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红色故事> 党的故事

党的故事:革命先驱共产党人---贺昌
来源:贺昌中学   作者:编辑部   更新时间:2020-10-20   浏览:358


一、 贺昌轶事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阎锡山这个老贼,也乘机逮捕和屠杀了无数个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把整个山西,闹得乌烟瘴气。当时,共产党员贺昌同志就是阎锡山的眼中钉。他派出了大批特务,到处捉捕贺昌同志,可是都枉费心机。

有一次,党派贺昌同志到武汉一带领导青年运动。为了避过阎匪特务的眼目,贺昌同志不能直接从太原车站上火车,必须徒步走到榆次,再从榆次搭车到石家庄南下。当时任务紧急,党给贺昌同志准备了一头小毛驴,叫他尽快赶到榆次,贺昌同志伸手从衣袋掏出条红绸,扎在驴脖子底下的铜铃上,还打了蝴蝶结儿。那位党的同志担心地问:“你怎么往驴脖子上扎红绸呢?”

贺昌同志笑着说:“怕什么?这样叫敌人知道骑驴的就是共产党。叫他们捉吧,看看咱们谁的神通广大!”

就这样,太阳还没有出山,贺昌同志骑在驴背上,打了一下驴屁股,直奔东门去了。

在这天,阎匪布置在太原车站的特务,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还不见贺昌同志的影子。一个戴茶色眼镜的老特务手拿着贺昌的照片,正在车站到处乱窜的时候,忽然门外进来一个特务慌里慌张地说:

“我看见贺昌了!”

老特务忙问:“他在哪儿?”

小特务说:“我早晨看见他骑着一匹小灰驴出了东门,奔榆次那条大路去了。那匹小灰驴的脖子底下还有个红绸扎的蝴蝶哩。”

 老特务指着贺昌同志的照片,又问了一句:“确实是这个人吗?”

小特务点点头,说:“没错儿。”

老特务一转眼珠,明白贺昌为什么从榆次上火车了。他把小特务大骂了一通以后,赶忙给榆次火车站上的阎匪特务打了个电话,嘱咐他们千万别放过。榆次车站上的阎匪特务,一得到这个消息,马上分头把守几条大路口,静等着贺昌落网。等到太阳刚刚偏西,只见一条大路的远处,有人骑着一匹小毛驴,那毛驴浑身是灰,最醒目的是那毛驴脖子上当当啷响的铜铃上,还扎着一个红绸结儿。特务们一见这条毛驴,知道准是贺昌骑的。

于是,特务像恶狼扑食似的,向那个脖子底下扎蝴蝶结儿的灰毛驴冲上去了。特务们手里的枪只对准骑驴的人,喝道:

“贺昌!不许动。”

骑驴的人慌忙回答说:

“我……我不是‘和尚’,我是个瞎子。”

特务们拥上前一看果然骑驴的是一个瞎眼的老农。一下都惊坏了,谁也闹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见这老农眼睛又瞎,衣服又破,绝不象他们要捉的贺昌。但是,奇怪的是那灰毛驴的一切特征,却是一模一样。要是放了这老头子,又怕放走了“赤党”;不放吧,这瞎老农根本不可能是贺昌。最后,特务头子说:“赤党神出鬼没,说不定这瞎子就是那个姓贺的化装的。”就这样他们押老农连同小毛驴,一块回太原了。

第二天阎锡山亲自审问贺昌。不料,特务们押到他面前的不是他日夜想拔掉的“眼中钉”,而是瞎眼的老农。阎锡山气得把特务头子撤了职,把瞎眼老农放回了家。

原来,那天贺昌骑驴出了太原东门以后,走了不到二十里路,老半天才迈上一步。贺昌同志赶到跟前一看,原来那老农又双目失明,行路困难。贺昌同志问他到哪儿去?老农到榆次去。贺昌同志心想:这里离榆次还有几十里,老汉走得这样慢,恐怕黑夜也摸不到榆次。想着想着,贺昌同志就跨下了驴背,让老农骑上赶路。自己却绕路越过了榆次,改由阳泉搭火车上路了。谁想到,他这么临时一改主意,可把敌人闹得乱成了一团儿。


二、贺昌的红色恋情



在武汉:初识好感

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贺昌被党组织派往武汉任共青团湖北区委书记。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革命阴霾密布,武汉形势也日益紧张。然而,贺昌仍然根据党的指示,大力发展团组织。他经常深入到基层团组织和青年中间,参加团组织召开的各种集会,利用各种场合向团员和青年进行时势和思想教育。

4月27日到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贺昌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其间,贺昌与代表们交流思想,讨论革命形势和斗争策略。与陈独秀等的主张不同,贺昌与毛泽东、瞿秋白都认为:共产党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采取果断行动,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以战斗代替退却,争取国民党左派。大会最后通过的决议提出了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具体措施,明显地流露出对汪精卫和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幻想。

就在这时,在武汉总工会举办的周末晚会上,贺昌初次结识了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宛希俨的爱人黄慕兰。黄慕兰聪颖美丽、开朗活跃,既善于雄辩又泼辣干练,在当时的社交舞台上算得上一位引人注目的女性。

黄慕兰,湖南浏阳人,1907年7月出生。1919年在长沙周南女校读书时就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为脱离包办婚姻家庭,她单身一人出走参加了革命。1926年任国民党武汉市特别市党部妇女部秘书,并与中共早期党的领导人之一宛希俨结为夫妻。同年秋,加入了共青团,11月又由共青团提名加入党组织。在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第二次党代会上,黄慕兰当选为执委兼妇女部长。与此同时,还兼任《民国日报》副刊编辑、妇女协会筹备主任、女子放足委员会主任委员,经常协助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开展工作。由于黄慕兰参加领导了武汉三镇20万群众庆祝“三八国际妇女劳动节”游行活动并频频组织各类妇女活动,因此,她在武汉女界红极一时,堪称女中英杰。

黄慕兰后来回忆说:“我和贺昌是在武汉初次见面的。1927年,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在一次入团仪式大会上,贺昌代表团中央出席并讲话。他的讲话简单明了,给我的印象很深。”“在我担任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虽然没有和我个别接触,但对我的工作是完全了解并大力支持的。那时他20来岁,风度翩翩,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贺昌与黄慕兰一见如故,便很自然、大方地聊起来。贺昌对黄慕兰出色的工作大加赞赏。他说:“慕兰同志,我来武汉后就听说你是女界英豪。特别是领导武汉20万群众庆祝‘三八国际妇女劳动节’游行活动,搞得很好,很成功,是我们搞青运工作者学习的榜样。”黄慕兰谦虚地说:“这没什么值得一提的,这仅仅是开始,革命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我做得还很少。”

接着,二人交换了对革命形势的看法。黄慕兰打心眼里为贺昌对形势的敏锐认识所折服。

就这样,初次的相识,给彼此的心里都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5月间,武汉形势日益严峻起来。夏斗寅、许克祥先后叛变。即使在这样恶化的局势下,贺昌也丝毫没有松懈地为党工作。新的共青团湖北省委在他的领导下,加强了对以武汉为中心的学生运动的组织领导,在各地广泛建立学联组织,加快学生运动的发展,宣传揭露蒋介石、汪精卫屠杀压制工农运动的罪行。并于5月、6月两个月内,将团员人数由原先的8000名大幅度发展到20000名。

一次,贺昌见到黄慕兰,不无担忧地说:“夏斗寅、许克祥叛变,杀的都是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现在形势更加严重,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你是个很红的党员,应当注意隐蔽自己。”

黄慕兰感谢贺昌对她的关心和提醒,说:“我已经做好了隐蔽或转移的准备。”

短暂的见面之后,贺昌与黄慕兰就又各奔东西,分头投入自己的工作中去了。

不久,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反共”,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肆逮捕与屠杀。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训令对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和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委员会,停止了陈独秀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发表了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宣言,并要求中共武汉党团组织转入地下或转移别处。随后,遵照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决定,贺昌与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先后离开武汉,前往九江等地,积极策划武装起义。黄慕兰也离开武汉,随丈夫宛希俨来到江西。

在上海:喜结良缘

1928年,宛希俨在江西不幸牺牲。黄慕兰被调到上海任中央政治局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同年,贺昌也被调回上海党中央工作。

黄慕兰后来回忆说:“我在党中央机关工作时,又碰到了在武汉时就已认识的贺昌同志。他是山西人,只比我大半岁,在党的五大上,他和关向应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记得我和宛希俨在武汉结婚后,在总工会举行的星期六文娱晚会上,曾听过他的讲话,后来在党、团活动的政治报告会上,也听过他的演讲。他才华横溢,很受大家的钦佩。他也知道我在武汉工作过,这次在上海又见面后,他首先提到,希俨的牺牲是党的重大损失,并劝慰我不要过于悲伤??那时,他虽是中央委员,但并不在党中央机关工作,而是经常受中央的委派,去湖南、湖北等省视察各地工作,来上海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时,就住在旅馆里。”

贺昌到上海后,住在孟渊饭店(后改名为申江饭店)。黄慕兰作为党的机要工作人员,经常送文件到贺昌的房间。革命工作的需要,使两人接触逐渐多了起来,彼此也越来越了解对方。

贺昌看到黄慕兰身体比较虚弱,精神略显憔悴,知道她一定还在为丈夫的牺牲而难过,便找个适当的机会劝慰道:“宛希俨是个好同志,但人死是不能复生的,你不要过度悲伤,务须节哀。”

黄慕兰伤感地说:“我也想通过努力工作来摆脱悲痛,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惋惜希俨的才华,总是觉得他不应该牺牲得那么早。如果他没有牺牲,很可能也会调到上海来,我们一起工作,共同生活??我日夜思念他,人也愈显憔悴消瘦。他是那么好的一个同志啊,竟然突然撒手离我而去......”

贺昌连忙宽慰她说:“你不应该总是那样悲伤,甚至沮丧,你应该清楚自己是一个经得起各种考验的共产党员,你这样下去会伤身子,也有可能会消磨革命意志的。”

黄慕兰低垂着头说:“我的革命意志是坚定的,就是对希俨的牺牲太悲伤了。”

贺昌有些心痛地注视着黄慕兰说:“虽然你的工作是积极努力的,但不应当总是带着一种悲伤的情绪。我们都曾经宣誓入党,竭诚表示愿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我们也都明白革命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甚至是残酷的,不可能一帆风顺。因此,要牢记列宁同志的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战胜敌人的武器,就是组织、组织、再组织,学习、学习、再学习,战斗、战斗、再战斗!我们不应遇挫折而消沉,而要迎着困难上,坚信革命必将胜利,坚定地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对革命工作,对自己的身心都有好处。”

为了增强说服效果,贺昌还联系苏联妇女奋发自强的具体事例,来鼓励黄慕兰摆脱消沉情绪,及早振作起来,努力工作。

黄慕兰听了贺昌这番推心置腹的话后,茅塞顿开,眼前豁然开朗了。从此,她不仅精神日渐振作,脸上也现出了往日灿然的笑容。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贺昌越来越觉得自己对黄慕兰的感情与日俱增,欲罢不能。而且,他也隐约觉察到黄慕兰对自己也由原来相互间的尊重信任,而逐渐产生了倾慕之情。

终于,有一天,贺昌以男子汉的勇敢和率真,再次找黄慕兰单独谈话,倾吐了自己的爱慕心声。他单刀直入地问黄慕兰:“慕兰同志,你看,我是否有可能和希俨同志一样,和你结成革命伴侣呢?”

黄慕兰略作沉吟,随即也很爽快地点点头,微红着脸,低下头说:“这事容我向组织上汇报后再来决定如何?”

贺昌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诚恳地说:“就应该如此慎重对待的,我等待着你的答复。”

黄慕兰回去做一番考虑之后,便去找周恩来将贺昌求婚一事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了非常高兴,满意地笑着说:“很好,贺昌同志是值得你爱的,我同意你们结合。”

黄慕兰从周恩来办公室出来,直奔孟渊饭店。轻轻推开房门,只见贺昌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黄慕兰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背后,带着喜悦朗声呼唤:“贺委员同志......”

贺昌从沉思中蓦然惊醒,急忙转过身站了起来,给她让座、倒茶。黄慕兰沉住气,在贺昌办公桌前坐定,半天也不说一句话。

贺昌盯着黄慕兰仔细端详一会儿,聪明的他已经从她故作镇静的神态中猜测出了事情的答案。但是,他也故意装作不知情的样子,不紧不慢地问道:“慕兰,你今天有什么喜事要向我说呢?让我猜一猜,是不是咱们的事组织上批准了?”

黄慕兰知道瞒不过他,就笑吟吟地说:“是的,周恩来还夸了你一通呢。”

贺昌问:“那咱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呢?”

“还是你来决定吧!不过,我们在白区工作能举行仪式吗?”

“仪式恐怕是不能举行了,可是就这样简单地搬到一起住就算结婚,那就有些对不起你了。”

黄慕兰爽朗一笑,说:“这有什么,共产党人嘛。不讲究形式,要注重实质才好呀。”

1928年年底,贺昌与黄慕兰喜结连理。没有豪华的宴席,没有高档家具,两个志同道合的情侣把铺盖搬往一起,就算有了他们的新家。

结婚之日,周恩来、李立三、刘少奇、陈潭秋、李富春、邓小平、关向应、邓颖超、蔡畅等许多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的同志都纷纷向一对新人祝贺......

于两地:成为永别

新婚一过,贺昌就告别新娘返赴香港,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主要负责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党的工作,担任了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此时,上海的工人也在酝酿罢工斗争,党中央动员机关干部到基层去发动群众,并在实际斗争中经受考验。

黄慕兰则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要求到工厂去锻炼。得到批准后,她被派往浦西区棉十三厂当学徒工。

1929年五六月间,黄慕兰来到香港担任南方局的秘书兼交通员。夫妻俩终于可以暂时告别天各一方的分离生活。

这年冬天,共产国际有一笔经费通过越南支部汇到南方局,要转交给中国支部。南方局在香港代收后,贺昌便考虑物色一位可靠合适的人选转送上海中央。思来想去觉着黄慕兰合适,因她既对上海情况熟悉又是南方局的交通员,况且挺着大肚子更不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贺昌把他的决定告诉黄慕兰后,她爽快答应了。她化装成贵妇人模样,穿起大衣,戴上帽子,带着一个樟木箱,并让拎箱子的同志扮作她的佣人,乘坐法国“皇后号”轮船,坐上头等舱前往上海。抵达上海后,李富春派了小汽车来到码头接头。待迅速顺利交接完毕,黄慕兰又换穿上平常衣服,和佣人”一起买了普通舱票返回香港。

回港后,贺昌赞扬黄慕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贺昌说:“慕兰你在敌人的牢里经得起考验,这次又能扮成贵妇人顺利地把经费护送到上海安全交给中央,能上能下,真是好样的。”

1930年3月3日,贺昌的儿子降生了。贺昌夫妇给爱子取名为贺平。儿子一出世,他就让接替他任南方局书记的卢彪夫妇抱走。原来,孩子出生前,贺昌就已接到中央调他到设在天津的顺直省委任书记的调令。当时贺昌思忖:妻子怀孕时曾坐牢,缺乏营养,患了严重胃病;孩子又太小,一起去天津,长途跋涉,旅途劳顿,恐怕遭罪得很。可是,若把母子留在香港,没人照顾又放心不下。他便瞒着妻子悄悄与柯麟和卢彪事先商量,决定把孩子送给卢彪夫妇做儿子。卢彪夫妇欣然接受了。

黄慕兰刚生产完就要与儿子分离,思想上怎么也想不通。因为她与宛希俨生了第一个儿子后,当即就被送回宛希俨老家让人抚养了,现在又要将亲骨肉送给人,她当然极难割舍。贺昌耐心做妻子的思想工作。??

1930年3月底,贺昌夫妇到达天津。黄慕兰仍然做秘书兼机要交通员的工作。夫妇俩住在天津法租界黄家花园,有妻子在身边,贺昌更加精神百倍地工作。

这年8月,中共中央成立北方局,贺昌担任书记。六届三中全会上,贺昌当选为中央委员。北方局撤销后,贺昌夫妇再次回到上海。

然而,“党指挥到哪里就到哪里去”,是每一个革命者都毫无选择无条件服从的信条,更何况贺昌那样对工作永不愿停歇、总是开足马力而对党无限赤胆忠诚的人。

1931年6月的一天,贺昌告别了黄慕兰前往江西工作。然而,这一去竟然成了与黄慕兰的永别!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他,不幸于1935年春,在赣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英勇牺牲。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孟 红

三、革命先驱共产党人:贺昌




 贺昌原名贺颖,又名其颖,字伯聪):1906年1月19日生于山西省离石县柳林镇(今属柳林县)。山西省早期青年运动、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中共早期的高级党务工作者,红军高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政治委员、第3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等职。被选为中共第五、第六届(三中全会增补)中央委员,第一、三、四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率部向粤赣边突围,10日于江西会昌河畔遭国民党军伏击,与时任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等人一起壮烈牺牲。

 1913年至1918年,贺昌在柳林镇小学读书,其父贺雨亭,清末拔贡,学识渊博,思想开明,为人正直。深受其父影响,幼小的贺昌心灵中播下了爱国报国的种子。曾在一篇作文中写到:“国家灾难临头,应挺身而出,即使牺牲也不退缩。”

1918年,贺昌考入离石县立高级小学(今贺昌中学的前身)读书,在校期间,结识了从该校毕业后在太原、北京等地上学的张叔平、李燕熬、田开疆等进步青年,其班主任也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受他们的影响,贺昌的思想更加活跃。

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波及到吕梁山区的离石时,年仅13岁的贺昌立即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和学校进步师生一起组织罢课,声援北京等地的学生运动。

1920年春,贺昌随父来到太原,进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这是山西最早的一所官办中学,从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的高君宇利用寒暑假,常回该校宣传马克思主义,使该校学生思想日渐活跃。进步学生王振翼在高君宇的帮助下,创办了山西最早的进步刊物《平民周刊》,揭露阎锡山的反动统治,唤醒山西人民的革命意识。贺昌入校后,结识了高君宇、王振翼等人,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1920年7月,高君宇暑假回乡,在省立一中召集进步学生王振翼、贺昌等开座谈会,宣传马列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在高君宇的帮助下,1921年5月1日,以“唤醒劳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王振翼、贺昌先后成为团组织的负责人。

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把进一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山西得到广泛传播。团组织首先把《平民周刊》作为团的机关刊物,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揭露阎锡山的反动统治,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平民周刊》作为山西最早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进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引导山西青年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晋华书社是山西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一阵地,创办于1921年9月,贺昌以股东身份集资创办了书社。书社推销的进步书刊主要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以及《中国青年》、《先驱》等。1921年10月,贺昌和青年团员刘廷英在省立一中又发起组织了青年学会,以“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为宗旨,编辑出版《青年报》,设置图书室,订购许多进步书刊,吸引了大批学生来这里读书,使他们从中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而走上革命道路。青年学会内设立了平民小学,吸收附近的贫民子弟学习文化知识。贺昌经常在平民小学讲课,在讲解文化知识的同时,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以后又增设了成人夜校,吸收工人来听课,传播文化知识和革命思想。贺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向工人阐述革命道理,引导他们为求生存、谋解放而斗争。

1921年底,团组织负责人王振翼离开山西赴北京工作,贺昌成为太原团组织的负责人。在深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贺昌的思想也在不断地成熟。1922年5月1日,由贺昌负责编辑出版了《五一特刊》,这一特刊围绕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加以阐述和评论。在《发刊的旨趣》中,号召:“无产阶级的同胞们,醒来吧!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同盟罢工是达到我们目的的唯一方法!”针对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宗教活动愚弄群众,散布所谓“上帝主宰一切,祸福穷富命中注定”的滥调,贺昌撰写了《认清我们的仇敌——基督教》和《庆贺劳动者的大团结》两篇文章,前者揭露基督教的本质“完全是帮助资本家掠夺劳动者,扶持资本家压迫劳动者,欺骗一般无知的笨东西。”(《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上册,58页、60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后一篇文章则是为庆贺全国第一次劳动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写的。《五一特刊》的编辑出版,是贺昌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1922年6月,太原团组织根据团的一大通过的团章规定,选举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7月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团执行委员会),年仅17岁的贺昌被推选为太原团地委书记,担负起领导山西青年革命运动的重任,9月下旬至10月间在京由高君宇、邓中夏介绍由团转党后,于10月30日被增补为团中央执行委员,11月至12月间返回太原指导山西青年运动,成为团中央驻外委员和5位执委中最年轻的一位,并于12月24日当选为太原团地委第二届执委会书记,亲自领导了太原正太铁路工人12月的总同盟罢工斗争。由于受到阎锡山当局的监视与跟踪,经团中央同意,于1923年1月赴北京团中央工作,先任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发行主任,2月接任团中央经济主任。期间,曾回太原参加山西省立一中的毕业考试,并到石家庄指导工人运动和青年团工作。此后,贺昌在继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宣传的同时,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之中。

随着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发展,阎锡山对此深感不安,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压制,致使“书报往来”常被“当局检查扣留;印刷出版等物,时常禁止递送;集会结社,无时不受干涉,学校受制于军阀,来绝个性,纯讲服从。”(贺昌:《太原的青年团体》,载《先驱》第12号,1922年10月15日。)特别是省立一中的校长魏日靖上任之后,对学生严加管制,并采取每星期考试制,不及格者留级,违反校规者开除,以此来捆绑进步学生的手脚。1922年暑假考试时,校方故意出难题,致使200多名该升级的学生未升级,十几名应届毕业生未毕业,而这些学生多数属于政治上进步的学生。为此,贺昌决定发动省立一中学生掀起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

1922年9月初,省立一中开学后,贺昌、刘廷英以青年学会的名义召开学生大会,揭露魏日靖打击、限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的劣行,号召学生罢课,并通过了罢课宣言,提出了“反对封建独裁”、“要求政治活动自由”的口号,要求当局撤销魏日靖的校长职务。会后,贺昌发动学生到省教育厅请愿,派出十多名学生代表去和教育厅谈判,结果,省教育厅不但没有答应学生的要求,还将学生代表扣留了一夜。面对当局的蛮横行径,贺昌指示刘廷英等十几名学生冲入校长室,将魏日靖赶出了校门。阎锡山得知此事后,立即派政务厅长崔廷献、警务厅长南桂謦、教育厅长虞铭新带领警察冲入省立一中,逮捕了刘廷英等19名驱赶校长的知识分子。但学生们没有被他们的暴行所吓倒,将虞、南、崔三人关在了校长室,一致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阎锡山又增派一个步兵营将一中包围起来,企图胁迫学生释放虞、南、崔三人,恢复上课。广大学生在贺昌的秘密指挥下,手执棍棒,进行自卫。学生与军警一墙之隔,对峙了三天三夜,终于迫使阎锡山释放了被捕学生。正是在罢课的情况下,贺昌被中共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的邀请,离晋赴京汉铁路高碑店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人运动,并辞去太原团地委书记职务。此事于9月24日团中央在上海召开的第19次执委会议上得到认可。

 省立一中反校长斗争坚持了半年之久,终于取得了胜利,魏日靖被免职。

1922年5月,王振翼参加青年团一大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回到太原,向贺昌等传达了大会精神。经过研究,决定在太原市组织赤色工会,发动工人罢工。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1922年5月和9月,在贺昌的领导下,太原大国民印刷厂和制革厂工人先后举行了罢工斗争,成为山西工人运动的开端。

大国民印刷厂是一个只有60多人的私营企业,这个厂的工头彭太仁是资本家的忠实走狗,对工人百般虐待,后来被工人赶跑了,但不久又被资本家请了回来,重新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激起全厂工人的愤怒。针对这种情况,贺昌决定发动全厂工人罢工,并起草了《罢工宣言》和《告群众书》,组织团员和进步学生四处散发。5月16日,罢工开始。17日,贺昌等根据事先的安排,一面召集全市印刷工人在纯阳宫集会,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举行同盟罢工,声援大国民印刷厂工人的斗争;一面采取合法的斗争形式,呈请太原市公安局,批准成立印刷工会组织。但由于反动当局的干涉,印刷工会组织未能成立,同盟罢工也没有实现,这次罢工以失败告终。同年9月,太原制革厂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开除厂内欺压工人的监工、工头。这次罢工由于作了周密的准备,事先成立了工会组织,再加上工人斗争态度坚决,所以取得了胜利。贺昌从大国民印刷厂工人罢工失败和制革工人的斗争胜利中认识到:工人阶级只有团结一致,成立工会组织,斗争到底,才能取得胜利。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山西铁路工人运动汇入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洪流中。1922年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派刘明俨来到太原指导铁路工人运动,在刘明俨等的领导下,在石家庄成立了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随后,太原、阳泉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12月初,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改名为正太铁路总工会,在太原、阳泉设立了分会。贺昌担任了太原区分会秘书。他经常深入到铁路工人中间,了解他们的疾苦,鼓励他们起来斗争。12月15日,在正太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下,正太铁路工人举行了全线总罢工,要求路局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工时和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等。太原区分会在贺昌的领导下,积极响应罢工,并组织了工人宣传队、纠察队,散发《罢工宣言》,向各界宣传罢工原因、复工条件,维持罢工秩序。在全线工人的坚决斗争和全国各地工人的声援下,正太铁路工人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路局被迫答应了工会提出的复工条件。



1923年1月,贺昌赴北京就任团中央执委,先后任《先驱》发行主任和团中央经济主任,并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同年7月赴上海大学学习,并参加中共上海大学组的组织生活。先后担任第三、四届团中央执委、农工部长、劳动部长、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南方局宣传部长、北方局书记兼顺直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与项英、陈毅等人组成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担任中央分局委员、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继续在南方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1935年3月10日,贺昌在率领部队突围时,于江西会昌河畔遭敌人伏击,壮烈牺牲。这次突围中,牺牲的还有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等人。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陈毅在《哭阮啸仙、贺昌同志》一诗中沉痛地写道:“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表达了他对贺昌等同志的敬佩与怀念。



62.9K

主管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山西省晋绥边区历史文化研究会    忻州市延安精神研究会

协办单位:泓景兴业投资发展集团   晋西北老战士文化大院

备案号:晋ICP备14006497号 山西省太原市鼓楼街巴黎广场旧金山区九号   联络热线:13935014059  13994139362

邮箱:601992476@qq.com    1624584159@qq.com    hwj.1961@163.com

技术支持:龙采科技 版权所有,未经同意,转载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