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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泉与晋绥整党反官僚主义
来源:党史博览2019第9期   作者:杨晓哲   更新时间:2019-09-27   浏览:578


李井泉,1909~1989,江西临川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1956年起)、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1965年起)。解放战争时期,李井泉重回晋绥解放区担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领导晋绥军民进行整党、反对官僚主义,为党风清正廉明做出贡献。

                   01

1947年7月17日到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主持。会议认为各解放区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大部分地区不彻底,即使比较彻底的地方也还有若干毛病。”

“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有以下三个:(1)指导土地改革的政策不彻底;(2)党内不纯;(3)官僚主义的领导。” (《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日)

因此,全国土地会议做出两项重大决定,一是通过平分土地的土地法大纲,二是普遍整党。

党内不纯,与抗战以后党员队伍迅速扩大直接关联。1937年到1945年5月,中共党员从4万人左右激增到121万,到1947年底更达到270万,11年增加近70倍。

毛泽东谈到这种党员数量“极大的跃进”说:“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个任务如果不解决,我们在农村中就不能前进。”(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12月25日)

由于党内不纯,全面内战爆发后,一批党员干部纷纷叛变投敌。1947年11月,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义合会议上,列举大量数字说明问题的严重:

“边区党内是不是还有不纯?很严重。战争以来,暴露了党内许多问题。三边:定盐安吴四县党员二千零五十二人,自首投敌七百五十四人,乡以上干部自首二百一十七人(大部是自动去的)。其中县机关二十九,区级七十一,投敌一百三十一人;党员八十七(其中县机关二十八,区级三十七,分区机关十)。”

“陇东叛变自首干部,不完全统计有二百二十三人(县机关三十五,区级六十五)(环县八十二人——县机关二十一,区级二十三,乡级二十七)。华池元城区七个支部书记,叛变了六个。延属乡以上干部投敌的九十九人。甘泉五十九人,包括县委秘书,大队副,县府二科长,两个警卫队长。五个区保安助理员,叛变了四个。安塞二十人。”……

陕甘宁是一个典型。这种昨天是同志今天成敌人的剧情,在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时到处上演。一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在阶级矛盾尖锐对立时刻,站到了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一边,投降叛变,反戈一击,带着地主还乡团回过头来大开杀戒,迫害贫雇农和土改积极分子,手段残忍令人发指。

在解放区内部,一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在土改中以权谋私,贪污侵占土改果实,侵害农民利益,有些地区甚至引发群体事件。

如陕北米脂杨家沟,由党员干部组成的清算委员会“手脚不干净”,“清算代表们集体分东西、私里偷东西”,“引起六乡群众的强烈不满,于是自发组织起来放哨挡人。不久,其它区乡的群众得知干部拿东西的消息后也激愤起来,参加了斗争,终于‘造成群众性的斗争’。”(米脂县委内部报告《关于杨家沟清理群众斗争果实中干部贪污问题报告》,1947年7月19日)

而山东渤海解放区:“大部分地区农民土地问题基本没有解决,村干大部分是地主、富农、流氓与伪组织人员,而且几乎全部有贪污浪费……”(邓子恢《目前渤海区的财政问题及克服办法》,1947年10月。)

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现在已经有不少地方,在分配果实的问题上,发生了很多问题和极其不公的严重现象:扣住果实不分,村干部抓一把……甚至某些县、区干部及领导机关也乘机抓捞,巧立名目,贱价收买,随意开支,贪污浪费。”(《中共太行区党委关于开展群众翻身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指示》,1946年12月10日。)

在晋绥:“有的地委书记都贪了污。有贪污一百多石麦子的,有贪污二十五斤大烟的,有贪污一两千万的。”“有些人已变成了新恶霸来统治群众,逼死群众,变成群众斗争的对象。”(《张邦英在晋绥边区生产供给会议的报告》,1947年2月9日)

应该说,整顿党的组织,不仅是为完成土改取得全国胜利,更是激浊扬清为了中共的百年大计:

“这一个整顿一番,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土地改革,而且是为了更远大的问题,为了建立一个纯洁的党,来更好的完成一切工作,更密切地联系群众,为了使我们的党在某些地方的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贪污、自由主义等等现象都整掉。”(《刘少奇同志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1947年8月21日)

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整顿党组织,清理阶级队伍,刻不容缓。

                 02


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与权力相伴而生。1948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晋绥整党工作的指示》指出:“因为农村党员绝大多数是农民,在分散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旧社会统治阶级的恶劣作风还遗留很多,这些农民党员在掌握权力以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以及自私自利等,是很容易并是必然要产生的。”

1942年夏,张闻天到晋绥进行农村调查,发现晋绥的官僚主义相当严重。8月20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详细列举这里官僚主义的七条表现,30日,张闻天又在区党委干部会上,用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总结了晋绥官僚主义的三大特点,并提出改进办法。

这年底,刘少奇从华中回延安途径晋绥,在干部会上批评了晋绥的官僚主义:“我们有的同志口头讲的是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一到行动就忘了马克思主义。如果对群众利益不关心,妨害群众利益,以官僚主义对待群众,就不是共产党员,应该受到严厉批评。”(《刘少奇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2年12月9日)

在晋绥,官僚主义的最大危害是脱离实际的公粮政策。

抗战期间,国民党断绝中共一切经济来源,中共在根据地征收公粮,作为坚持抗战的经济支撑。合理的公粮政策,应该是兼顾老百姓正常生活与抗日政权实际需求,相辅相成。

晋绥土地贫瘠物产稀少,粮食几乎是农民唯一经济来源。一家人辛辛苦苦干一年,添置牲口、农具、购买肥料、种籽、维持生产,到日常家用婚丧嫁娶的一切开支,几乎全靠粮食来打理。

官僚主义的公粮政策,不顾群众生活需求,只为政府宽打宽算。1943年,晋绥“只有三万公家人,却征公粮二十一万石,实际上十二万石就够了”,“一九四六年虽增加到四万公家人,征公粮,连绥蒙即有四十一万石。”(《陈希云在晋绥生产供给会议的报告》,1947年2月2日)

公粮数额,很大程度靠拍脑袋决定:“行署根据估计的生产增加,逐年增加负担”。(《张稼夫在临县五区村干部会议上报告》,1947年6月3日)

结果,“下边为了完成任务,产生了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如凉城一户贫农,产粮五斗,征了三斗。又一户贫农无吃无穿,还征了一斗三。岢岚一个抗属,因负担不起,卖了四埫地……以致群众卖儿卖女、卖老婆、卖牛犊,惨事很多。”(《陈希云在晋绥边区生产供给会议的报告》,1947年2月2日)

官僚主义的公粮政策,严重伤害了老百姓的生存根基,“以致生产降低,生活贫困,农村破产。”(《武新宇在晋绥边区生产供给会议上的报告》,1947年2月4日)

如岢岚某村,到抗战胜利耕地荒了40%之多。临县某村,耕牛减少43%,“四百只羊一个也无有了。”兴县1945年公粮负担比上年降低近六成,老百姓依然叫苦。老百姓“没穿没吃的相当普遍,牛肚下面取暖,十八岁的闺女没裤子穿,静乐四五年的统计全县有一千一百多户不够吃,以致卖儿卖女的很多。”(《武新宇在晋绥边区生产供给会议上的报告》,1947年2月4日)

贺龙在一次会议中提到:“在我们晋西北这个区域,地方上官僚主义是严重的,强迫命令,工作不深入,甚至今天还有无人村。这些现象都是比较严重的,我们的群众都跑掉了,跑到敌人那边去了。”(《贺龙在晋绥分局高干会的报告》,1946年6月19日)

面对惨痛教训,李井泉和晋绥分局在全国土地会议提出整党之前先行一步,救民于难,旗帜鲜明反对官僚主义。

                  03


1946年初,李井泉正式就任中共晋绥分局书记,主政晋绥。这年6月到7月的高干会上,李井泉和晋绥分局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大力整治官僚主义。

会议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对官僚主义给老百姓的伤害进行揭发和反思。分局副书记张稼夫在会上说:

“官僚主义是我们当前工作的花柳病,三期的肠结核,再不要贴膏药了。这不是毛主席的领导作风。”“要经常洗脸,自我批评,有的同志反省很好,有的就不同,就嫌上肥皂上的多了。”

李井泉在会议总结中指出:“我们今天是自我批评,对谁?是对老百姓。我们对不起老百姓。”

“作为补救,要在思想作风上求得改造。中心环节是我们的干部害了慢性病。稼夫同志说是花柳病,三期肺结核,但同志们不要□□,肺结核今天还没有良药可治,我觉得慢性病不要紧,可以治疗,并不是根本不能救治。”

“这个会上就是治病,同志们回去还要救治。(过去)工作上有严重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都给老百姓有了创伤,所以我们的任务是紧急救治。”

治病为了救人,为了“把坏人整掉救出好人”,而不是无情打击,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为此,李井泉特别强调“要救好人,救我们的干部,他们本质上是好的,就是作风不好,可以教育,让他们进行自我批评”,“救过来还是好干部。”

对于多年积累的问题,李井泉认为首先领导应承担责任。他对与会干部说:“回去先批评上面呀?还是先批评下面呀?分局是先批评自己。还是先批评你们自己,批评下面主要是说服教育,好干部好党员都应该说服教育。”

“这里有区别,本质是坏的,送到群众中斗争他;是我们的干部,犯毛病严重的一下子批评教育不了,调动工作学习学习。总之不伤人,特别是下面的干部,要硬加原谅。”

高干会结束时,贺龙发言说:“这次会议揭露了我们工作中的很多缺点与错误。过去开会没有听到过晋西北地区工作有什么缺点,大家一讲都是成绩,干部都是马列主义者。在这次会议中,同志们把我们过去的很多缺点错误揭露出来了”。

反官僚主义只是手段,目的是扫除党内不良作风,更好为人民服务。会后,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在部队传达时说:这次“会议主要成功之处,是一切为人民服务是空前的。”(《甘泗淇在部队工作座谈会讲话》,1946年7月24日)

为人民服务不是空话,必须落到实处。高干会决定,公粮比上年减征三分之一,大幅降低群众负担,让老百姓吃饱饭。

1946年高干会拉开了晋绥反官僚主义的序幕。紧接着,1947年初结束的生产供给会议,李井泉和晋绥分局再出重拳,痛批官僚主义。分局副书记张稼夫发言说:

“我们各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十分严重的,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在去年高干会以前,对这些我的错误的认识是十分不够的。从去年高干会根据七大精神来检查我们的工作,使我们从迷茫中警觉起来,使我们工作上的一些严重的缺点错误,开始得到挽救。此次财供会议为去年高干会的继续,对我们晋绥整个工作来说,可以说是起死回生的两次会议。”(《张稼夫在供给会议报告》,1947年2月9日)

李井泉在大会总结说:“这次生产供给会,可以说是行政会,也就是党的会议。大会开得很好,解决了很多问题,特别是群众观点、阶级路线、党内民主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问题弄清楚,对以后的工作会很有帮助。大会根据了七大的精神,是高干会的继续,贯彻全党为人民服务。”

会议决定增发90亿元农业贷款,帮助老百姓发展生产。这个数额,超过此前6年农贷总和的30倍,相当晋绥当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为民造福决心之大,可见一斑。

                   04


1947年6月3日至7月23日,晋绥分局召开土改整党工作会,地委书记等主要干部参加,简称“地书会议”。

这次会议对晋绥1940年建立政权以来的工作进行全面反思,严厉批判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张稼夫在会议发言说:“去年高干会一直到现在,根据各方反映的各种材料,地方上的严重问题实是非常多,总的说来是阶级路线不明确。”

“结果政权机关、党内、贸易机构,大批的涌进阶级异己分子,今天检查起来,许多党政组织掌握在敌对阶级手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新的形式主义,大大的发展起来,以致造成脱离群众,群众生活非常困苦。”(《张稼夫在地书会议发言》,1947年6月6日)

张稼夫说的贸易机构,指晋绥银行贸易公司及其下属商户,当时银行和贸易公司(1946年由贸易局改称)两位一体:对外两块牌子,对内一套人马,一套机构,一套会计账务。

贸易公司的任务,一是搞活经济,扶持农民生产,二是创造利润,提供政府财政来源。由于疏于监管,贸易系统里特务、奸商、不法地主等充斥其中,经营连年亏损,是晋绥组织不纯、官僚主义的典型。

2月间的生产供给会议,分局决定成立财经检查组,对管理混乱的银行贸易公司进行审计。地书会议前,历时四个月的审计刚刚结束。

审计结果表明,1940年5月到1943年6月的三年间,以银元计,银行贸易总局(总公司)亏损近20万元。此后三年半,亏损近120万元:“结算结果,四三年七月至四七年一月总公司共赔一百一十七万四千余元。”也就是说,1940年5月到1947年1月,累计亏损近140万元。

下属分公司呢?“按逐笔银洋计算,各分公司共支取总公司银洋达六百一十万二千五百八十八点三一元,但按一九四七年一月底止,各分支公司送来之决算书,其实力总值为二百六十六万六千余元,所以实际纯损为三百四十三万六千余元。”(《晋绥边区西北农民银行贸易公司资本状况》,1948年2月15日)

换言之,各地分公司累计从贸易总公司拿走610万,到1947年1月实亏343万,赔了一半还多。

做生意讲赚钱,资本逐利是基本经济法则。而晋绥银行贸易公司近6年经营,表面上高门大院生意红火,实际上不光没有盈利,连本钱也由860万元缩水至348万元,仅剩原值40%。(同前)

如果把钱赔到了老百姓身上,扶持了生产改善了群众生活,还情有可原,但事实是农民自办的合作社纷纷倒闭,而地主、奸商的商行则是风生水起盆满钵满。贸易公司连年亏损背后,存在明显利益输送。

地书会议后,贸易公司主要领导被撤换,送去党校学习,提高政治觉悟。

晋绥1947年6月召开的地书会议,彻底清算了过去的右倾错误,为土改和整党铺平了道路,受到毛泽东表扬。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上说:

“我认为,在过去一年内,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的区域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是成功的。”“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六月间的地书会议”,“地书会议后至今,解决了大问题。”

“在这个会议上,批评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着的右的偏向,彻底地揭发了各种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决定了认真发动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方针,这个会议是基本上成功的。假如没有这个会议,这样大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说:“农民怎样说呢?他们说:‘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势力了,再也不敢贪污了。’农民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反映了我们工作有成绩,我们认为满意,所以说是成功的。”

“‘再不敢势力了,再不敢贪污了’,这是对政府内、党内工作人员说的,因为他们是官僚主义,压迫人,一部分人不算怎么好,也不算怎么坏。另一部分人是官僚主义,强迫命令、摊派公粮、派兵和抗勤,自己不出或,人民多出,这就是讲势力。经过整党,他们说再也不敢势力了。不敢贪污了:贪污现象过去在我们党和政府系统中是存在着的,经过土地改革和整党,他们也不敢了。”

毛泽东点评道:“地书会议主要是成功的,要三呼万岁:第一是地书会议万岁,第二是地书会议万岁,第三还是地书会议万岁。没有这个会议,土改和整党工作怎样进行呢?”

毛泽东最后总结道,晋绥“整党工作基本上完成了。为什么这样说?这就是说重新建立正常的支部生活和组织,有党员、有小组、有干事会。”“其中主要条件就是村、区、县三级党的领导成份及工作作风改变了,不是成份不纯作风不纯了。”(《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48年4月1日)

1947年6月的地书会议,对晋绥解放区党的建设,以及土改、整党的胜利完成,意义重大。

                   05

地书会议后,晋绥分局派出副书记张稼夫等人前往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会议。

全国土地会议“决定两大问题,即通过平分土地的土地法大纲及普遍整党。”(《中工委致中央电》,1947年9月16日)

鉴于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严重,刘少奇提出以群众为主导进行整党:“号召人民把命运操在自己手中,实行言论和集会自由等权利,监督、鉴定、选举和罢免各级干部。”(《刘少奇给中央的报告》,1947年8月4日)

9月中下旬张稼夫等回到晋绥。10月6日到8日,晋绥分局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工委领导讲话,讨论平分土地与全面整党。

对于权力下放,由群众在整党中决定干部命运,分局持谨慎态度。实际上一年前的晋绥高干会上,针对群众运动出现的偏差,李井泉就强调不能放松党的领导。他说:“毛主席讲的本来是三句话,第一句放手大胆发动群众,第二句壮大人民力量,第三句在我党领导下。”

此次分局会议,李井泉提出土改、整党分两步走,当前“主要是搞土地问题,(然后)再整编队伍”,“现在主要是取得经验,因为没有把握,很难说,做着看。”

为提高农民觉悟,防止打乱仗,李井泉强调“要对农民宣传,解决干部问题有三个原则:(一)看他是否是干部;(二)看他是坏干部还是犯了错误的(好)干部;(三)看他犯的错误是该上级负责,还是该他(自己)负责。”

为减轻基层压力,保护干部,李井泉提出“分局要下罪己诏,检讨我们自己的错误”,主要责任由分局承担。

经过两个多月的深入宣传,1947年11月底《晋绥日报》发表社论《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提出整党审干中,对犯了错误的好人和真正的坏人要区别对待,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全部否定。

受大环境影响,由群众主导审查干部期间,晋绥整党工作走了一段弯路。中央12月会议后,晋绥分局根据中央指示,迅速下达《关于纠正三查及群众审干中‘左’的偏向的指示》(1948年1月22日),严禁过激行为,提出“党内的思想提高与思想改造,是一种长期的而且艰苦的任务,任何急躁或强制或惩办,都是有害的”,及时纠正了偏差。

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对晋绥今后整党工作报告提纲草案的意见》写道:“首先,应该明白肯定:你们过去在土改整党中所执行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并且已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一点是不能抹煞的,如果抹煞了这一点,就会要回到老样子去。”因为,“晋绥党的基层组织,确有相当一部分在组织上曾经是严重不纯的,而作风的不纯,则更普遍。”

对于晋绥土改整党中出现的偏差及纠偏,中央指出:“你们对于过去所发生的这些偏向不独是早已完全停止,早予以纠正”,而且对遗留的问题“也已经改正或正在大量切实地加以解决。”

通过整党,晋绥解放区“清洗了若干混进党内和革命组织中的地富流氓和蜕化分子,解散了少数为地富所操纵或受地富影响而腐化的支部,撤换、批评或处分了一批贪污自私、强迫命令、假公济私的官僚主义分子。”

同时“培养与涌现出成千上万的积极分子与工作干部”,新老干部“总计共二万七千余人(一、二分区未计),如此规模宏大,如此迅速有效地培养教育干部,在我们晋绥来说是空前的。这一片新老干部,不论在阶级观点上,群众观点上,联系群众的民主作风上,较大部分均较好或有了进步。”(《晋绥分局关于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基本总结提纲》,1949年1月30日)

1949年1月30日,新华社发表通讯,对晋绥土改整党进行了介绍。文章写道:

“与土地改革同时,晋绥解放区过去一年中也进行了克服党内不纯的整党工作,清洗了若干混入政府机关和党的组织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撤换了若干贪污腐化分子,初步纯洁了党的组织,进行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改进了党与群众的关系,绝大部分的区村干部在整党中受到教育和锻炼,因而涌现和培养出了成千成万的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

    在李井泉和分局领导下,晋绥整党取得成功见到实效,积习多年的官僚主义顽疾被清除,老百姓生活明显改善,心情舒畅踊跃支前, 1947年出动的战勤超过八年抗战总和。一大批经过土改整党锻炼培养的新老干部,立党为公清正廉明,后来成为共和国不同岗位的骨干中坚,为了党和人民利益,开始新的长征。


          来源:党史博览   

          作者:杨晓哲

          编辑:郝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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