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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追寻父亲石子珍的红色足迹(图集)
来源:陆空海一路行   作者:陆空海一路行   更新时间:2019-11-25   浏览:222

 

 

我们的的父亲石子珍(字汝璋),1911年4月出生于陕西省延川县贾家坪乡呼家老沟村一个贫农家庭。父亲是家中的长子,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自幼聪慧好学,孝敬老人呵护弟妹。在延川县甘谷驿高小上学期间,他开始接触进步师生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策划参加反封建反礼教的学生运动。1928年下半年,经中共党员呼延年、呼延福兄弟倆介绍,父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十年代初期,父亲冒着杀头的危险,组织领导“闹红”运动,1934年初始任陕北红军延川县永胜区赤卫大队指导员;1935年,受党组织调派前往秀延县(解放后为子长县)第9区任苏维埃政府主席,随后任秀延县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经济部长和秀延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1935年11月,靖边县(当时分西靖边和东靖边)的西靖边苏维埃政府受到敌人的破坏,苏维埃政府主席阴云山同志不幸遇害。1936年9月,中共中央、中共陕北省委决定在靖边组建新的中共新城县县委和新城县苏维埃政府。1936年12月父亲临危受命从秀延县调任新城县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7年9月12日经党中央批准,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父亲任党的第一任安塞县县长,同时兼任安塞县法院院长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1941年12月到1945年5月,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建立新中国的远大战略部署,父亲来到延安中央党校参加党的“政权研究班”系统学习培养。

1945年5月7日,经党中央调派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任命,父亲在延安任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副局长;1945年11月15日转任边区税务总局局长;1949年5月20日新中国建立前夕,父亲率边区税务总局机关同志一起随大部队到西安,随后边区税务总局转为西北税务管理局,父亲转任西北税务管理局局长(辖管陕、甘、宁、新、青、藏和西安等七个省市税务管理局)。

1949年12月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通过,毛泽东主席签发,任命我们的父亲为宁夏省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7月24日,经毛泽东主席批示,我们的父亲任宁夏省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此后父亲先后担任西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宁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宁夏省委委员、省委常委兼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54年8月,宁夏省建制撤销合并甘肃省,父亲以西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短暂到甘肃省工作。1954年8月15日父亲当选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12月,中央有意调具有财经和税收领导管理能力的父亲,赴北京部委任职。据黄静波叔叔(曾任粮食部副部长、青海省委书记、省长)说:“当时的情况,是我去新疆,你们的父亲到北京来的!”

当习仲勋、贾拓夫等西北局主要领导委托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叔叔(曾任陕西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征求我们父亲的意见时,父亲表态,愿意去艰苦边远的新疆工作???受中央和西北局的委派,父亲戴着临别时马文瑞叔叔代表组织赠送的“欧米茄”手表又一次举家从贺兰山脉来到了白雪皑皑的天山脚下。最终践行了他为边疆“献青春、献汗水、献生命、献子孙”的理想和信念??父亲在新疆先后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委员、新疆自治区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党组副书记。文革期间父亲遭受残酷打击和无情迫害。文革后恢复工作初期任新疆自治区第四届政协常委等职。

1978年4月5日,父亲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终年只有67岁。

父亲在北京住院期间,即将赴广东工作的习仲勋叔叔和齐心阿姨赶到医院看望我们的父亲,历经风雨磨难的习叔叔和我们的父亲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父亲逝世后,王震、宋平、杨静仁、马文瑞、吴岱峰、张达志、赵苍璧、袁任远、贺晋年、黄静波等叔叔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等部委机关的同志数百人前来北京八宝山殡仪馆送别。刚到广东工作的习仲勋叔叔先后两次发唁电几次打电话给我们,表达对我们母亲和孩子们的慰问......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叔叔、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叔叔、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叔叔和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汪峰叔叔等也打电话发唁电送花圈、挽联,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我们父亲去世的深深哀思。

 

   1978年4月11日,王震副总理和马文瑞叔叔等领导同志参加和我们父亲告别的仪式。

 

 

1966年春节,父亲55岁,母亲52岁时的照片。

红军时期的父亲与战友的珍贵合影

 

 

 后排中为父亲的同乡、陕北红军时期的战友马定邦叔叔(曾任中共陕北区委组织部部长,解放后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央财贸政治部副主任,当时国务院财贸办主任为副总理李先念)。

 

 父亲在延安和战友的合影。1943年前后,父亲(左,怀抱着我的大哥月松)和三大石子珠(右,三叔怀抱着我的大姐月英)。

 

后排右一为第二任中共安塞县县长邵清华(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一位女县长,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委工交部副部长,后按副省级待遇离休),后排中为第三任中共安塞县县长贺兴旺叔叔(解放后曾任新疆粮食厅厅长)。

 

此为1951年父亲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开会时的合影。前排中为陕北清涧革命老人,原红军陕甘支队政委王浩,左为青海省财委负责人。后排左为辛兰亭叔叔(曾任中共延川县县长、晋绥第二分区专署专员,解放后任新疆自治区副主席),右为黄静波叔叔。

 

这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于上世纪50年代前后签发的我们父亲的部分任职任命书。

  

1952年下半年,全家在宁夏的合影。前排从左到右依次是母亲刘玉莲(怀里抱着我二哥月宁、中间前是我二姐月秀、后是我大姐月英、右是父亲石子珍;后排从左到右是月泉哥(我二叔的长子,父亲在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工作后期从延安到西安调宁夏都带在身边生活工作)、我大哥月松。

  

 1956年父母亲从宁夏到新疆工作后和家中孩子们合影(当时还没有我和月波)
第一排从左到右依次是我二哥月宁、三姐月新、二姐月秀;第二排从左到右依次是大姐月英、母亲、父亲、大哥月松。

  

1956年父母亲从宁夏到新疆工作后和家中孩子们合影(当时还没有我和月波)
第一排从左到右依次是我二哥月宁、三姐月新、二姐月秀;第二排从左到右依次是大姐月英、母亲、父亲、大哥月松。

 

60年代我们的全家福合影。前排依次为月波、母亲刘玉莲、父亲石子珍和我,后排依次是我三姐月新、大姐月英、二姐月秀、大哥月松、二哥月宁。

在我们子女们的心中,父亲近一米八的瘦高个头,高大伟岸,待人和善可亲。工作中,他注重工作实践,善于将实践经验总结归纳后再上升到理论高度指导实际工作。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发现父亲大量发表在报刊、杂志、会议讲话和他人的回忆录甚至文革时期父亲的所谓“个人检查”等实录文字资料,从中能看出父亲经过多年不断的实践和理论学习,会议讲话和把握文字能力都很强。一篇讲话稿子,信手拈来,通篇思路清晰,理论依据准确,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方法和能力都非常到位,口才好理论水平高!

父亲一生为党辛勤工作,任劳任怨。从不计较自己的个人得失!他为人处事的座右铭是:要“行得正立得端”!土地革命时期,父亲就担任了党的县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主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前后又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共和国税务总局前身)局长、中共宁夏省委常委等重要职务。五十年代初,在宁夏省委担任省委领导的父亲,在国家为其评定行政级别时,他和时任省委常委的王金璋同志一起,主动申请将自己行政级别评定从8级降为9级(8级为副兵团级、9级为正军级)。从宁夏省委常委到新疆自治区党委委员,很多人对父亲说,这是降职了呀?!父亲为此很淡然,他平静地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吆!

父亲49岁(母亲46岁)有了我和孪生哥哥月波,老来得了双生子,父亲对他的倆个“双生”儿子非常喜欢甚至有些小溺爱。生于60年代长于70年代的我们,正处于长身体又遇到了物质匮乏的时期。常常饥肠辘辘,肚子里没有油水吃不上肉不说整天都是玉米面发糕土豆??红薯??充饥??父亲拿着省吃俭用省下的微薄生活费(文革时期停发了父亲行政9级300多元的工资)和肉票、粮票,冒着新疆刺骨的寒风起个大早排着长队为我们买肉赊粮(粮食不够吃,常常是下月的粮赊到这个月吃。父母亲常被粮店的人员责备,不会过日子!??)。为了改善我们倆的伙食,父亲有时干脆“轮流”带着我和月波到他的老战友、老同事的家里去“打牙祭”??我们哥倆的鞋子穿破了都是父亲拿着去鞋摊修补。我的练习本破损了,父亲用在延安中央党校四年学习练就的缝补书本的“功底”,把我的练习本缝的异常规整漂亮!连母亲对父亲的这一手缝补功夫都赞不绝口!

文革初期,“反潮流”、“交白卷光荣”尘嚣甚上!父亲趁尚能自由行动的时机“走后门”从机关图书借阅室借来了大量的图书供我和月波阅读。父亲在家里话语不多,但开口总有说不完的笑话和有趣的故事。记得文革快结束时期,父亲“解放了”在新疆干部疗养院休养,去“打牙祭”蹭饭的我和月波,看到一群父亲的老战友、老同事们围坐在父亲的周边,全神贯注的听父亲绘声绘色地讲“三国演义”的故事,午饭时间都已经过了好久,意犹未尽的大伙儿却一致“抗议”父亲“且听下回分解”的戛然而止。

革命战争年代的父亲,当时我们知之甚少。一次,父亲带我去张世功叔叔(1941年和父亲同进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四年。曾任一二九师七七一团政委和新四旅副政委。解放后,曾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家“打牙祭”。张叔叔的夫人冯兰英阿姨是陕北人,饭间冯阿姨对我说:“你爸爸是我的救命恩人啊!当年陕北对敌武装斗争残酷激烈!一次,我们和敌人遭遇,大批敌人围冲过来很快逼近了,我个子小又是个女同志,是你爸爸举枪撂倒了几个冲在最前面的敌人,果断拉着我翻越山梁撤离的”!母亲曾对父亲评价:你大(爸)咋是个大个子大花眼(双眼皮)文武双全,是个俊个丹丹(英俊帅气)滴人哩!

 

图左为略显腼腆的我和灵动的月波。

 

这是60年代初,父亲在北京京百摄影部与马定邦叔叔(前左)和马亚夫(后站立者,和我家是姑舅亲戚。曾任八路军一二零师组建的大青山支队,对外称“李‘井泉’支队”负责人之一。解放后在绥远省军区武委会任主任、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厅副厅长等职。副省级待遇在内蒙古自治区离休)的合影。

 

1964年,父亲在北京中国照相馆和马亚夫、我三大(三叔)石子珠(后排站立者,离休前任陕西省税务局局长)留影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019年11月12日午时,我和孪生哥哥石月波一起从北京首都机场??飞往敬爱的父亲和母亲的家乡—革命圣地延安(南泥湾机场),追寻父亲石子珍的红色足迹。

 

飞机飞越华北平原抵近陕北大地时,眼望着广袤无际的黄土高坡,我和月波心潮澎湃!

陕北这块父母的家乡我们的老家,红色的革命土地,因为近年来的“退耕还林”等惠民政策推进,俯瞰广阔的高坡沟壑已是处处林木茂密。以石油、天然气、煤炭、林果业和畜牧等产业引领的陕北经济发展也是蒸蒸日上。

 

  11月13日上午从延安驱车赶赴父母亲的家乡我们的老家延川县。午时11时许,来到延川县延远中学,参加月波为该校10名贫困学生捐资助学活动。为了还愿父母生前对家乡的牵挂眷恋和对贫困老区尽绵薄帮扶的深情意愿,月波已经连续五年对当地贫困学生进行捐款资助,总额达十五万余元。

  

月波与延川县慈善协会高凤兰会长(原为延川县县委副书记、全国慈善好人)合影。

 

我的身旁是我二大(二叔)二子月泰哥和三大(三叔)长女月琴姐,他们哥、姐两人都已八十二岁。精神可嘉的参与了这次陕北追寻父亲红色足迹亲友团全部行程。

 

 

 

 

 11月13日下午,我和月波、老家三个叔叔一个姑姑的后代堂兄弟姐妹、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和孙、重孙辈代表一起,组成的“追寻父亲石子珍红色足迹亲友团”一行,前往老家延川县贾家坪乡呼家老沟村,祭拜矗立于沟边醒目位置肃穆庄严的父亲纪念碑。轻轻地呼唤,亲爱的父母亲,我们来看您们了。 

  

祭拜过父亲的纪念碑后大家爬坡上山祭拜了老石家祖先和父亲、母亲(衣冠冢)陵墓、三个叔叔、婶婶的陵墓。

 

这次追寻父亲石子珍红色足迹亲友团参加人员有:父亲(长子)儿子月波、月涛;二大(二叔)儿子月泰、月照;三大(三叔)女儿月琴;四大(四叔)儿子月忠、月周;姑姑的儿子杨小宁。以及侄子(媳)侄女(婿):延兵、延刚、延文、延军、延江、延芬、成贵、世阳、延鑫、延玲、延蕊、铁军、延丽、石军、石茸、李龙;外甥女:晓丽;孙:长育、健伟、馨怡等。

 

沿着父亲纪念碑一路走进沟内深处,1930年父母亲在山腰居住的“婚房”土窑洞映入眼帘(窑洞和通往窑洞的上山路已经坍塌)据当地老乡说,父母亲当年居住的窑洞山体远看貌似“官帽”,窑洞周边树木枝繁叶茂,不同于沟内其他树木植被。

深秋初冬,沟里的野生沙枣和枸杞在寒风凛冽中依然顽强生长。

山坡下几十年不变,家乡人惯用的储存土豆的窖口。

站在沟壑纵横的高处,感知着当年父母亲在这片热土的红色印痕和革命足迹,感慨感动心潮澎湃。

我们的母亲刘玉莲是1914年12月生人,比我们的父亲小三岁。母亲生前常给我们说,她16岁“从川里(寺村)咋是嫁到了你们沟里(呼家老沟)哩”!来到父亲家,我的奶奶已经故去,父亲的四弟还穿着开裆裤,嗷嗷待哺。勤劳善良的母亲来到父亲家就开始承担起“长嫂如母”的生活重担。

月波有感而发:从平川到山沟 ,十六岁的妈妈八十九年前嫁到这黄土高坡。静静的凝视 ,仿佛看到那个骑着毛驴 ,身材娇小、坚强智慧的女子坚毅行走在野狼出没的山间小路,挥汗如雨地耕种收获。

新婚伊始,伺候长辈,照顾养育年幼的小叔子,操持家务,井井有条,是红军丈夫的贤内助。纺线织布,筹钱送粮,掩护同志,动员群众…是陕北最早的“红婆姨”。在颠沛流离,转战黄河两岸的战争年代,承受着夭折六个孩子的巨大痛苦,无比坚强的把七个孩子培养成人…传奇人生,震慑心魄,勤劳智慧,伟大善良,亲爱的妈妈,我们怀念您。

因为母亲的积极上进和为人处事能力,组织曾找到母亲,希望她出来工作。在红军队伍中的父亲闻讯后对母亲说,我参加了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随时都有遇害牺牲的可能!家里老人、幼弟和孩子一堆,万一我不在了你也没了,这一家子老少可咋办!此后,母亲尽心操持着家务照顾老小并继续做着纺线织布,筹钱送粮,掩护同志,动员群众的“红婆姨”的工作,矢志不渝地全力支持着“在队伍上”出生入死的父亲的革命工作。

母亲的勇敢胆识是出了名的。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时,父亲参加延安保卫战后又随“中央纵队”东渡黄河到了山西,继续组织晋绥边区税收工作,保障中央和边区政府有序运转。母亲带着孩子们从延安到陕北清涧的“李家塔”后又辗转回到延川的呼家老沟村。

呼家老沟村的家里窑洞,常常有闻讯而来饥饿的乡亲们,母亲用玉米、土豆、红薯等粗粮掺合着为乡亲们烧火做饭。一天,一伙国民党兵以搜查的名义闯入家中抢粮,母亲转身挡住簸箕中的粮食,以过人的胆识义正辞严:这么多人等着吃饭呢!用生命保护着簸箕里的救命粮食!

路过母亲的老家寺村,已是旧貌换新颜了!

11月12日下午,落地延安南泥湾机场后,与等候在那里的延安市税务局的同志和家里的亲人们一起驱车来到延安市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旧址。

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红色根据地和政权后第一个税务机关。抗战前期,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加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断绝了八路军的物资供给。为了保证抗战顺利进行,边区政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边组织军队、学校等各种力量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时也下降公粮起征点,承担抗战救国的任务。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全面封锁陕甘宁边区,造成边区财政极度困难,边区支出项由国民政府承担90%以上,陡降为10%以下,边区政府面临着整体缺衣少穿,战士无鞋袜,边区政府无纸张......等严重的财政困难。在这个严峻的时刻,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决定,必须建立自己的边区财税体制,做到自给自足,丰衣足食!在几任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局长,特别是1945年到1949年父亲担任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局长4年多的时间内,通过艰辛的努力。边区政府支出项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靠自己财税收入解决的伟大目标!边区财税机关为西北和全中国的解放,提供了“钱袋子”,保障了部队的后勤和补给任务。

1941年4月,边区政府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同年8月,边区辖总、分、县税务局已经发展到了35个,税所102个。边区税务总局公布了边区“货物和营业税”等修正暂行条例。积极开展税务征缴。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父亲带领税务总局全体干部职工,手握钢枪编入保卫延安和支援前线部队的游击战中,后因税收工作的需要,父亲带领税务骨干随“中央纵队”东渡黄河到了山西,领导晋绥边区税收工作,继续保障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有序运转。1948年4月,延安光复后,父亲率领总局全体税务干部和群众返回延安,积极开展了恢复战争创伤和组织整建税收的工作。

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旧址,是国家税务总局的前身和全国百万税务队伍的红色“税根”和“税务灵魂”。

这是七十四年前1945年由党中央调派、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签署,任我们的父亲为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局长的任命状

攀爬羊肠小路,来到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旧址。

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是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红色政权开辟建立和新中国成立后税务税收的发源地。在革命战争年代,边区税务总局从成立到边实践边总结,逐步建立了一整套规范的税收管理制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税务干部队伍,对新中国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开展,起到了先行先试的示范引领的重要作用。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税收工作在总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中,克服了严重的困难和险阻。充分发挥了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重大作用。密切了与边区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书写了厚重的中国红色税收的历史篇章!

1945年父亲任职边区税务总局局长后,以边区税务总局的名义发布了“游击征税”的办法。在游击中征税,在征税中游击!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征钱与征物相结合”的办法,要求税务干部“行无定时,衣无定形,宿无定点,枪不离身,睡不解衣”!强调税务干部“既是税务员又是战斗员”!力争达到“既能打击拖垮敌人,有效断其粮草,发动群众,坚壁清野,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又能有效组织收入,保证前线将士后勤补给”的目的!

总局下属各税务局在“游击征税”的办法指导下,组织武工队和游击队,征收粮食、草料,购买牲畜、组织军鞋,涌现了王永文、赵九思等一批用牺牲生命完成征税任务的英雄!涌现了像西府税务分局局长艾秀山那样以年上交夏粮9万石,超额完成边区税务总局下达任务的优秀税务干部。税务总局、分县局的同志们,用汗水甚至鲜血和生命,保障和完成了西北野战军的后勤补给,使西北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父亲在任总局局长期间,完善了“陕甘宁边区税收实践”。其内涵是:通过税收取之于民,供养军队,惠及百姓,发展生产,壮大自己!

“陕甘宁边区税收实践”完成了党从组织抗税抗捐—没收地主剥削阶级财产—创立自己的税收队伍—完善自己的税法体系—确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核心税务灵魂的成长和完善!

陕甘宁边区税收实践,保障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通过在边区的成功税收实践,奠定了新中国税收工作的良好开端和基础,是真正意义上新中国的税收之魂!

翻山越岭加羊肠小路,母亲生前常常念叨给我们的“咱们在延安的家门上有‘广-兴-隆-记’”的石板窑洞赫然出现在我和月波的面前。

“广兴隆记”这孔石板窑洞,据介绍是晚清时期开凿建设的。这里最早应该是延安“建安”商铺之一。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搬来此处后,这里成了担任总局局长的父亲的办公地和我们在延安的家。

我和月波在延安的家“广兴隆记”合影

与陕西省税务局毛友信处长(左三)和延安市税务局副局长冯增华(左二)等同志合影。

为规划建设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旧址纪念馆,延安市税务局杜锋局长、省税务局毛友信处长、市税务局副局长冯增华等同志为此积极努力,辛勤付出!我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一代代共和国新老税务人的使命担当和红色税魂的精神传承。

与外甥女高晓丽(月琴姐的女儿)留影

追寻父亲红色足迹亲友团在一起合影

父亲在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工作期间,非常注重培养和提高税务干部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
新中国建立前夕,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的强大攻势,横扫国民党军队!解放区面积日新月异!新中国建立指日可待!在这种情况下,边区和全国各地区税务领导干部和骨干奇缺!父亲和税务总局的同志们一起,先后抽调所辖分、县局200余名税务干部作为接管新区税务的业务骨干进行集中培训。随后,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和要求,再次组织500余人的税务干部进行集中培训和分派新区组建、接管税务工作。

培训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全国的解放形势、税务干部的政治立场、党性教育、廉洁纪律的要求。对国民党原税务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国民党税收制度的沿用和废除,接管新区的步骤、方法、注意事项等。

父亲在两期培训班上豪迈地说,今后,我们的税收工作方针是:面向新区,城市第一,开辟税源,健全税制!同志们要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把新区建设得和老区一样民主和繁荣!

1949年5月,父亲率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机关随同解放军进驻西安,边区税务总局随后转为西北税务管理局(地址在西安市新城正街丙字6号),父亲转任西北税务管理局局长。西北税务管理局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和西安等7个税务管理局。为了尽快开展各省市的税务工作,父亲用一碗碗的羊肉泡馍“饯行”他的得力干将分赴7个地方任职税务局长:党国栋去了甘肃、王广玺去了西藏、韩庚尧去了新疆、高益去了宁夏、刘树林去了青海、南屏去了西安......

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为组建国家税务总局和全国各地税务机关输送了大量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父亲欣慰和欣喜的看着与他一起共事的同志加战友分赴全国各地担纲大任:李予昂担任了新中国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王楠秋担任了华东税务管理局局长、林锦章担任了中南税务管理局局长、王石青担任了沈阳税务局局长、李行舟担任了天津税务局局长......

此图为任职西北税务管理局局长的父亲与同事们的合影。前排从左到右依次为杜仲兰阿姨(解放后曾任新疆外贸局副局长)、朱兆甚叔叔(解放后曾任新疆外贸局局长,与杜仲兰阿姨是夫妻)、我父亲、罗东明叔叔(西北税务管理局副局长,解放后曾任商业部副部长)、白碧英阿姨、韩庚尧叔叔(解放后任新疆税务局局长,和白碧英阿姨是夫妻),后排左三是刘志诚叔叔(曾任西北税务管理局办公室主任,解放后曾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和我三叔石子珠是儿女亲家)、后排右一是蔚钊阿姨(是罗东明叔叔的夫人)。

龙眼泉井原为一眼泛水泉老井。父亲和边区税务总局的干部群众当年一起修井窖,凿水池,增加出水量,被当地群众称为“税务井”。边区税务总局和中央西北局机关坐落于一个山梁的两面,龙眼泉泉水清澈甘甜。习仲勋、林伯渠等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都曾常饮此泉。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军队短时占领延安后,8月蒋介石抵至延安歇息边区银行时,也曾饮此泉。

远眺山顶为总局机关瞭望烽火台,山脚下为两个防空洞的出入口之一。

当年边区税务总局机关在窑洞后的菜地,如今历经时光荏苒,依然蓬勃生长。

这是父辈们在山腰间挖掘的有两个出入口贯穿山体长约70多米的防空地道工事。如今穿行洞内顺畅依然完好无损。

离开边区税务总局旧址后,晚参加由延安市税务局主办的“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旧址恢复保护座谈会”。根据规划,陕西省、市两级税务部门将报请国家税务总局,将延安的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旧址建设成为旧址纪念馆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红色税务教育基地。

 

2017年9月,应陕西省委宣传部、铜川市委、陕西省税务局的邀请,月波作为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父亲的后代代表,出席了“纪念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80周年暨‘边区税票回边区’座谈会”纪念活动 。

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发行的税票美观、精致、专业 。从上世纪40年代发行距今,已保存七八十年,成为国内外税票收藏界的稀有珍品。

从展出保存完好的税票可以看出,当年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从税制建设、税种、税率,执法水平和税务票证的征缴等全流程,已经达到了专业级高水平。边区税票为当时的陕甘宁、晋绥等解放区的税收和税收实践,为新中国税收业务的顺利推进和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为月波在参观“边区税票回边区”展览

11月14日上午,我们从延川县出发,来到梁家河村参观。

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40年前插队生活过的梁家河村。在这里,他曾扎根7年,7年里,他吃苦在前,带领村民打坝治沟,改善环境,21岁就全票当选村支部书记。在这里他体会了中国农村的厚重与广阔,也了解了中国农民的艰辛和付出,更是在这里形成了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追寻父亲红色足迹亲友团全体,在梁家河村村委会前合影留念。

追寻父亲红色足迹亲友团,一路从延川到子长(秀延)从子长(秀延)到靖边从靖边到安塞从安塞到延安,重走父亲不平凡的革命道路和历程,父亲的??红色革命足迹??一路教育感染激励着我们这些后辈的人们!

从梁家河村参观结束后,我们从延川来到了子长县(子长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历经秀延、安定等地域和名称的演变)。在子长县档案馆。负责管理档案的同志介绍,子长县1938年以前的档案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和烧毁,都已不复存在了!此时,热心陪同我们的县统战部同志向我们推荐,子长县玉家湾镇柳树沟村正在筹办“中共秀延县县委旧址纪念馆”,建议我们过去看看。

下午,我们来到了子长县玉家湾镇柳树沟村“中共秀延县县委旧址纪念馆”。收获太大了!

据玉家湾镇党委小高副书记介绍,我们来的非常及时!也许是上苍的眷顾!在我们来到旧址前的一个小时前,由子长县人民政府定制的两块纪念碑石刻刚刚吊装落成!幂幂之中仿佛知道我们要来似的。随着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中共陕北特委在秀延县玉家湾乡成立。玉家湾成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1935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在“红区”的安定县东北(包括安定县北一二三区、东一二三区、南区和瓦窑堡区)、清涧县西川和米脂县西区范围内建立秀延县和中共秀延县县委。此时,划出的秀延县域东从析家坪,西到十里铺,南达永坪、蟠龙,北至怀宁湾、苗家坪等地,地域非常辽阔。秀延县下辖13个区委,105个乡。

1935年2月6日,中共秀延县委在玉家湾乡柳树沟村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在柳树沟村正式选举产生了秀延县苏维埃政府。

中共秀延县县委和秀延县苏维埃政府是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和西北革命根据地最早涌现出来的中共县级党组织和县级红色政权,是根据地第一个党领导的土改规范化的县级红色政权。他与设立在安定县境内的瓦窑堡、赤源县并立为陕北特委领导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

秀延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所辖13个区委层层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13个区的区苏维埃政府。

1935年,在枪林弹雨烽火连天的红军队伍中锻炼成长的父亲,受党组织的调派,从延川领命来到了陕北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秀延县苏维埃政府,在随后成立的秀延县苏维埃政府所辖13个区的第9区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在9区苏维埃政府担任主席期间,父亲走遍了所辖的乡村,经艰苦细致的组织动员和发动农民群众,在所辖的乡相继成立了乡一级红色苏维埃政府,依托区、乡、村等各级农会、工会和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积极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开展土改分田和扩红支前等工作。在红、白区犬牙交错对敌斗争异常残酷激烈的情况下,为发展红色根据地和巩固红色政权,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由于父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红军队伍锻炼培养的杰出军事领导和宣传、组织能力,工作成绩突出的父亲随后又相继担任了秀延县苏维埃政府的教育部长、经济部长。1935年2月,父亲任秀延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1935年与父亲同在秀延县苏维埃政府任职的主席是薛兰斌大伯。


    

与父亲同期担任秀延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强晓初叔叔,解放后曾任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纪检委书记等职。

薛兰斌大伯(解放后任黑龙江嫩江地委书记兼专员,文革后任政协黑龙江省副主席和政协陕西省副主席)年长于我们的父亲,是1927年由陕北红军创建人之一的谢子长介绍入党的。革命战争年代,因和国民党斗争表现英勇,受到毛泽东主席称赞:“薛兰斌同志是我们人民的好县长”!

薛大伯和我们的父亲是出生入死胜似亲人的老战友老朋友。记得文革中后期,父亲和远在黑龙江的薛大伯一家终于取得了联系,他和母亲拿着薛伯伯一家的合影异常欣慰高兴的对我们说,多少年了!终于联系上你们薛大伯一家了。

1949年父亲与薛兰斌大伯(前排中)、罗东明叔叔(前排左)、刘子谟叔叔(前排右,曾任陕甘宁边区粮食局副局长,后任新疆自治区副主席)、杨树锦叔叔(后排左)在西安合影。

参观旧址纪念馆,一块块扣人心魄的展板和图文介绍,仿佛让我们看见了那些衣着单薄背着枪弹和行李卷具有坚定信念的父辈们,或步行或骑着骡马也或肩扛手提着红色政权的章印文件...以步当车,翻山越岭,转战于山间沟壑,居住于沟岭崖洞,渴了喝几口沟水,饿了啃几口硬如石块的玉米面饼。为了建立和巩固红色根据地和政权,不仅要武装斗争,流血牺牲,还要走遍乡村家家户户,土改分田,减租减息。教育和动员最广大的农民兄弟,发展生产,支前扩红。保卫红色根据地和巩固红区政权。

父辈们为保卫和巩固红色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而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此志不渝、坚毅昂然的身影令我们敬仰敬佩,潸然泪下。

从纪念馆参观出来小高副书记引领着我们,手指着纵深沟壑对面的山崖峭壁的一个半山腰窑洞说,八十五年前,父亲就居住在这个窑洞里。远望父亲居住的窑洞,虽已坍塌但残垣依稀。当年,父亲他们为了防止敌人的偷袭,把居住的窑洞建在了山崖峭壁的半山腰上,窑洞进出只有一个紧贴崖壁的陡峭的羊肠小道。小高书记介绍说,他们曾经试图从纵深的沟壑爬上这个窑洞,因为崖壁陡峭险峻,没有爬上去还差一点出了意外。

纪念馆内发现了杨和亭叔叔的照片。1935年,杨和亭叔叔和父亲一起在中共秀延县县委所辖13个区委中分别担任东区区委书记和9区区委书记。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立后,杨叔叔和父亲一同在西北局和甘肃、新疆共事工作,结下了真挚的战友情同志谊。至今,父辈们故去了,我们家里的哥姐和杨家孩子们还如同家人一样牵挂往来。

1935年11月,毛主席、党中央长征后在陕北瓦窑堡时,国民党井岳秀部曾企图设伏袭击。中共秀延县苏维埃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动员和组织了县、乡游击队、武工队和民兵、农民群众等数千人,四处穿插移动。井岳秀部见状以为被红军大部队反包围!不得不仓惶撤退!以父辈们为首的秀延县苏维埃政府,在危机时刻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粉碎了国民党井岳秀部企图设伏袭击的阴谋!为保卫在瓦窑堡的毛主席、党中央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6年6月,由于国民党军侵占了秀延县大部分地区,中共陕北特委决定,撤销秀延县县委和秀延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共秀延工委,划归中共安定县委领导。根据斗争态势,1937年1月,中共秀延县委再次成立,同年9月,根据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撤销秀延县委。至此,秀延县大部分并入安定县。

 

我和月波与玉家湾镇党委小高副书记一起,在父亲战斗工作生活过的地方中共秀延县县委、秀延县苏维埃政府旧址合影留念。

 

追寻父亲石子珍红色足迹亲友团在旧址纪念馆合影留念。

11月14日晚从子长县赶赴父亲曾战斗生活过的下一站靖边。15日早在靖边县税务局同志陪同下,到靖边县党史办和县档案局了解父亲当年在靖边县战斗工作过的情况。据介绍,当时靖边县敌我政权争夺激烈,为了保密当时许多机密文件和资料在转移中或销毁或沙埋或遗失,30年代革命原始资料留存极少!靖边县革命历史时期档案也只有1945年以后的,此前在文革时期被毁掉了。

离开靖边县档案局,亲友团一行来到了“中共靖边县委旧址”,据介绍,原靖边县分为西靖边和东靖边两个苏维埃政府,又称老城和新城苏维埃政府。

当时靖边敌我双方的斗争极其复杂且呈胶着拉锯战的态势,红、白政权更迭频繁。与我们同行的我的外甥女高晓丽感言:“在翻阅整理这些材料时,我仿佛看见大外爷或挎枪伏案疾书,或举枪指挥战斗的身影....我感慨老一辈革命者为革命将生死置之度外,庆幸作为他们的后人有找寻他们红色足迹的机会”.

1935年11月,西靖边县苏维埃政府遭到敌人的破坏,苏维埃政府主席阴云山同志不幸遇害;1936年9月,中共中央、中共陕北省委决定在靖边新建中共新城县县委和新城县苏维埃政府。

1936年12月,父亲临危受命从子长县调任新城县,任新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在“中共陕西省靖边县组织史资料”一书中,我们依稀看到了父亲在这里战斗工作生活的足迹和点滴红色印痕。

父亲任职新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既要提防敌人的破坏和袭扰,又要着手红色政权的组织恢复和重建。经过艰苦卓绝和不懈的努力,新城县苏维埃政府逐步形成了具有内务、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保卫等完备的职能机构。在父亲和苏维埃政府全体同志的努力奋斗下,新城县苏维埃政府成为了下辖4个区苏维埃政府和23个乡苏维埃政府的具有县、区、乡三级政府组织的稳固的红色县苏维埃政权.

 

   

中共靖边县委旧址纪念馆目前正在扩建修缮中。

“中共靖边县委旧址”再现了当年党的县级完备组织架构和清晰的党内人员分工和职责划分.

旧址展馆内停电了!亲友们用多部手机打光拍下的父亲等历任靖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县长的名单展板

 

    

旧址按照当年中共靖边县委的组织架构,恢复重现了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自卫队等组织机构的办公窑洞和窑洞内部原物的恢复陈列和展示.

 安塞腰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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