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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汾河情结 ——纪念我的母亲程宜萍
来源:晋绥网   作者:刘松柏    更新时间:2020-08-06   浏览:4883

              我的汾河情结
                         ——纪念我的母亲程宜萍


汾河在山西境内,是黄河的地二大支流,源于山西的武管涔山麓,贯穿山西省南北,在河津附近汇入黄河。长716公里,流域面积约39,000平方公里。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这也是山西的母亲河呀!我在1岁时,就与汾河结下了不解之源,我永远记住了汾河!惦念着汾河!这是我的汾河情结!
我如何与汾河结缘呢?

我从1944年讲起,1944年毛主席有一个大手笔,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主席决定成立南下支队,南下支队的任务是从延安打到广东,与东江纵队接上,建立敌后根据地,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为政委,我父亲刘型任南下支队政治部主任,1944年11月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延安的飞机场检阅了这支队伍,不久,南下支队就出发了。




刘型同志生平:

刘型同志(一九零六年三月至一九八一年八月),祖籍湖南醴陵,生于江西萍乡。一九二六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攻打叛军夏斗寅的战斗中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九月参加秋收起义,任萍醴游击营营长。一九二八年四月率部上井冈山,任红四军三十一团一营一连党代表,八月率部守卫黄洋界哨口,参加黄洋界保卫战。一九三二年后历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三十八师政委、红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兼高级军事裁判所所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斗。长征中,担任红五军团后勤部政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随营学校政委。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经朱德总司令提议,调任四方面军政治部巡视员。一九三六年曾任军事裁判所所长、敌工部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抗战期间,刘型同志在红军大学(抗大前身)学习、任教。后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敌工科长(部长)、八路军军政学院政治部主任、南下支队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期间,刘型同志任中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四野十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嫩江省委常委兼齐齐哈尔市委书记。湖南省和平解放后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兼省检察长和城市企业工作部部长。

一九五二年任北京地质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一九五八年任国家农垦部副部长。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选为是中纪委常委。曾任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父亲出发去南方征战时,我还没有出生,我是1945年3月8日在延安出生的。
那时,母亲程宜萍在延安的党校二部学习,我急匆匆地来到这个世界,母亲没有来及上延安的中央医院去生孩子,我就生在了她的宿舍里,是她党校二部的同学朱莲接生的。当时的延安很困难,卫生条件差,老鼠比较多,经常有老鼠咬了小孩的鼻子和耳朵,母亲下班回来,看见我的嘴也被老鼠咬了一下,怎么办?她很聪明,找了一只小猫看着我,她把小猫栓在小床腿上,绳子不要太长,小猫跳不到床上去,老鼠也不敢来了,我1岁多以前,就是被猫妈妈看着长大的。

1946年冬,我一岁,胡宗南进攻延安,我们党的政策是要暂时放弃延安,与国民党周旋,以后再收回延安。于是,我们要跟着延安第二保育院行军、撤退了。
延安第二保育院是朱总司令、康克清妈妈为前线的将士的子女而建的一个保育院。临撤退前,康克清妈妈到延安第二保育院进行了动员。她说:“3天以后,我们要离开延安了,我们延安保育院的宗旨是:一切为战争!一切为党!一切为了孩子!在行军的路上,大人在孩子要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大家能做到吗?”,保育院的叔叔、阿姨都高声回答:“能!”部队就这样出发了。




程宜萍同志生平

程宜萍同志(一九零九年十二月至二零一三年二月)安徽舒城人。一九三三年浙江省高级蚕校毕业。次年在老师资助下留学日本九洲帝国大学。“七七事变”后弃学回国抗日。一九三八年初到延安,在陕北公学、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中央军委锄奸部、后勤政治部、八路军军政学院政治处、党校二部工作。一九四六年任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部支部书记。一九四八年先后任齐齐哈尔市三区区委副书记、市直属机关总支书记。

建国后任湖南省妇联生产部部长兼省总工会女工部副部长、长沙市第一届妇联主任、市委妇女委员会书记。一九五二年底调入农业部,任特产司蚕桑科科员、科长,工业原料局处长。一九六四年三月任副局长,文革后任副局长、顾问等。一九八二年底离休,二零一一年副部级医疗待遇。从一九七九年以来,先后担任中国农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蚕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第四届中国蚕学会理事会荣誉理事。

这时我母亲程宜萍在延安第二保育院任院部支部书记,我和姐姐随着二保育院撤退,父亲刘型在前方打仗,我们在后方也不太平。队伍行军走到山西汾河敌我双方的拉锯区时,359旅的战士们临时打下这块地方,在一个深夜,保护着5个后勤单位过河,延安第二保育院是最后一个过河的。延安第二保育院过河时,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

保育院悄悄地过封锁线,不远处就是敌人的碉堡。过封锁线有个纪律是:大家都要静悄悄的,不能喧哗、不能哭闹!那时,延安第二保育院带了150个孩子,最小的就像我,才1岁多,大一点的有4、5岁,孩子们毕竟是经过了战争的洗礼、经过了叔叔、阿姨的教育,他们就像小八路一样,都特别遵守纪律,没有人喧哗和哭闹的。

母亲作为党员、作为干部,她总是先人后己,她把强壮的大毛骡子分配给别的孩子用,给我和姐姐分配的是个小儿骡子,骡子背上,一边放着一个垛子,一边垛子里是我姐姐,一边垛子里是我。大家看过电影“啊!摇篮”吧,那就是我们保育院从延安撤退行军时的真实写照。儿骡子太小,走路不稳,一走三晃,逐渐掉了队,在过359旅战士搭的浮桥时,儿骡子一脚踩到了冰上,它双腿一跪,结果是连垛子带孩子一块都甩到冰河里去了,那是我和姐姐呀!

当时母亲负责着两个文件箱(所有人员和孩子们的档案)和公家的四个孩子,行军队伍已拉开了距离,那时没有手机,只能一个人对一个人悄悄地说:“传上去,程宜萍的两个孩子掉河里淹死了。”,“传上去,程宜萍的两个孩子掉河里淹死了”,当她听到了从队伍后面悄悄传来了自己的两个孩子掉到冰河里淹死了的消息后,她一惊!差一点从马背上栽下来,她眼泪刷地涌了出来,那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况且2个孩子同时掉河里淹死的消息,她真想立刻返回去救我们,哪怕看看我们的情况也好,但,她知道虽然自己的孩子将来也是党的人,但公家的一对文件箱和四个孩子更重要,他们的父母都在前方打仗呀!八路军战士们打赢了仗以后,要凭着这两箱档案找到自己的儿子呀!她不能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呀!她流着热泪,毅然决然地向前走去了。后来在救助我们的过程中,队伍又悄悄传颂着:“传上去,程宜萍的大孩子救活了,小孩子淹死了。”,“传上去,程宜萍的大孩子救活了,小孩子淹死了”,行军途中,她的心里倍受煎熬。

在我们队伍旁边的359旅的小战士,18岁的全超,不顾一切地跳下河去抢救,第一次捞上来我姐姐,第二次捞上来一个行李,第三次才把我救上来,当时我已没气了,他把我控干了水,嘴对嘴的进行人工呼吸,才把我救活。然后把我们送到老乡家里的热炕上取暖。天亮前当部队要放弃这一拉锯区,准备撤退,最后在村子里再搜索一遍,战士们在老乡家里发现我和姐姐时,还没等大人说话,我姐姐就抢先说:“我爸爸是刘型,我是小八路。”,359旅的付志华叔叔让战士用大衣裹着我们,背在背上边打仗,边行军,打了二十多天仗,才把我们送到陈赓将军的太岳军区中的韩洪镇,母亲在行军途中,交代了保育院的工作,在韩洪镇等了我们十几天,一天,两个民工抬来一个担架,到母亲跟前,母亲这是心理特别忐忑,她不敢先开被子,生怕掀起被子,看见的担架上是一头孩子是活的、一头孩子是死的。当她知道两个孩子都活着时,她激动极了。

这时,战士背着我打仗的二十多天里我一直高烧不退,大概是得了肺炎,没有医、没有药,送到母亲跟前时,我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这时,部队的卫生员跟母亲商量说:“咱们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了!”,母亲同意了,卫生员手上只有一片阿司匹林,他说:“这是大人用量,如果给一岁的小孩吃下去。孩子的体温若速降下去,孩子必死无疑,若孩子的体温是一点一点地降下去,孩子还能活。”母亲横下一条心来,给我吃了这片药后,她看了我三天三夜,每天夜里怕我突然死去,点一个油灯,看不清我死活,再点上一个油捻,点上两个油捻,光亮大一点,看看我还活着,然后再囤下一个油捻,因为母亲也没有钱买油呀!三天以后,我出了一身疹子,体温逐渐地降了下来,我顽强地活过来了。陈赓将军和夫人傅涯阿姨还给我们送来了缴获敌人的战利品:一箱牛奶罐头等。

延安第二保育院从延安到了北京,爬山、涉水,过敌人的封锁线,3年的时间,历经3000里行军,150多个孩子没有死伤一个孩子,路上遇到敌机轰炸,叔叔、阿姨都是趴在孩子身上,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好孩子的生命。我的爱人梁汉平当时4岁多,他还清楚地记得,一次敌机来轰炸,孩子们躲在长得不高的麦田里,敌机俯冲下来时,他还清晰地看见飞机里的飞行员。

与延安第二保育院分开后,我母亲负责的另一队6000里行军,十几个孩子和家长,经过朝鲜平壤后安全地到达东北,也没有死一个孩子。母亲这一超出一般母爱的大爱,这一为革命事业,奉献一切的精神,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和同志们的尊敬。母亲在自己的岗位上敢于担当,这种先公后私、大公无私的品质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

1947年父亲刘型来到东北军政大学,当政治部主任,有的同志关心父亲,对他说:程宜萍和两个孩子在行军中当了俘虏,都死了,要重新给他介绍一个对象。我父亲说:“我一定要等组织上的准确通知,才能重找对象。”我们一家,从父亲南下后历时近三年多毫无消息,1947年8月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父亲就是这样重感情,对爱情专一,对家庭负责,对生活严肃。我们的家庭很完整、很幸福!

小时候,父母经常给我们讲起行军时的故事,讲起延安时期的故事,我们百听不厌。母亲还教会了我唱延安时期的歌曲:

《干一场》

“河里水呀,长又长,日本鬼子太猖狂!今天烧了张家庄幼,明天又烧李家庄,逼得那青年当炮灰,逼得老年运军粮,打仗打死,丢山岗呀!运粮运死,丢路旁!这样日子怎么过呃,拿起刀枪,干一场!”

我们从故事中、从歌曲中,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苦难;感受到中国革命的艰辛;感受到革命队伍中的友爱;我们感受到了父母的大公无私,为革命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他们可以舍弃个人的一切,可以为革命奉献一切,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核心价值观。

汾河是我终身难忘的母亲河、是对革命前辈行军、战斗的见证的河、是我们经历了战争洗礼的河。汾河作为黄河的第二大支流,像黄河之水天上来,川流不息在人间一样,流淌在祖国的大的上。我们要向这川流不息的河水一样,永远纪念着革命前辈,永远学习、继承、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者:刘松柏

                         编辑:郝洪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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