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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革命生涯
来源:晋绥网   作者: 任瑞琴    更新时间:2021-09-04   浏览:913

1921年5月30日,父亲出生在清徐县西谷乡东罗白村一个靠几亩薄地维持生活的穷苦农民家庭。父亲在家排行老三,村里人上上下下都称他为温三货,这就是父亲的小名了。父亲自幼聪明好学,深受爷爷、奶奶的宠爱,在他七岁那年,爷爷就把他送进了小学读书并取名温克让。以后温氏家族修祠堂、改家谱,温家三兄弟按照家谱的“新”字辈,分别改为温新维、温新国、温新民,父亲叫温新民。可以说,这次重新起的名字,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情况下算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名字了。


父亲上学以后,一心想让三儿子出人头地的爷爷带着大儿子和二儿子,靠着地里劳作和给地主家打短工来供三儿子上学。父亲很善解人意,学习很刻苦,半天劳动半天读书,成绩却特别优秀,考试总以第一名或第二名为伴。学校都会奖励纸和笔给他,这样他下一学期的学习用品就不用愁了,这使得爷爷奶奶很欣慰。父亲年龄不大却写得一手好字,深得老师的喜爱,每年过年过节老师都会领着父亲给村里家家户户写对联,挣上一两个铜板或纸币,这时他就会到集市上买几本自己喜欢的书来阅读。

父亲在本村里有个结拜兄弟叫马守魁,我和哥哥都叫他二猴伯伯,二猴伯伯家里富足,又是独子,他的父母亲觉得一个孩子很孤独、不好养,就索性让父亲住在他家,两个孩子一起上下学,一起讨论学习难题,共同进步提高。高小毕业以后,二猴伯伯考上了太原第一师范学校,父亲也考取了,但家庭条件不容许就留在了学校打杂。每一学期结束后,二猴伯伯回到村里,他们就住在学校,父亲就把二猴伯伯学完的课本要过来自学。可以这样说,二猴伯伯中学毕业之日也是父亲自学成才之时。

红心白皮地下工作者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11月,日寇侵占了太原,随之清太徐三县城同时也被占领。从此八路军和日本鬼子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华民族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抗日救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父亲被震撼了,决心教育救国。


1938年,我抗日地下党组织成员以教员的身份,在汾河以东一带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工作。当时的父亲在东罗白村学校任教,便有了更多的频繁接触地下工作者的机会。由于父亲思想进步,经常阅读进步书籍,热心抗日的宣传教育工作,很快就引起了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注意,1940年2月被县民主抗日政府吸收为抗日教员,并成为当时那一带第一批被派往山里根据地晋绥第八军分区(设在交城县神堂坪村)集训的教员。这是父亲生平第一次接受正规的革命理想教育和马列主义思想的教育。在山里他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社会科学论》等。更让他感到自豪的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出生的年代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居然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同一年,这更增进了他一个普通教员和党的一份特殊的感情。从那时候起,他便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不论当时对敌斗争情况多么复杂,不论革命处在高潮还是低谷,他都能够坚守自己的信念,跟党的革命事业同呼吸共命运,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成为自己毕生的追求。

父亲为了有合法的身份做掩护,更便利他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光荣任务,他刻苦努力自学多方面的知识,认真研究教学,当年,就经省政府教育考核定为甲等教员,获得了伪政权从事教育工作的资格和认可,1941年又被伪省政府委任为东罗白村学校校长,取代了地主出生的伪校长,成为当时全县各学校最年轻的校长,至此取得了伪政权的信任。1943年,父亲因教出的学生考到省市县学校者居多,被省里评为优秀特级教师,由伪省长王襄亲自颁发奖状。这使从事地下工作的父亲,又多了一层护身符。父亲也很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把自己的家当成了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站,我地下工作人员经常以教员的身份潜入家里从事革命活动,从此父亲成了典型的红心白皮的地下工作者。

在敌占区以合理合法的身份做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对父亲来说真是如虎添翼。在1940—1946年间的6年时间里,父亲先后多次冒着生命危险频繁穿梭于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从根据地带回党中央领导敌占区人民开展抗日斗争的最新指示精神和工作任务,找准自己的位置,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把党的声音传到千家万户,把敌占区老百姓抗战的热情及时向上级党组织作汇报。每当山里根据地举办培训班,父亲都会按照党的指示上山,接受讲课的任务,每当这时他都会尽职尽责,不遗余力地做好工作。他会把在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总结出来讲给大家听,为共产党培养自己的干部尽一份力,这使他很兴奋,也很光荣。倒是爷爷常常为此发牢骚,说:“冒那么大的风险上山讲课,一分钱没有也不知是图个啥”。牢骚归牢骚,但爷爷的抱怨却始终没能影响父亲不断穿越敌人封锁线上山参加革命活动的脚步。


在从事地下工作期间,父亲先后在杨房营、东罗白、孟封、碱场营、上三阎村等任教,并担任教导主任、校长职务。他在学生和有为青年中,秘密组织“读书会”,把从山里带回来的进步书刊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介绍给大家,并积极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和将来在中国建立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大激发了师生们的爱国热情。他还来往于孟封、徐沟、杨房营、东罗白等一带,通过办夜校、举办运动会、交流教学经验等多种形式,秘密开展党的宣传活动,让所有的人都懂得抗日救国的道理。

刚开始不少老百姓认为共产党的主张虽然不错,但人数太少,力量太薄弱,很难形成气候,经父亲组织教员们进行认真耐心的讲解和宣传,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前途,积极踊跃参加革命。

一天,有位叫赵广余的小学生,在一位村民的大门上用粉笔写上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父亲看到了很是欣慰,这么小的年龄就懂得抗日,可见党的抗日救国道理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但考虑到敌占区对敌斗争的复杂性,从爱护的角度批评了他,以后父亲把他送走,投奔了“晋绥联防军随营学校”,赵广余从此参加了革命。

在孟封、碱场营、杨房营和东罗白村一带,有近百人被父亲陆续动员上山参加革命。1945年春,父亲奉命进山,在经过碱场营时,一位进步青年非要跟他上山,父亲考虑他从小死了父亲,母亲历经艰辛把他带大,又是独子,不同意。他硬是缠着父亲,无奈之中父亲只好带着他去见他母亲,征得他母亲的同意后,他高兴地随着父亲走出了家门,他的母亲追出门外,反复叮咛:“你可紧跟你三哥(父亲在家排行老三)的!......”父亲回过头来告诉她:“让他跟着我,您就放心吧”!当时这一代的老百姓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要想上山参加革命就找温新民,大伙亲切地称父亲为活动在平川里的“山大王”。

配合武工队锄奸

魏华玉是清徐东罗白村人,曾和我父亲在一起上过学,并同时被我方培养吸纳为抗日教员。他上山投奔八路后不久就动摇了,回到村里成了日本人的耳目,变成了可耻的叛徒,帮助敌人收集情报,搜杀我地下工作人员,对我地下党组织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1942年初,父亲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年三十晚上让他配合县区武工队行动除掉叛徒。父亲立刻进行侦察,并向县区大队锄奸队,详细汇报了叛徒在村里居住的具体位置和周边环境,制订了锄奸方案。父亲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牵制叛徒。


年三十晚上,父亲根据魏华玉平时游手好闲、懒惰散漫的特点,刚吃过晚饭就找了两个教员,约刚刚吃过饺子,穿上新衣服准备出门的叛徒魏华玉到学校打牌。打到二更天时,魏华玉赢了不少钱,兴致正浓,父亲考虑到时间差不多了,武工队恐怕已经到位,就说:“明天是大年初一,一大早就要拜年,谁家还没有点事呢,我们就此散了吧,改日再玩。”并敦促魏华玉赶紧回家。父亲远远地尾随其后,观察他进了家门才长长舒了一口气。当叛徒魏华玉刚进外院,就被我武工队员一举抓获,随后将其押至柳湾村的半路上,塞进了盐坊上废弃的的盐井里,为民除了害。

交城人张彪,地主出身,1937年到1941年曾两次参加革命,然而两次都成了可耻的叛徒,并在清源日本特务队当了便衣,残害了不少地下工作者。他曾混入清徐抗日民主政府,在清二区当过助理员,后又调到晋绥八分区工作。他所熟悉的孟封、徐沟、东罗白村一带属党的地下活动中心,由孟鲁青、苗庆滋和父亲三人负责。张彪的叛变对他们三人威胁最大,尤其是父亲负责联络工作,与他有过工作上的频繁交往,当时他所在的清源县日伪情报班汉奸们叫喊着要捉拿父亲,但有碍于父亲持有伪省政府委任状的东罗白村校长的职务,暂时没敢轻易动手。

奶奶知道这个消息后很着急,就用两个白洋打了两只小孩的手镯交给父亲,说:“张彪的老婆梅儿不是你的学生嘛,听说她生完孩子快过满月了,你把手镯送去,堵住他的嘴,省得他告密”。倔强的父亲先是不肯,说:“我就等着他来抓我”。但考虑到张彪的叛变将会危害到我一大批地下隐蔽的主要领导干部,如不当机立断采取措施除掉叛徒,后患无穷。父亲立刻将这一紧急情况向我方公安局长进行了详细汇报,党组织派出了以榆太路西县委书记为首的锄奸小分队执行锄奸任务,并指示我父亲配合行动。

叛徒张彪的家住敌人据点孟封镇,跟敌人的碉堡在同一道街上,张彪的家在南边,他的家眷住在粮店后院,朝北斜对面不足5米远就是玉皇阁敌人碉堡,要想顺利完成任务,就必须熟悉周边环境,侦察好地形以及撤离路线,还要保证叛徒在家,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父亲的身上。

1942年深秋的一个下午,父亲打着到孟封学校交流教学经验的幌子,带着手镯孤身一人来到张彪家,正好叛徒在家。父亲一进屋就对叛徒张彪说:“听说你要抓我,我来了……。”张彪说:“哪里!哪里!我可没想要抓你,是你们村的魏华玉要害你”。当时叛徒的丈母娘正在家里伺候女儿坐月子,在一边急着插话说:“你可不敢害人,丧了良心,人家他们都是好人。”父亲跟他套了一会儿近乎,恭喜他孩子满月,逗了逗孩子,把手镯放在小孩儿枕边,基本情况掌握后就迅速撤了出来。第二天,县区锄奸三人小分队根据父亲提供的情况和草图,在碱场营党组织的帮助下,黄昏时分每人抗一捆谷子,夹杂在收秋的农民中,避开西门岗哨的盘查,顺利潜入敌据点孟封镇,用刺刀结果了叛徒的性命。对面玉皇阁敌人碉堡警备队长潘生荣得到消息后,气得暴跳如雷,大喊大叫说“八路军太胆大,竟敢到我们鼻子底下杀人。”派出警备队把孟封镇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一无所获,

明刀明枪对敌斗争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但蒋介石政府疯狂反共,在清太徐等地,他们一方面诱惑各村干部、民兵到阎军据点自白,另一方面大肆镇压我倾向革命的激进分子。地下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地下工作已无法正常开展。

1946年初,国民党阎锡山第七十一 师沈瑞的部队对我晋中地区开展了水漫平川似的大规模扫荡进攻。父亲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为保存革命力量,连夜动员组织孟封、碱场营、杨房营、东罗白村一带所有从事革命活动的人员进山坚持斗争。从此父亲从事的对敌斗争由暗斗转入明斗,由秘密转为公开。


父亲离家一走就是三年。在这三年时间里,父亲先担任晋绥地委干训队二纵队中队长,负责组织干部集训。后担任西阳曲第二区区长,在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的关键时刻,父亲配合我主力部队,在阳曲县泥屯川旗子山上清缴匪徒,坚持对敌斗争,有力阻击敌人,为主力部队攻打太原扫除障碍。

父亲上山的第二天,抱着孩子的母亲被国民党第七十一师师长叫到村公所问话,师长说:"听说你的丈夫到山里投奔了八路"。母亲镇定自如地说:“我们这个村里大部分人都在东北的海拉尔做生意,他告诉我他去那里做生意了,难道说在半路又投奔了八路?这我就不知道了,师长消息灵通,还请师长有了他的消息告我一声。”阎军师长见问不出什么,就要求找保人,母亲环视一下周围说:“要找保人我也得回村里才能找得到。”这时母亲怀里的二姐突然哇哇大哭起来,阎军师长很不耐烦地朝妈妈摆摆手,妈妈抱着二姐三脚两步迅速离开,总算是虚惊一场。

父亲的祖籍是清徐县温南社村,老辈时因为家乡发大水,逃难到东罗白村安了家,因此东罗白村仅有我父亲一家姓“温”。为使家庭免遭阎军残害,秧及村民,父亲上山后就改名为“任秀”。“秀”字取自于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石秀,父亲认为石秀有勇有谋,利索能干且武功超群,非常崇拜他,便取了他名字中的“秀”字跟任务的“任”合并为“任秀”。“像石秀那样智勇双全,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是父亲名字的含义。全国解放以后,“任秀”的名字已经在山里和区县远近闻名,他舍不得再改回去就一直延用至今。他的儿女、孙子以后也都沿用了“任”姓,在父亲看来他的后代沿用他进山后革命的姓氏,正好成为他这段不平凡历史的见证和永久的纪念。

1949年5月,父亲配合我军主力部队打进太原,在省伪政府公文包内发现一份1947年线人密报的情报。情报说:“匪二区长任秀系清徐县东罗白村人,带领兵马数十人在棋子山一带活动。”据母亲回忆讲,也就是1947年的秋天,阎匪军曾来到东罗白村搜捕“任秀”家属,村里人都不知道父亲改名,大家都说村里有姓马王张赵魏的居多,虽然也有个别稀有姓氏,但就是没有姓“任”的。伪村长和阎匪头子仔细分析一番认为是情报有误,很快撤离了。


太原解放以后,父亲曾任阳曲县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县委常委等职,先后参与了全县新区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建党、建团、建政等工作。

1959年6月,根据我国核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父亲被省委组织部抽调到山西科学分院原子能研究所任副所长,后又调华北原子能研究所任副所长、代总支书记。

1962年11月,参加了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元帅亲自批准的华北工业卫生研究所(现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的筹建成工作,后任华北第七研究所(现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副书记、副所长、纪委书记等职,1983年8月光荣离休,至此为他的革命生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2010年5月30日在小店区中辐院社区逝世,享年90岁。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任瑞琴

编辑:张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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