们为政府筹集钱粮,以保障我军就地取得后勤补给。在乡、保、甲长会议上,人民政府宣传有关政策后;接着就向各乡、保分配征粮任务,并规定时间限期完成。征粮的对象主要是村中的地主和殷实大户。征粮筹款是支援前线重中之重的工作,指导方针为:“利用保甲,征集粮食,支援大军,进军大西南。”。当时,有些地主富农和不法分子抵制和破坏征粮筹款;如不及时进行打击,将会严重影响支前工作。在二区巴正乡,有个姓罗的大地主;不但家财万贯,还有良田千亩;可他仗着儿子罗礼晏是陈明仁部的军需主任的势,拒不交付征粮。得知情况后,县、区领导亲自登门宣传党的有关政策。他仍旧我行我素、敷衍了事,还指使其外甥来说情;并请客设宴,利用金钱送礼等手段企图拉拢腐蚀县、区领导;为罗家减免应缴纳的粮、款,遭到县、区领导的严辞拒绝。罗地主见糖衣炮弹不起作用,便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跑到省城长沙儿子处躲避起来,幻想用儿子作挡箭牌软泡硬磨抗拒征粮筹款。县里了解情况后,专门派人去长沙找他儿子要人;后经他儿子出面做工作,才很不情愿的缴纳所征粮、款。

有一次,工作队在烟州召开征粮筹款积极分子会议;研究粮食派购有关问题,可参会的人越来越多。工作队负责同志发现情况不对,刚想休会予以清理。突然,会场外枪声大作;会场里混乱不堪,人们四处乱窜;工作队的同志们一边制止大家不要乱,一边提着枪冒着生命危险对外进行反击。经过激烈地枪战,击退了来犯之敌,并击毙歹徒一人、俘获一人。后经查实,原来是几个地主串通一气;暗中勾结土匪来恫吓积极分子,妄图破坏政府的征粮筹款工作。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人民政府坚决镇压了这几个地主恶霸,征粮筹款工作才顺利地开展下去。

在罗桥区,征收的军粮准备运往前线。支前指挥部派专干刘先开同志去办理接管调运粮食手续。一伙不法之徒乘机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造谣说:“粮食是县里派购给缺粮户的,现在区里要把粮食运走卖掉!”结果,大批群众涌进粮库,强行开仓抢粮。当时由于粮库人员无法制止群众抢粮,造成被抢走3000余斤粮食的恶果。事件发生时,区里马上向上汇报情况。县里紧急派了一个连的武装部队去制止,抓了几个为首的不法分子;抢粮事件这才平息下来,所抢去粮食也陆续地归还了粮库。由于县委坚决镇压和打击了不法分子的破坏活动,支前的工作任务才得以迅速完成;从而保证了前线将士的后勤需要;为部队完成剿匪任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0月底,白崇禧部向广西逃窜的十七万余残部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于粤、桂交界的廉江、钦州一带之后;蒋介石仓惶逃离重庆飞往台湾,至此华南大部地区已经解放。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上级指派解放军419团开赴常宁负责“湘游一支队”的整编工作,军分区副司令员钱潜亲自坐镇指挥。整编的具体部署为:首先,对整编担负主要任务的419团进驻;对外宣称是奉命去广西剿匪路过常宁的,用以迷惑“湘游一支队”分散在各处的部队。其次,对“湘游一支队”分散在各处的部队,采取秘密包围的方法严密武装监视起来。第三,对“湘游一支队”分散在各处的部队,令其在指定地点集中后接受整编。第四,419团全体指战员处于临战状态,对集中的被整编部队严密控制,安排有效地火力配置,以防万一时使用。作好军事部署后,随即宣布整编领导小组成员:县委书记陈茂艺担任组长,成员有419团团长、县长李澍英,组织部长乔懋言以及“湘游一支队”司令邓竹修。整编开始,马上集中部队召开大会宣布整编事项。领导分别在会上讲了话,重申了我党对待国民党官兵起义、投诚人员“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的有关政策;宣读了对“湘游一支队”参谋、团、营以上军官的安置决定,邓竹修、刘湘辅在会上表态同意整编决定。随后,开始收缴武器;整编工作从头至尾进行的比较顺利,只有廖纯部少数几个人乘夜晚化装成老百姓逃走了。

依据我党政策,对“湘游一支队”要员大都作了安排,给予出路。大部分青年士兵编入419团,自愿回乡的其他人员;发给一定费用,回去参加家乡建设;参谋、团、营以上军官,集中送往南岳山军政大学和长沙石佳冲军政大学学习;副司令刘湘辅送中南军政大学学习;司令邓竹修有贡献,由军分区分配工作,1950年转业,任衡阳专署建设科副科长,后调任行署建设处副处长、水利电力局副局长,改革开放后任衡阳市政协副主席。另外,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特长;还安排了邓秀金任常宁县公产委员会副主任,后调任工商科副科长,衡阳专署体委副主任。周松茂任县公安局治安股长。整编工作即为部队增添了力量,又为常宁县人民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基础;对征粮筹款,支援前线,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等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常宁县地处湘南,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林木丰茂,坡地广阔,土壤贫瘠。历史上形成了土匪占山为王,盘踞地点较多。惯匪三五成群、出没无常,白天隐藏在山间林道;夜晚趁风高月黑闯入民宅,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常宁的老百姓历来昼不敢单行,夜不敢出户;加之国民党被打垮的成连、成排的残余部队和逃散的贪官污吏以及国民党潜伏转入地下,计划与人民政府长期较量的武装特务;社会治安状况很不安定,尤其是偏远村庄被匪特闹腾的是鸡犬不宁。这些匪徒在政治上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抗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在行动上杀人放火、抢掠财物、奸淫妇女,给新区的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危害。常宁县解放后,针对这一老百姓深恶痛绝的顽症;县委会经过部署,制定了周密的清匪反霸方案;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斗争,陆续镇压了一批土匪恶霸头目。在剿匪中,采用政治攻势和军事围剿相结合的方针。常宁县有座山叫大义山,老百姓称此山为土匪窝。盘踞着以邓金苟为首的惯匪号称3000余人,江湖传说:邓金苟此人能飞檐走壁、步履如飞;跑起山路来连猎狗都追不上,腰上别有双枪;绑腿及腋下还藏有武器,伪警察和自卫总队无人敢惹。这股土匪经常在大义山一带为非作歹,老百姓深受其害;群众对其恨之入骨,企盼人民政府早日将这股土匪剿灭。清匪反霸斗争一开始,在军分区419团的配合下,县大队和区中队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将大义山附近的几个山头团团围住,分别展开政治攻势;由土匪亲属喊话,瓦解了大部分土匪放下武器下山投诚。最后,剩下以邓金苟为首的一部分顽匪拒绝投降;县大队和区中队带领民兵攻入匪巢,击毙了负隅顽抗的匪徒数十人;俘虏数百人,邓金苟被区中队战士击伤后抓获;公审后就地处决,其他的教育后遣送回乡。老百姓对此拍手称快,都夸人民政府为当地除了一大害。

在柏坊镇一带的山里也盘踞着一股土匪,经常打家劫舍、作恶多端。为首的土匪头子名叫胡光泽,传说此人面目狰狞、膀大腰圆;但生性狡诈多疑,凶狠残暴,杀人不眨眼;说是还练就了刀枪不入的本事,武功了得;跑起路来快步如飞,翻山越岭如履平地。论起枪法,更甚一筹,百步开外,说打你左眼,绝不会打你右眼;因此在诸多土匪头子里很有名气,老百姓和过路商贾谈匪色变。这股土匪号称千余人,分别占领了几个山头,可谓是狡兔三窟。为彻底剿灭这股顽匪,清匪反霸指挥部制定了:利用年前运送救济、慰问物资,‘引蛇出洞’的作战计划。当时正值年关之际,区供销社张贴海报说:县政府为使人民群众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县供销社特从衡阳市采购一批过年物资分配给区里;预计在腊月二十四(小年)前到货,到时请各乡、镇、村派专干来区上领取救济、慰问物资;同时欢迎广大劳动人民来供销社采买。海报一出群众奔走相告,众口赞扬人民政府关心群众的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消息传到土匪头子胡光泽的耳里,这可乐坏了土匪头子和喽喽们;土匪们不知是计,决定孤注一掷、大干一票;将物资抢夺上山,以备过年之需。

腊月二十三,三大卡车物资从松柏渡口装车后,由一个排的武装押运至目的地。行驶途中土匪在公路上设置路障,迫使卡车停下来。战士们正准备清理路障,突然枪声大作;子弹像雨点般飞了过来,几名战士中弹倒地;押运战士就地反击,双方展开了激烈地枪战。鏖战半小时后,押运战士们按照预定方案搀扶着伤员且战且退;土匪头子胡光泽指挥着喽喽们,从两边的山林中冲了下来;在一片狂呼乱叫声中,争先恐后的抢夺过年物资。这期间,隐蔽在附近的军分区419团和县大队以及各区中队迅速迂回完成了对土匪的合围。可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土匪们此时已处在覆灭的厄运当中,还得意忘形的全然一无所知。随着包围圈的逐渐缩小,聚歼之战在信号弹腾空升起之中迅速展开;胡光泽和多数土匪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当场击毙一命呜呼了。聚歼战斗很快接近尾声,土匪余部悉数被擒。

在宁远、桂阳和常宁三县交界的深山老林中,盘踞着一股国民党伪交警大队的残余部队。匪首廖环原系白崇禧手下的一个团长,通过金钱收买、馈送武器、封官许愿和威逼利诱;把各县原驻的军、政、警、宪残余收拢起来,大肆招募残兵败将和各路土匪武装五千余人;形成了一股新的反动势力,号称湘南反共同盟自卫军;并与台湾建立了联系,扬言要复兴党国与解放军血战到底。其弟廖纯,外号“廖疤子”,整编前系“湘游支队”参谋长兼三团团长。他倚仗着其兄的势力,担任伪乡长十多年;称霸柏坊镇一带,豢养家丁6、7百人;并广交土匪欺压百姓,横行乡闾、无恶不作。每次出门要鸣火铳三响,跟随家丁上百,可谓是威风凛凛。在当地他既是土匪头子,又是帮会首领;连国民党、三青团的头头都受制于他。常宁县的历届县太爷谁也不敢得罪他,更不敢撤换他的乡长之职,人称为“乡长王”。他在柏坊镇中建有一座五层塔形高楼,专供他在老百姓赶集时观看风景和物色美女的。当地稍有几分姿色的少妇、少女,只要被他看中几乎难逃魔掌。镇上有一个在衡阳市读书的女孩子,衡阳解放前夕回到柏坊镇老家躲避兵灾;不料被“廖疤子”看中,廖想方设法要娶她当九姨太;先把她的兄长邀上门封官许愿,安排在手下任连长。嗣后,派人提亲遭到女方拒绝。他就威逼女孩的父亲,如若不从就派爪牙捣毁他家的店铺;女孩的父亲摄于淫威,无奈只好屈从。常宁解放整编时,宣布各团放下武器离开原地;廖疤子的队伍竟然一动不动,还是邓竹修对他命令道:“你也‘嗯浪’(不看)咯是‘嘛咯’(什么)时候!?”廖迫于419团已临战状态四面包围的形势,才下令让队伍把枪放下。考虑到廖的影响和作用;根据政策人民政府对他既往不咎,给予宽大处理并作了妥善安置。象“廖疤子”这样反动思想根深蒂固的人是很难改造的。在南岳军政大学学习期间他又勾结其兄,带着小老婆逃往深山老林继续与人民为敌。

419团和县大队及各区中队会同宁远、桂阳的武装力量将此三角地带团团包围起来。分别展开政治攻势;由土匪亲属喊话,瓦解了大部分土匪和士兵溜下山放下武器投诚。最后,剩下以廖氏兄弟为首的一部分顽匪拒绝投降;各县武装力量经过激战攻入匪巢,击毙了负隅顽抗的匪徒数百人;俘虏千余人,匪首自杀身亡。全歼这股敌人后,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发报机十多台。“廖疤子”化装成农妇带着小老婆企图逃往湘西投奔国民党土匪部队,途中经哨卡被公安人员抓获。押回常宁后,在柏坊镇召开了公审大会,被依法就地处决。经过一段时期的清剿镇压,很快肃清了常宁境内的土匪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地方秩序恢复井然,可谓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老百姓欢天喜地称道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彻底消灭了历朝历代没有根除的匪患,庆幸从此欣逢了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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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乔懋言1938年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农会干事,区农会主席,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从山西昔阳南下,历时半年行程数千里;来到湖南常宁县开辟新区工作,和常宁县人民一起战斗了八年多;曾任常宁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50年任常宁县县长,1953年任常宁县委书记,1957年到武汉中级党校学习,1958年由湖南省委组织部调任湖南省公安厅劳改局任第四局长兼任汉寿县西湖劳改农场(湖南省公安厅第一劳改支队)党委第一书记;1965年调湖南省公安厅任监察委员会组长(厅党组成员)。文革中于1969年五七干校“解放”后,下放到湖南耒阳新生煤矿工作;后任矿长、政委之职,1973年调任湖南省劳改局任副局长;1979年离休,1998年去世,享年86岁。


本文是作者乔显庆,根据父亲乔懋言生前回忆(口述)以及原常宁县委书记陈茂艺同志生前回忆记录整理而成,如有擂同实为巧合。

山西红色故事编辑部:郝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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