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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红色故事: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
来源:通信兵的故事   作者:崔伦    更新时间:2020-07-13   浏览:873

晋绥红色故事: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

                         ——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


编者按


1970年五一节之夜,中央邀请军队各总部、各军兵种正副职领导干部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晚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亲切接见了时任军委通信兵部副主任的崔伦,于是便留下了下面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1970年五一节之夜,崔伦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


据崔伦将军回忆当主席走到我的面前,和我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他深情地看着我,嘴里还说了些什么,只可惜那句珍贵的话被沸腾的声音淹没了。” 毛主席对崔伦的印象还要追溯到23年前:“在转战陕北的日日夜夜里,每天行军都能见到主席的身影……;窑洞里,我们还在一起吃过饭、聊过天……;在山西蔡家崖村时,每天晚上,我们都围坐在主席身边看戏,主席洪亮亲切的声音至今还缭绕在我的耳畔,往前坐!往前坐!


我们永远怀念那些通信兵的老前辈们。为了保障毛主席、党中央对全国各个战场的指挥,为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他们历尽艰险,不辱使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周恩来副主席在转战陕北期间曾有一句著名的比喻: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回顾我军通信兵的光辉战斗历程,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我们一代接一代的通信战士最值得自豪和自励的记忆。


下面就让我们随着老部长的思绪回到那令人难忘的岁月......



“中央委员加电台


《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

崔 伦


1947年3月初,蒋介石集结了34个旅共25万人的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企图攻占延安,摧毁我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我军心和瓦解我军意志。3月13日,胡宗南以整编第1、第29军等部,共15个旅14万余人的兵力,由洛川、宜川分两路向陕北发起进攻。为加强攻势,蒋介石还从上海、徐州调集作战飞机75架,对我延安党政机关、军事设施、工厂、仓库以及前沿阵地进行狂轰滥炸,仅进攻第一天就投弹59吨。


到西北野战兵团三科

帮助工作


延安时期的崔伦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掩护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和人民群众的转移,中央军委3月16日决定,集中我军西北主力组建西北野战兵团(7月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为副政委,张文舟为参谋长。次日,王诤局长带我到王家坪去见彭德怀司令员,安排我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三科帮助工作。我从三局军委总台带去了3部电台,一部跟毛主席、周副主席乘汽车行动,由顾兴德负责;另两部随野司行动,由任道先、周维希、李力等负责。

延安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备战工作非常扎实,人们情绪十分稳定。3月8日,边区政府举行万人动员大会,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彭总等都出席了大会。会议一开始朱总司令就说“这个动员大会,就是动员打仗”。

随后周副主席讲话,他说:目前全国革命形势大好,各解放区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但蒋介石贼心不死,依仗着有美帝国主义撑腰,发动了对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蒋介石反动派人心已经丧尽,是绝没有好下场的。会场群众对周副主席的讲话一呼百应。周副主席说:“别的解放区打了胜仗,我们陕甘宁边区能落伍吗?”群众高呼:“不能!”周副主席还用大量事实,揭露了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万人大会后,延安市的党政军机关及市民都组织起来,有秩序的主动撤退。

由于很多同志对撤离延安一时在感情上转不过弯来,所以毛主席在几个月前就反复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1月初,毛主席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讲话,他说:“守延安没延安,离延安有延安。”毛主席这一战略思想,在延安干部会上讲过多次。他离开延安时化名为李德胜,就是“离得胜”的谐音。3月14日,毛主席接见新4旅的干部时说:“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就要倒霉了。延安,敌人是搬不走的,少则一年,多则两年,延安还是要回到人民的手里。”在前一天,毛主席还说:“你知道吗?蒋介石是阿Q精神十足,占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他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们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

毛主席还在一次干部会上说:革命圣地延安不能不保,但保卫延安不能死保。战争不能只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主要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打仗争地盘,要延安,要开庆祝会。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武器,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蒋介石占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他背上这个很重的包袱,我们再收拾他,他就要倒霉了,等蒋介石算清这笔账,后悔也迟了。 毛主席的讲话迅速传达下去,经过学习讨论,大家思想稳定了,上下同心同德,主动准备撤离延安。

我边区军民提前一个月就开始疏散了,到3月18日傍晚,延安几乎成了一座空城。除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以及刚组建的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还住在王家坪以外,其他人均已撤离。天刚黑,跟随毛主席行动的电台人员集合在山坡下面等待出发,我和野司的一些同志也来到山坡下面,准备送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离开延安,359旅旅长王震专程到王家坪护送毛主席。王震旅长从窑洞中走了出来,大家忙问:“什么时候出发?”他指了指窑洞,不一会儿,毛主席走了出来,镇定而自信地对我们说:“胡宗南要占延安,除了得到一座空城以外,还能得到什么呢?只能得到一个大包袱。空城他带不走,包袱背了也得给我们留下来。延安,我们一定要回来!”这时,大家由于担忧而紧张跳动的心才松弛下来。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同乘一辆救护车,警卫人员和电台人员分乘一辆中吉普和一辆大卡车,由王震旅长陪同离开了王家坪,经飞机场向东,向永坪方向走去。

1947年3月19日凌晨,野司机关也撤离了。这时,通飞机场的大路已经不能走了,我们就从王家坪后沟沿小道前进。因为天黑看不清路,所以有人打手电筒,有人提灯笼,目标很大。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第二天上午,我们刚进驻一个村庄,就遭到敌人空袭,幸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我军撤出了延安,彭总还到山头望了望。当日中午,敌先头部队进入延安。胡宗南在得到一座空城后,非常得意。敌人在广播上吹嘘说“我军经七昼夜之激战,于3月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5万余”。好家伙,牛皮都吹破了!即使我西北野战军全部做了俘虏,也仅是此数的一半。胡宗南连忙向蒋介石报捷,蒋介石也高兴的手舞足蹈,又是给胡宗南发电嘉勉,又是授予胡宗南勋章,并晋升胡宗南为一级上将。接着国防部组织中外记者到延安参观访问,慌得胡宗南星夜开设“战俘管理处”,从他的部队中抽出人员化装成战俘,用自己的枪支假冒战利品,又在延河两岸建造假坟,以充“阵亡将士”之墓。真是自欺欺人,可笑之极。

3月20日撤出延安的第二天,野司机关由冯庄向北转移到梁村,在梁村召开了司令部直属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央军委3月16日关于成立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的决定,宣布命令后,彭总讲了话,他说:“我们暂时放弃延安,是为了获得全中国,永久保住延安。不暂时放弃延安行不行?不行。不放弃就被动。毛主席指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现在我们西北战场敌我力量的对比是10比1,更何况胡宗南部队武器装备也比我们好,我们硬拼是划不来的。”彭总最后强调说:我们西北野战兵团的任务很重,全国军民都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打好每一仗,争取最后的胜利!彭总讲话时,会场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敌人占领延安后,以为我中央机关及我军主力向安塞方向撤退,便以主力5万之众直下安塞,同时又令第31旅迂回瓦窑堡,寻我军主力作战。根据敌情,我野司首长决定在青化砭设伏,歼敌31旅。3月24日,我军各部队按预定计划进入了阵地,严阵以待,只等胡匪军前来送死就擒。野司首长原定3月24日发起青化砭战役,但因敌人晚到一天,推迟到3月25日。彭总和野司首长到战场附近的一个高地上设置“前指”,我和刘克东科长带领电台及其他通信人员,随彭总到“前指”。上午8时多,敌人的主力已在彭总的望远镜中移动。远望敌军像一条蛇,慢慢地向我们布下的口袋里爬进。埋伏在青化砭两边山头上的我军指战员,瞪大眼睛,紧握钢枪,静静地等待着命令。10时,敌人已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内。“打!”彭老总握住拳头往下狠狠一击,发出了战斗命令。霎时间,各部队指挥员都发出了“打”的命令。敌31旅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惊呆了,我们在指挥所看见敌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到处乱窜,有的挣扎几下就不动了。青化砭之战只用了1小时40多分的时间,就干脆利索地结束了。敌人被歼2900余人,敌第31旅少将旅长李纪云、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少将参谋长熊宗继都当了俘虏。


青化砭战役中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左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左三)等亲临前线观察地形、指挥作战。

青化砭战役离我军撤出延安才6天,也就是说不到一个星期,我军就打了一个大胜仗,这对我军指战员是很大的鼓舞。因为团以上都配有电台,战争中通信联络很顺畅。战斗打响后,主要靠有线电及简易、运动通信。李纪云被押到前线指挥所驻地,他浑身沾满了黄土,脸色苍白,低着脑袋,表情十分沮丧。野司机关的一些同志听说李纪云被押来了,都跑来围观,彭老总也背着双手站在一旁观看当随军记者给李纪云拍照时,李竟然把头转过去,双手捂着脸,惹得在场的同志都笑了起来

审讯时,李纪云不时翻着白眼,看着周围的人,口里嘟嘟哝哝地说:“你们要打,就摆开阵势打,偷偷摸摸搞突然袭击,算不了好汉!”看样子,这家伙对他的失败还不服气呢!彭总望着李纪云那愚顽的样子,轻蔑地笑了笑说:“《百战奇略》上讲,凡战所谓奇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你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大概也受过什么训练,是什么黄埔之类毕业的吧,怎么连这一点常识都不懂呢?”李纪云被彭总说得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彭总继续说:“你们以为有美国人支持,有飞机、有大炮、人多、装备好,就可以打胜仗?你们以为占了我们的延安,就大局已定了,咳!不是那么回事!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你们发动的战争不得人心。老百姓见了你们,就像见了瘟神一样,你们不打败仗才怪呢!”听了彭总讲的话,李纪云狂妄的神色也消失了。

青化砭战役刚结束,军委三局来电调我回三局工作,并叫野司三科去人,接收军委转移时留下的一些通信器材,于是我就随刘克东一起回三局。彭总指示,乘这个机会由刘克东负责把李纪云送到中央机关去,参谋长要刘克东走之前再去请示一下彭总,看还有什么指示。刘克东去请示彭总,彭总说:“你一定要把李纪云亲自交党中央,路上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能出问题。”彭总还说:“这是咱们撤出延安后俘虏的第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把他送到中央,对于了解敌人的战略意图,是很有意义的。路上你要对他好些,要做一做他的思想工作,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解除他的思想顾虑。”第二天,我就随刘克东一起出发了,两个战士押着李纪云步行。李纪云仍然穿着旧军装,没有肩章和帽徽,路上一直低着头,心情沉重,一句话也不说。路过羊马河休息时,我们向老乡要水喝,老乡看李纪云像俘虏,不愿意给,我便同刘克东一起向老乡作思想工作。

1947年3月26日晚10点多钟,我到达瓦窑堡吴家坪三局驻地,王诤局长对我说:“中央机关今晚撤离瓦窑堡,大队人马已经出发了,我们也要马上出发。”刘克东与王局长简单谈了一下,当晚就返回了野司。我跟王局长一起走,还带了两部电台。电台收的电报无处送,很着急。经两天行军,先找到新华社的同志,才得知中央首长在枣林沟。



崔伦(中)与战友朱仕朴(左)、刘克东合影(延安时期)


崔伦(右)与战友绳吉伦合影(延安时期)


接任中央支队 通信大队长


延安时期的崔

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分成三个部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的精干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经晋西北转至河北省平山县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主持后方工作委员会,转至山西临县,统筹后方工作。

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支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为了加强中央前委机关的工作,叶子龙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廖志高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李涛任作战部部长。支队下设三个大队,一大队是电台,由黎东汉任大队长。二大队负责情报工作,胡备文为大队长。四大队为新华社,范长江为大队长。其中收发新闻的报务人员也是三局派出的,杜牧平在那里负责电务工作。为了保密,中央首长都使用化名。毛主席化名李德胜,周副主席化名胡必成,任弼时化名史林,陆定一化名郑位。中央前委机关的代号开始是“昆仑支队”,以后改为“三支队”,又改为九支队。

军委三局随中央后委行动,驻在临县孙家沟村,我仍在军委三局办公室工作。中央后委定点在山西临县,少奇同志由田庄向河东转移,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乘坐一辆大面包车,我也是坐这辆车去了山西临县。到临县不几天,局领导又决定要我带领总台人员,跟随李维汉等向河北省转移。刚走了一天,又通知返回临县,并说不走了。以后才得知,周副主席已专程从陕北到临县,中央后委机关大概是这时才正式定在临县。

青化砭战役后,敌人发现我党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都在东面,判断我肯定向绥德方向转移,便集中11个旅的兵力,调转头来沿咸(阳)榆(林)公路拼命向东追赶。党中央出敌所料,没有向东去,而是向西转移,经石湾、青阳岔等地,于4月13日到达王家湾。敌人主力追到绥德及黄河边,又扑了个空。胡宗南为避免重蹈31旅李纪云的覆辙,采取了宽正面的战术,大兵团逐山漫进,夜间在山头露营,并构筑工事,稳扎缓进。把他的两个整编军排成方阵,长宽各5公里,只走山头不走大路。行则同行,住则同宿,攻则同进,退则同撤。每天行军几公里,成了大兵团“游行”。在陕北的山山洼洼、沟沟岔岔“游行”,不可能迈步急进,只能艰难地爬动,这怎么能找到我军主力?胡宗南在山沟里丢了整编31旅,这回上山顶,自以为遇上我军,是居高临下,又人多势众,必然“胜券在握”,但是他又失算了。彭总在打完青化砭战役之后,就预计到胡宗南必然会调其主力东进。遂率我军迅速转移至蟠龙西北地区隐蔽待机,利用有利时机,先后又在羊马河和蟠龙两地打了两个胜仗。青化砭一仗加上这两仗,就是撤出延安后的三战三捷。5月14日,党中央为鼓舞陕北军民的斗志,继续吸引已经很疲劳的敌军主力追赶我中央机关,为我野战军主力创造有利战机,在真武洞召开祝捷大会,由周副主席公开宣布“党中央、毛主席仍留在陕北”。消息传开,陕北人民及野司指战员受到很大鼓舞。

1947年6月中旬的一天,杨立本管理员骑马从河西急促赶到临县孙家沟,向三局领导报告“黎东汉同志(当时任中央支队通信大队大队长)病重,连路也不能走,还得用担架抬着”。王诤局长很着急,立即决定派我去河西接替黎东汉的工作。临行前,王子纲副局长还诚恳地对我讲:“你到河西去工作,可要注意谦虚谨慎,尊重别人,中央机关各部门留在陕北的负责人,谁都比你资格老。” 我表示一定按他的指示去做。这时,正好杨尚昆秘书长要去小河村参加中央的会议,王诤局长要我带1部电台(报务员有汪文海、袁玉体)随行,以保证杨秘书长行军途中的通信联络,到达小河村后,电台就留在中央前委使用。


崔伦与王子纲等合影(1946-延安)前排左起:梁茂成、绳吉伦;后排左起:罗若遐、崔伦、王子

6月下旬,我们跟杨尚昆秘书长从临县出发,在碛口西渡黄河,经绥德沿大理河川西上,过吴堡、绥德、子洲县县城及麒麟镇、马蹄沟、石湾镇、青阳岔等地,走了10来天,于6月底到达党中央所在地靖边县小河村。一路上,杨秘书长和大家同甘共苦,跋山涉水,有马不骑,一起步行。有时我们劝他骑上马休息休息,他说:我这个人不骑马,这是长期形成的习惯。长征时我和彭总在一起,就没有骑过马,只靠两条腿走。这样才能练出好身体”杨秘书长一路上和大家谈笑风生,使我们几乎忘掉了行军的疲劳。


三十五年后崔伦(右)向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汇报工作(1983.1-北京

到小河村后,我立即去1大队驻地新阳湾,看望了分别3个月的老战友黎东汉,这时他的病已基本上痊愈。黎东汉等同志还向我详细介绍了一个月前敌人追赶中央机关的情况。当时,我们公开宣布党中央、毛主席仍留在陕北,于是敌人又集中主力追赶中央机关,敌人追到中央机关驻地王家湾后,估计中央机关肯定是向东转移,再加上西北局机关大队人马正在沿大理河川向东转移,于是敌人即向东追赶。但党中央、毛主席又出敌所料,在向东走了一段路后,临时改变方向向西,由三边方向转移至小河、田次湾等地。敌人向东追至石湾地区后,发现中央机关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去了,又扑了个空,于是又调转头向西追赶。党中央沿山沟小道转移至田次湾等地,隐蔽了几天,敌人沿大路一直经保安追到陇东,再次扑了空。

由于连续夜间行军,白天还要上机工作,大家极度疲劳。加上生活条件差,缺医少药,从大队长到报务员身体状况都很差,生病的人很多。黎东汉大队长得了肠炎,病的骨瘦如柴,无力行走,甚至连马也骑不了,只好坐担架指挥工作。在大雨中行军病痛难忍,又怕影响部队行动,他要求大家把他丢下。他说再走也是死,丢下了也不过是死,何必连累部队。后来他回忆说,这段经历比当年参加长征还艰苦。

党中央于6月17日由田公湾回到小河村,在此住了一个多月。我和黎东汉俩人在一起密切合作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奉命到山西,我则留下接替他的工作,担任1大队大队长,副大队长是黄冠群。由于我从山西来时又带来1部电台,这时1大队的电台由3部增至4部。1台台长是周建忠(后由段恒德接任),报务主任解超(后由刘坤成接任),主要负责联络东北人民解放军及几个地下情报台,因联络困难,特配备了V101收报机和20W284发信机;2台台长孟令仪(后由周明远接替),负责联络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3台台长高洪彦,报务主任李东祥,专门联络中央后委和晋察冀;4台台长胡佳,报务主任于迴香,联络西北野战军、联司、西北局及部分地下党台。


三局部分同志在延安裴庄合影(1945,11)前排左三黎东汉,后排左三刘寅副局长,后排左四崔伦,最右侧王子刚副局长


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



毛主席转战陕北中

转战陕北,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央采取的具有重大军事、政治意义的行动。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军队16个旅大举进犯陕北解放区,为了战胜敌人,陕北的2万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但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仍留在陕北,继续指导全国解放战争,并且直接指挥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陕北解放军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利用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等优势,采用“蘑菇战术”,将敌人拖得精疲力尽,取得了多次重大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陕北的进攻,1948年4月,延安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极大的鼓舞和增强了陕北以及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志和信心。

在转战陕北期间,电台是党中央、毛主席指挥全军的惟一通信工具。可是,由于各种条件的影响,电台工作的问题却不断出现,稍有处理不当,就可能误事,影响大局。我们电台的功率小,而通信对象间的距离又很远,联络比较困难,尤其是对东北台,敌占区的地下情报台,联络更困难。大家在天线架设、频率选择等方面想了很多办法,改善了联络状况。

当时电台人员少,来往电报多,很多同志坚持通夜工作不换班。时值盛夏,连降大雨,在敌人重兵追击中,生活条件极端艰苦。有段时间痢疾流行,有的电台几乎全部人员都带病坚持工作。报务员李锦华对我说,有次正在机上收报,肚子痛得厉害,只好请对方等一等,上过厕所后再继续工作。不管有多大困难,电台的同志们都表示,要绝对保证党中央、毛主席对全国解放战争作战指挥的通信联络顺畅。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党中央在小河村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事会议,研究部署了全国转入战略反攻的有关问题。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中央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彻底挫败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坚持作战的反革命战略。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改变调陈赓部来陕北作战的计划,改为陈赓部在豫西渡黄河策应中原及陕北战场。这样还可减轻陕北人民的负担,因为这年陕北是大灾年,春天干旱少雨,小麦收成无几,人民生活极端困难陈赓刚到小河村时,对中央机关的同志说:“我也要来陕北吃小米了”。到会议结束时,他又对中央机关的同志说:“我不吃小米了,要吃大米去了”。


毛泽东主席转移到陕北小河村时,亲自到机要室阅看通信大队收到的电报(1947.7)

小河会议结束后,周副主席向中央直属队的部分干部传达了会议精神。周副主席说:“只有战略的进攻行动,才能打倒蒋介石。只有解放全中国,才能消灭蒋介石。因此,毛主席提出了打出去的方针。”周副主席说:“小河会议决定,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以大别山为依托,纵横江淮河汉之间,威逼南京和武汉;陈粟大军在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后,进入鲁西南,突入豫东,依托山东作战。陈赓大军则趁胡宗南陷在陕北、豫西敌军不多的时机,以雷霆万钧之势,南渡黄河,由晋南挺进豫西,依托伏牛山作战。”

周副主席在详尽分析了上述阵势后,又特别强调说:“这就叫做战略大反攻啊!去年的作战方针是采取内线作战,把敌人引到解放区里消灭。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战略上我们采取防守,用空城换实力,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现在我们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消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迫使敌人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守了。”听了周副主席的报告,大家都非常兴奋,喜形于色。

7月31日晚,中央支队司令员任弼时召开干部会议,动员中央直属队准备行军。他说:“敌人企图于8月15日在绥德南北会师,封锁绥德、米脂,把我们包围在无定河以西。我们要粉碎敌人的阴谋,抢先越过绥德,寻找机会歼灭敌人;还要准备多跑路,牵着胡宗南的鼻子走。虽然我们支队才几百人,真正拿枪的也不过4个连,可是能叫敌人听我们指挥。你们听到老乡们有什么议论吗?老乡说,还没有见过咱们这样的队伍哩,人不多可驮子不少,不背枪的人多,背枪的人少。前天,周副主席比喻说:‘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任司令员一边笑一边扳着手指说:“你们看,1大队是电台,2大队是电台,4大队还是电台,我们4个中央委员(指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和陆定一)加上你们电台,不就是党中央吗?”听到这儿,大家热烈鼓掌。在谈到行军要实行轻装时,任司令员说:“每一个人背着个大包袱,这是搬家还是行军呢?亲手劳动得来的东西嘛,舍不得丢掉,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不丢掉又怎么打仗呢?不要怕丢掉,延安我们还不是丢了吗?一点盆盆罐罐又算得了什么?长征时我们丢了个干干净净,到了延安不是来了个大发展吗?今天丢个干干净净,会换来全国胜利的。”任弼时这次动员,真有说服力,大家痛痛快快地来了个彻底轻装。如果不是这次动员,后来走绥德、米脂,绕葭县(今佳县,下同),连续行军近一个月,没有人掉队才怪哩!

8月1日,中央机关离开小河村沿着大理河川东进。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率领中央支队走在最前面。毛主席骑一匹白马,有一班人抬担架跟着,但毛主席一次担架也没有坐过。大理河川弯弯曲曲,依山回转,我们来来回回不知过了多少次河。山路小道不好走,快到青阳岔时,3台的机器从骡子背上翻到山沟里去了。大队领导和电台的同志大吃一惊,急忙搬上来,幸好机器没有坏。走到火石山时,敌机来袭扰,又是扫射,又是投弹,但我中央支队隐蔽得很好,敌机只是瞎投乱扫一阵飞走了。


陕西靖边小河村会议旧址

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我们的行动,队伍多是在夜间行军,白天休息。有时下大雨,大家没有雨具,衣服都被淋透了。夜间路滑,毛主席也很少骑马,和大家一起步行。中央首长和报务员、译电员最辛苦,他们每天同大家一样,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一到宿营地,别人可以休息,中央首长要忙着看电报,研究部署,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译电员忙着翻译电报;报务员则争分夺秒架设电台收发电报,相当紧张。

快到绥德时,行军速度加快了。因为是接敌行动,情况紧张,南面的敌人刘戡部急如星火,拼命向绥德猛扑,企图和董钊会师,封锁绥德、米脂,消灭我中央机关。因此,我们必须比刘戡走得快,赶在他的前头过绥德,把他牵到我们预定的地方去。8月14日夜,我们终于先敌越过绥德。过了绥德,向义合方向走了10多公里,又接到紧急通知立即向米脂方向前进。敌人在后面紧追,我们到达米脂时,敌人已到达绥德。

15日下午,由米脂出发向葭县转移时,给西北野战军的紧急电报还没有发完,我和一个警卫分队留在后面,等候4台发完急电才走。我和4台过了米脂到乌龙铺时,只见老百姓正在忙着疏散,我们也未敢停留,继续往前赶。

敌人到达绥德后,分两路追赶,一路向义合河川方向直奔宋家川,一路向米脂、葭县方向前进。中央首长怕西北局和联司机关遭到袭击,要他们马上东渡黄河。但这时联络西北局的电台还在后面,毛主席就告诉1大队的同志:“不管哪一个台,只要能发出去就行”。可是,别的台不知道联络规定,无法联络。正在焦急时,我和联络西北局的4台到达,机要科长急急忙忙赶过来说:“快架电台给西北局发电报,不然他们就都完了!”我们立刻架线开始工作,不一会儿,电报发出去了,机要科长才松了口气说:“敌人几个旅插向西北局方向,主席很担心他们的安全,这份电报就是让他们马上过黄河的。”实际上,西北局机关早已安全渡过黄河,他们也十分担心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急待与中央台联络。所以我们的电台一叫就通了。

8月16日,中央机关原计划往葭县县城以北转移,但因葭芦河涨水,过不去,部队就在葭县县城对面的山坡上等候了半天。倒也奇怪,这天敌人的飞机没有来轰炸。不过,情况很危急,前面河水挡住了去路,后面敌人正在追赶,因为过不了葭芦河,毛主席又决定向西转移,沿山沟小路前进,与追赶的敌人只相隔一道山梁子,敌人的枪炮声都能听得见。

在曹家庄住了一夜,第2天(17日)向白龙庙方向前进时,又被小河涨水拦阻。警卫团刘辉山团长带一部分人上山担任警戒,其他人员都在忙着架桥。河虽不宽,水流很急,架桥很困难。支队领导已经打了招呼,万一桥架不成,就要准备丢掉牲口。可是,电台都是牲口驮载的,丢掉了牲口,电台怎么办?于是,我叫电台的同志准备好刀子,一旦情况紧急,就用刀子迅速割断绳子,取下机器用人来背,个人的行李准备丢掉。电台的同志也都同意这样做。正当电台的同志紧张地准备时,前面通知桥已架好,立即出发。黄昏时,部队到达白龙庙附近,徒涉一条小河,突然河水大涨,把直属大队管理科驮金库的牲口冲走了,中央首长命令停止渡河,1大队人员基本上都没有过去。结果,这天晚上中央首长在河西,电台在河东,收来电报送不过去。为送电报也花费了很大精力,竖了两根大柱子架通一条铁线来拉送电报。

1947年8月19日,毛主席和党中央机关到达梁家岔,与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会师。野司电话班立即架通了毛主席窑洞的电话,毛主席与彭总通了电话,接着指挥了沙家店战役。这次战役我军消灭了胡宗南集团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36师师部及两个旅,歼敌6000余人,缴获电台8部,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军企图将我军歼灭于陕北或赶过黄河以东的狂妄计划,成为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战役最激烈的那一天,我们还站在山头上观战,只听到炮不断的响,敌人的飞机不断的狂轰乱炸。


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军委三局派出4个无线电分队组成通信大队,保障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转战陕北期间对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指挥上图为通信大队在转战陕北途中,前左二为大队长崔伦,后左为一台台长周建中,前左为吕天文。

战役结束后,支队首长召开会议布置工作。会议开始时,有人问任弼时:“此次战役我们抓了多少俘虏?”任弼时笑着说:“打电话问了,他们说抓到一沟俘虏。”任弼时说:“因为天黑,又下雨,俘虏又多,一时无法点清,又没有地方放,就统统押在一条山沟里,所以说是一沟俘虏。”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此次会议前,要求准备一个星期的干粮,向三边方向转移。因为中央判断,胡宗南有可能令刘戡的8个旅向我猛扑,作垂死挣扎。但由于沙家店战役我军取胜,再加上陈谢兵团出击豫西,连克数城,直逼潼关,胡宗南已经不得不令刘戡撤退。

仅仅5个月,胡宗南的军事优势就没有了。从此,陕北及全国战争的主动权,已完全操在我们手里,蒋家王朝的覆灭,为期不远了。我们刚到梁家岔,任弼时司令员在召集各大队领导开会布置工作时,曾经非常自信地说过:“再过两天,陈谢大军要南渡黄河,在豫西地区展开攻势。请大家注意观察,过几天形势就会起变化。”战局的发展,完全证明了任弼时的预料是十分正确的。

沙家店一战,消灭了敌人的命根子36师。正在此关键时刻,我陈谢大军强渡黄河,斩断了陇海路,东与刘邓大军相呼应,西逼潼关,打到了胡宗南的后方,这一下弄得胡宗南焦头烂额,手忙脚乱。蒋介石也慌作一团,亲自飞到西安“挽救危局”。胡宗南只得连拍电报,命令刘戡部火速南下。毛主席电示:“胡宗南想把刘戡收回去,哪有那么便宜,决不让他逍遥自在的回去。我们要乘胜追击,要在咸阳榆林公路上,把刘戡齐头拦腰斩成几段,配合陈谢大军西进”。我西北野战军兵分三路,一齐向南出击。在永坪附近的岔口地区,敌人又落入天罗地网,经过两天的激战,击溃了胡匪军12旅、48旅、55旅、78旅共4个整旅,歼敌5000余人。10月初我军横扫延安四周的胡匪军,收复了延川、蟠龙。随即又接毛主席的指示,挥戈北上,将龟缩在清涧城的76师团团围住。10日晚攻入城内,11日解决战斗。这次延长、延川、清涧作战,共俘敌6600余人,毙伤1200余人,并活捉了胡匪军76师中将师长廖昂。刘戡这只丧家之犬,钻到宜川以南去了,我军也转入冬季休整。

在清涧战斗中,缴获敌人1部无线测向台,野司将测向台的机器和人员都送交中央机关,此事也引起中央首长对无线电保密问题的重视。

1947年8月24日,中央机关转移到朱官寨,在这里住了一个月。因我们电台的功率小,党中央与各地的联络有些困难,与关内各野战军的联络困难还小一些,联络东北野战军的困难就大了,白天我们根本听不到东北台,东北台更听不到中央台。这时野战军都非常关心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很注意与中央台的联络,只要我们打开机器一呼叫,对方马上就会回答以后听东北的同志讲,东北台为了抄收中央台的电报,电台驻地的那条街一到夜晚就禁止车辆通行,可见他们重视到什么程度。

9月初,我华东野战军在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之后,准备挺进鲁西南,歼灭蒋军整编第57师。就在这关键时刻,中央台曾有7天华东野战军陈粟大军电台联络不通。中央首长非常关心陈粟大军的行动,作战室几乎每隔两小时就来一次电话催问联络情况。我们采取了一切办法,但都联络不通。深夜接到电话,让我马上到周副主席那里去一下。我一边走一边想,周副主席若问我华野台为什么联络不通,我回答什么呢?心情感到十分沉重。山东形势那么紧张,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多么迫切需要了解那里的情况,可电台联络不通,我的责任实在重大啊!我走进周副主席的窑洞,见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及胡乔木都在。首长们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让我们坐下。周副主席关切地问道:“电台上的同志经过这些天行军,还吃得消吗?”我刚准备回答,任弼时把一杯热水递到我手里,对周副主席说:“电台有些同志生了病。”接着又转过身来问我:“生病的同志好些了吧?”然后,话题转到了华东野战军台的联络上。无论从首长的神情里,还是从说话的语气里,都感觉不出有丝毫的责备。我心里想,这事如果发生在野战部队,肯定要挨一顿训斥。任弼时问道:“和华东野战军台联络不上,找到原因没有?”我回答:“还没有,平时联络还较顺畅。”周副主席立即安慰说:“不用急,多想想办法,把天线架高一点试试,夜深人静时多听听。”陆定一说:“要加强联络。什么时候联络上,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任弼时还说:“要让报务员休息好,生活也尽可能搞好一点。中央首长的亲切关怀,深深地感动了我,来时步履沉重,归时步伐坚定快捷


周恩来副主席在转战陕北途中批阅通信大队接收的电报(1947)

次日早上,和陈粟大军电台联络通了,紧张了一个星期的心情才算平静下来。吃过早饭,我就去找支队参谋长叶子龙,我说:“请给华野发个电报,问一问这几天电台联络不通究竟是哪一方的原因,和一个野战军一个星期联络不通,这是大事,原因一定要搞清楚。”叶子龙参谋长同意我的意见,立即发电问对方。第二天得到回电,这几天没有联络,是陈粟首长为了隐蔽我军的战役企图,即在鲁西南发起沙土集战役,此后全歼蒋军整编第57师,这一胜利对扭转山东战局及配合全国各战场我军的行动,起了重大作用,电台都停止发信,以迷惑敌人,问题总算搞清楚了。我当时心里想:“你们这样作是可以的,但事先应打个招呼,不然把自己都搞糊涂了。”与山东台7天没有联络通,虽然不是中央台的原因,但周副主席的指示启发了我们,与东北野战军联络的电台在山顶上架了一副罕见的大天线,从此联络就顺利多了。

1950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回国,在哈尔滨接见省、市负责人时,毛主席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的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周总理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在朱官寨去向周副主席汇报电台工作情况时,我亲眼看到了中央首长确实只住两个窑洞,毛主席和江青住一个窑洞,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几位领导共住一个窑洞。我汇报工作时,胡乔木也在场,我估计他大概也住在这个窑洞。我心里想,这么多领导人住一个窑洞怎么休息得好,再加上有的身体不太好,任弼时是带病坚持工作。他们肩负着解放全中国的重担却过着如此艰苦的生活,不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47年8月24日,毛主席一行从梁家岔来到了佳县朱官寨镇,在这里居住了29天,当年的5孔窑洞因暴雨已经有3孔坍塌(2017摄影)

1947年9月6日上午,支队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传达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工作的指示,我也参加了会议。毛主席在指示中说:第一年作战(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歼灭敌正规军97个半旅,加上保安队等杂部共计歼敌112万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阵营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挫败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作战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毛主席又指示说:“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当然要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到国民党区域创立新根据地需要时间,需要在多次往返机动的作战中大量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之后,方能创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以前,困难将是不少的。但是,这种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毛主席说:“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毛主席分析说:“只要我军能如第一年作战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在第二年再歼敌96至100个旅(7、8两月已歼敌16个半旅),则敌军将进一步大受削弱,其战略性机动兵力将减少至极度,势将被迫在全国一切地方处于防御地位,到处受我攻击。”毛主席在分析完敌情后说:“我军作战方针,仍如过去所确立的,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包括一次打几个旅的大规模歼灭性战役在内,例如今年二月莱芜战役,七月鲁西南战役),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先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地方是歼敌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须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一方面,必须注意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上有胜利之把握;另方面,必须发扬勇敢战斗、不惜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短期内接连打几仗)的优良传统。”毛主席最后说:“以上是一年战争的总结和今后战争的方针。望各地领导同志传达给军队团级以上、地方地委和专署以上的各级干部,使大家明白自己的任务而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执行之。”

第二天,支队各大队都组织学习讨论了毛主席的指示。大家感到,毛主席对敌情的分析很准确,对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的任务布置的严谨而明确,特别是转到外线作战的方针、政策更细致具体,把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作为主要作战目标,对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在学习讨论中,有的同志还联系自己的亲身体会说:“毛主席、党中央撤离延安以后,别人都请求毛主席东渡黄河,毛主席坚决不离开陕北,毛主席留在陕北,不但没有要求西北野战军派重多部队保卫,而且仅带4个警卫连,多次牵着敌人主力的鼻子,要他们往哪里走,他们就往哪里走。每当敌人逼近中央机关的危机时刻,毛主席、党中央总是能突然改变行军路线(电台也停止发信),使敌人的追赶接连不断地扑空。敌军主力疲于追赶中央机关,这就为我西北野战军歼敌创造了有利的战机,这就是毛主席在转战陕北期间高超的指挥艺术。”还有的同志说:“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指挥艺术,比诸葛亮的‘空城计’还要高明,诸葛亮使用‘空城计’是因为马谡失街亭,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办法,毛主席牵着敌人的鼻子转圈子,这完全是主动的行为,毛主席的指挥艺术真是高人一筹,用兵如神!”

9月21日,中央机关离开朱官寨向神泉堡转移。行军途中,中央首长在山顶上休息时,看见1大队的同志正在爬坡,周副主席、任弼时鼓励大家:“同志们,加油!”任弼时还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电台的同志。”当电台同志从中央首长面前走过时,中央首长都说:“同志们辛苦了!”大家齐声回答:“首长好!”毛主席招呼说:“年轻人快快坐下来休息!”中央首长的鼓励,给大家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腿脚也显得轻快多了。

9月28日,中央机关直属队全体同志听周副主席作形势报告,题目是“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周副主席说:“现在已进入大反攻时期,自卫战争是从去年打起来的,为什么那时候不提出大反攻,不提出打倒蒋介石,现在才提呢?这是同志们所关心的问题。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不是随随便便提出来的,而是有根据的。”接着,周副主席详细谈了一年来的自卫战争,他论述了各个战略区的作战形势,刘邓大军于1947年7月,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个出乎敌人意料的突然行动,一举突破了黄河天险,经过艰苦的行军和激烈的战斗,于8月底进入大别山。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之际,陈谢大军于8月下旬渡过黄河,挺进豫西。由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也在9月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执行外线作战任务。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布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到大海的广大地区。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为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与此同时,西北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也由内线作战转入反攻。夏季,东北民主联军发动战略反攻,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战略进攻的总形势。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大家听了周副主席的报告,都觉得很兴奋。这次报告会有人拍了照片,解放后我在很多地方的展览会及画册上,都看到了当时周副主席作报告的珍贵照片,感到特别亲切。


1947年9月28日周恩来在神泉堡作时局报告

1947年10月12日,周副主席召集各大队的负责同志,传达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周副主席在传达前对大家说:“毛主席在这个宣言中分析了目前国内政治形势,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现在我向大家宣读一下宣言的全文。”周副主席宣读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大举反攻。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周副主席讲述了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从1927年起,蒋介石忘恩负义,长期坚持反共政策,对共产党极端仇视。

讲了这段历史后,周副主席继续宣读说:“前年(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又一次宽恕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停止已经发动的内战,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各党派和平建国。但是毫无信义的蒋介石,在签定停战协定、通过政协决议、宣布四项诺言以后,随即将其全部推翻。人民方面,虽则再三忍让求全,但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之下,决心不顾国家民族的死活,向人民作空前的全面的进攻。从去年(1946年)1月停战协定宣布到现在,蒋介石先后动员了220多个正规旅及近百万的杂色部队,向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用血战夺取过来的解放区,实行大举进攻,先后侵占了沈阳、抚顺、本溪、四平、长春、永吉、承德、集宁、张家口、淮阴、菏泽、临沂、延安、烟台等城市和广大的乡村。蒋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实行三光政策,同日本强盗的行为完全一样。去年11月,蒋介石召开了伪国大,宣布了伪宪法。今年(1947年)3月,蒋介石驱逐了共产党的代表。7月,蒋介石下了反人民的总动员令……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本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本军的政策,代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的有如下各项:(一)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二)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八)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周副主席把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及时向我们传达后,大家都十分兴奋,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向毛主席致敬。

周副主席说:“看得出来,大家听过这个宣言后很兴奋,我也和同志们一样兴奋,同志们回去后,再多看两遍,然后进行讨论,坚决贯彻执行,现在我再宣读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会场安静下来,周副主席缓慢地进行宣读。从10月13日开始,支队各大队认真组织全体人员学习讨论这两个文件。中央机关在神泉堡共住57天,在这里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67条》,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支队首长号召全体同志认真学习,切实执行,并结合拥政爱民工作进行广泛宣传。


神泉堡革命纪念馆

为了响应支队首长的号召,我们1大队举办了一次拥政爱民晚会。附近几个村庄的人,都聚集在大队部的院子里。机务员怀福田用手摇马达发电,给会场挂起4个电灯,为联欢会增添了光彩。山沟里的老乡第一次看见电灯,都很新鲜,仔细地欣赏,这也算是晚会的第一个节目。我在晚会开始时向老乡们宣传了两个文件的精神,并对乡亲们的支援表示感谢,接着演出了秧歌剧《拥军鞋》等节目。高文印演的老太太秧歌舞很受欢迎晚会结束了,老乡们还不愿离去,老打听什么时候再演出,余兴未尽。

8月底,陕甘宁边区粮食局的同志来支队谈粮食供应的问题。粮食局的同志说:“目前粮食、草料的供应紧张,就近解决很困难,只能到较远的地方去筹集,因路远,运力不足,怕赶不上供应。最近我们集中收购了些黑豆、早熟的土豆,准备先供给你们,你们看行不行?”支队领导向粮食局同志表示谢意说:“非常感谢边区政府和边区人民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很了解现在粮食供应困难的情况,在支队提倡节约每一粒粮食。我们已经要求全支队所有的同志每天只吃两顿黑豆子饭,并且不去皮煮着吃。支队吃的菜都是自己在荒山上挖来的野菜,大家吃得很满意。请你们放心,我们全体同志能体谅地方政府的困难。我们与你们同甘苦,共患难,一起克服暂时的困难。关于运粮的困难,我们支队将抽出部分骡马和人力帮助你们去运。”粮食局的同志听后很满意。支队召集各大队的领导开会传达布置。各大队都坚决贯彻执行,并派出人员带着几十匹牲口赴神木地区运粮。

中央机关在神泉堡时,正是秋天庄稼即将成熟的时候,不料气温突然下降,出现了霜冻。满山坡的庄稼,一下子都冻死了,群众很着急。由于敌人抢劫,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种麦时连麦种都没有。看到这种情景,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心中很不安,指示中央机关直属队要节约粮食,支援群众种麦。支队领导召集各大队领导开会布置,提出了具体指标要求。各大队都作了动员,为了节约粮食,在一段时间内所有的人每天都吃稀饭,小米稀饭放点豆子,也很好吃。当地群众得知中央机关节约粮食支援种麦,感激地说:“党中央和咱们心连心。”周副主席还号召中央直属队的干部战士,要帮助群众抢收抢种,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

10月22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游览葭县城的白云山庙会。这次游览庙会,中央机关大部分同志都去了,这也是毛主席对大家的关怀。毛主席说:“这几个月大家都辛苦了,现在也该放松一下,大家都去逛逛庙会。”我和1大队的大部分人员也都去了。据老百姓说,全国好多省的人都要赶来参加白云山庙会,规模很大,这年因受战争影响,规模要小一些。但对我来说,参观这样大的庙会还是第一次。庙会有数万人参加,有烧香的,有唱戏的,有跳舞的,有做买卖的,大型的焰火、鞭炮放个不停,真是红火热闹。在毛主席看山西梆子演出时,场上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呀!咱毛主席来咯!”话音一落,群众都轰动起来了。乡亲们戏也不看了,东西也不买了,从四面八方拥到主席身边,高声喊“毛主席万岁!”主席不断地举手向群众招呼,并动情地说:“乡亲们,胜利是依靠你们得来的!”主席的话,使已经沸腾的群众又达到新的高潮,热烈欢呼的场面,一直持续到毛主席离开白云山很远很远……


列席杨家沟会议,听毛主席作报告。


1947年11月14日,中央机关离开神泉堡向米脂县杨家沟转移。杨家沟是米脂县较大的地主庄园,是杜聿明的家,窑洞修建得很漂亮。中央机关到杨家沟后,1大队队部驻杨家沟村边的“一家庄”,电台配置在离杨家沟几里路的巩家沟。杨家沟是党中央撤离延安后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点,也是党中央在陕北最后的一个居住点。

在巩家沟,1大队几个报务员发生了违犯政策的错误。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们没有请示大队领导,就在巩家沟支持该村农民批斗村干部,地方领导为此事向党中央领导告了状。有一天,支队政治部主任廖志高找我谈话,说:“你们电台有些同志支持农民批斗巩家沟村干部,不讲政策,又是批,又是打,地方上向党中央告了你们的状,说是被批斗的村干部是好干部,还是个先进分子。”我说:“这些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回去查一下,如属实,一定严肃处理。”廖主任说:“如果确有其事,应对有关人员进行教育,中央正在开会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大家一定要执行党的政策。”我从廖主任那里回来后,就到巩家沟了解,结果情况完全属实。几个年轻人开始还不认错,自认为支持贫农搞土改,是革命行动,有什么不对呢?此事纯属认识问题,后来,经过批评教育,这些年青人才提高了对党的政策的深刻理解,认识了错误。

到达杨家沟后,4大队负责电台业务的杜牧平来找我,说他们大队因增加新的任务,需要增加1部电台,要我想办法给他们解决电台机器问题。我就交代1大队管机务工作的怀福田,要他负责解决,他想方设法给4大队解决了1部10瓦的机器。怀福田是一位工作经验很丰富又能自己动手装修机器的老机务员,在转战陕北期间,1大队的机器维修和器材供应,都是由他负责的,每一次他都能较好地完成了器材供应和维修任务。1大队每台机器也是由他多次维护修理,从没有发生因机器故障而延误工作的情况。

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重要会议。这次中央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主席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对革命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党需要解决的军事、土改、整党、经济政策、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问题,作了纲领性说明。毛主席作报告时,中央机关直属队各大队的负责人都到会,我也参加了会议。

毛主席作报告时不念稿子,讲话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4亿7千5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主席动情的演讲,多次被雷鸣般的掌声中断。他挥手示意,要大家安静下来,继续说:“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战争的那一天起,我们就说,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然而恰在这时,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地结束以后,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组成反动阵营,反对苏联……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地进行了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反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当着1946年7月,蒋介石匪帮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的时候,蒋介石匪帮认为,只须3个月至6个月,就可以打败人民解放军。”会场上长时间地响起一片笑声。

接着毛主席详细论述了解放战争17个月(1946年7月至1947年11月)的作战形势变化,在谈到我军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扭转局势时说:“我们所以能够如此,在军事方面来说,是因为执行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当着我们避开优势敌人的致命打击,并转移军力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而主动地放弃许多城市的时候,我们的敌人是兴高采烈了。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的胜利和我们的失败。他们被一时的所谓胜利冲昏了头脑。张家口被占领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即下令召集他的反动的国民大会,似乎他的反动统治从此可以安如泰山了。美帝国主义分子也手舞足蹈,似乎他们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的狂妄计划,从此可以毫无阻碍地实现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及其美国主子的腔调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一切国内外敌人都被他们的悲观情绪所统治的时候。他们唉声叹气,大叫危机,一点欢乐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力量,过低地估计了革命力量,冒险地发动战争,因而落在他们自己布置的陷阱里。我们敌人的战略打算是彻底地输了。”最后,毛主席分析说:“蒋介石反动集团在1946年发动全国规模的反人民的国内战争的时候,他们之所以敢于冒险,不但依靠他们自己优势的军事力量,而且主要地依靠他们认为是异常强大的,举世无敌的、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帝国主义。但是实际上并不如此,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大家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鼓舞。


1947年11月至1948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转战陕北时进驻杨家沟,在此领导和指挥了西部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组织开展了全国土地改革运动,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二月会议”和高级军事会议。

会议结束不久,西北野战军党委在杨家沟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中央机关所属各大队负责同志也列席了会议。为了贯彻中央12月会议精神,许多中央领导都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我印象最深的是任弼时所作的“土地改革中几个问题”的讲话。会议开始前,任弼时到就近几个县作了深入调查,他以坚定的原则性和充分的说服力,指出了土改中发生的问题和“左”的错误,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任弼时的这个讲话,后来作为土地改革运动的指导文件转发全党,对全国土改运动走上正确轨道起了重要作用。

就在这次会上,我们还听了陈毅的讲话。他谈到,从华东来陕北参加中央的会议途经晋绥边区时,军区机关召开干部会议,请他参加。一进会场,就看见座席分“地富席”、“贫雇农席”等。陈毅说:“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也不知道我应坐到哪个席上才对”。他用这个生动的例子,说明了当时各根据地的“三查三整”运动,发生了“左”的偏向。

中央机关在杨家沟也进行过“三查三整”学习,由于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所以进行得很正常,没有发生任何“左”的偏向。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从山西到杨家沟来参加中央的会议,在闲谈中对我们说:“你们真是得天独厚,后委机关的‘三查’运动,可是不容易过关啊!我们部里的一位同志,被罚站几个小时过不了关。”我心里想,我们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真是好运气。

有一天,我到叶子龙参谋长那里汇报工作。正在谈话的时候,毛主席忽然走了进来,我赶快站起来向毛主席敬礼。叶子龙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1大队大队长崔伦同志。”主席和我热情地握了手后问:“姓测(湖南口音,崔读成‘测’)?”多大年龄?是哪里人……最后主席说:“这几个月你们电台的同志辛苦了,今年陕北又是灾年,你们要照顾好大家的生活。”他这样关心电台的同志,使我很感动。这是我第一次和毛主席面对面说话,使我终身难忘!

中央机关在米脂县杨家沟迎来了1948年。元旦这一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特意请中央机关各大队和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同志去吃饭。大家来到一孔大石窑洞里,室内摆了两张桌子。各大队的领导同志和警卫团刘团长,原先都挤在一张桌子旁边,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走进来的时候,大家都站起来致意问好。毛主席和大家一一亲切握手问好。这时,周副主席赶紧走过来说:“你们不要挤在一起,我们大家要插开坐。”于是,把刘团长拉到毛主席和任弼时等同志那一桌就坐。毛主席、周副主席特别高兴地向大家祝酒、讲话。叶子龙的两个五六岁的小孩子,从河东接到杨家沟,这天也来了。主席和周副主席很喜欢孩子,老是和这两个孩子碰杯玩,脸上绽放出欢乐的笑容。

前不久获知,党在北平的一个地下情报台被敌人破获。在清涧战斗消灭敌人廖昂部时,我军缴获1部测向台,该台是敌人专用来测定党中央及西北野战军的指挥位置的。据俘虏供认,这两个指挥位置,他们随时可以掌握。这两件事的相继发生,引起了中央首长对无线电通信保密工作的高度重视。就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结束不久,在杨家沟召开了通信保密工作会议,会议在周副主席住的窑洞里召开,周副主席亲自主持。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住在一个院子里,周副主席的隔壁就住着主席。参加会议的有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机要局局长李质忠,三局副局长王子纲,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张文舟、通信科科长刘克东、副科长朱仕朴。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快开始的时候,毛主席进来了,周副主席高兴地站起来说:“毛主席来看我们了。”到会同志起立,主席笑容满面,同与会同志一一握手,并且关切地说:搞好通信保密工作很重要,周副主席召集大家开会,有什么问题你们好好研究解决。”大家鼓掌,目送毛主席离开了会场。

会议开始后,周副主席说,机要通信工作在战争中十分重要,通信保密工作最近出现了一些情况,大家都已知道。现在就是要大家来想办法,摆脱敌人的侦察测向,变被动为主动。他又说:“看来敌人的测向台有时还是抓住了我们的行踪,不能掉以轻心啊!”接着,到会的同志都发了言,指出无线电通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诸如呼波不常变,机器声音、手法特别,再加上报务人员不遵守纪律在机上胡乱闲谈等,这些很容易被敌人测向台抓住。针对存在的问题,大家也提出了改进的措施。周副主席很注意听每个同志的发言,有时在本子上记一记,有时点点头,有时提问题让大家回答,会议开得既严肃又活跃。

会议结束时,周副主席作了小结。这个小结既高度概括又生动具体。他把小结的内容概括为八句话:“划清系统,调整人员,改装机器,变换手法,模仿敌人,多种呼波,严守纪律,加强保密。”他说加强保密是中心思想,是总的要求,其他几句是具体措施,还逐句作了解释。这样既具体又高度概括的总结,不懂通信的人是很难作出来的。他之所以能概括得这样好,是与他长期关心通信工作,特别是在敌占区领导地下电台分不开的。周副主席在小结的最后说:“我们说千方百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摆脱敌人。大家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很多办法,但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不能一劳永逸,要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要搞好通信保密工作,首先通信部门必须十分重视,领导也要重视。毛主席很关心这项工作,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把它搞好。

杨家沟会议一结束,西北野战军立即在野司驻地吕家沟召开旅以上单位通信科长会议,具体贯彻落实通信保密会议精神。会议由张文舟参谋长主持,王诤局长、王子纲副局长到会作指示,我也跟随他们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传达中央通信保密会议精神以后,大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由于参加会议的同志几乎都是搞报务出身的,所以在会上较具体地摆出了我军无线电通信保密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有:机上闲谈泄密,手法、声音不变易被敌抓住,呼波没有经常改换,拍发明码,不遵守通规通纪等几大类共100余条。彭总到会作了指示,他说,搞好通信保密,通信人员负有重要责任,指挥员也有一定的责任。有的措施必须指挥员下决心才能确定,例如在战斗打响前一律不许使用无线电,这一条必须由指挥员下决心。会议根据周副主席和彭总讲话精神,综合大家的意见,总结了经验教训,制定了通信组织原则及保密规定。

会议结束后,我在1大队的全体报务人员中进行了传达,大家认真地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贯彻的具体措施。接着,军委三局又连续向全军发出了加强通信保密的指示和规定。


崔伦在转战陕北期间参加通信保密会议(1948.1-杨家沟)左起:黄冠群、崔伦、朱仕朴、刘克东


东渡黄河


1948年3月上旬,叶子龙、汪东兴召集有关同志开会,布置东渡黄河的准备工作,我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叶子龙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东渡黄河的指示。毛主席说,中央准备东渡黄河,自从蒋介石指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在陕北转战已一年了。去年3月19日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可谓蒋介石最得意、最神气之时。蒋介石得意忘形,吹牛要在3个月或半年之间消灭中央首脑机关和西北野战军。经过一年的较量,全国各战区的斗争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我们在全国范围由被动变为主动了。你蒋介石赶我们过黄河,我们偏不过,在陕北拉着你的队伍转圈子,一年后的今天,我看过黄河的时机到了。中央在适当时机与中央工委、后委会合,有利于指挥全国的战争。会议确定,汪东兴带1部电台,作渡河准备。


转战陕北52年后,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为崔伦题词。

1948年3月10日,周副主席在杨家沟村召开支队全体干部会议,向大家讲了全国的形势。他说:“再过几天,我们撤离延安就一周年了。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同志们都学习了中央12月会议的文件,从1946年7月到现在,我军共歼灭蒋军200多万人。照这样打下去,要不了几天,就可能将国民党军全部消灭掉!西北战场也发生了根本转折,最近在宜川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歼敌5个旅,刘戡这个吹牛大王也被我军击毙。再过几天,延安就可以收复。党中央坚持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适应自卫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迎接不久就要到来的全国范围的伟大胜利,党中央要搬到华北去,要和中央工委、中央后委会合。”顿时,会场热烈鼓掌,同志们都激动得跳了起来。接着,周副主席十分高兴地说:我们这次行动不是撤退,也不叫转移,是搬家,而且是胜利搬家!我们要讲得明明白白,走得从从容容,男女老少一齐走”这时,会场又响起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1948年3月21日,党中央、毛主席及支队全体同志,告别了杨家沟热情欢送的人群,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向黄河渡口出发了。3月23日,党中央支队人员到达黄河渡口,在川口区的螅蜊峪渡口上船。停泊在河边的几艘木船,有两艘像是新制造的,比别的船要大些,中央首长就乘这两艘大船渡过黄河,到达山西碛口镇上岸。从此,党中央、毛主席就告别了居住10多年的陕北老革命根据地。毛主席上船时,向前来送行的人们说:“我马上就要过黄河了,来不及向陕北老乡们告别,请你们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谢谢他们一年多来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告诉陕北人民,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对共产党、对人民解放军的一片深情厚谊。”


1948年3月23号上午,毛主席率领中央支队在吴堡县川口登上渡船,驶向东岸。

毛主席东渡黄河到达山西,在临县休息了一两天。我们接到通知: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改乘汽车,支队的大部分人员与后委机关一起步行去河北省。1大队四部电台,派一部随中央首长乘汽车行动,其余人员与后委机关同行。因为只要一个台跟随党中央行动,还要求能与几个野战军直接联络,就从4个台中每台抽一个人组成一个新台,由胡佳任台长,周明远任报务主任,报务员有李东祥和张卓。我就带这部台跟随党中央行动,一路上联络顺畅,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出发前,三局副局长刘寅找我去谈话,一见面就交给我一包东西,嘱咐说:“你跟党中央、毛主席乘车行动,途中比较安全,三局的全部家底就交给你负责,把它带到河北平山去。”我接过这包东西,提了一下觉得挺重,就问:“这是什么东西,这么重!”刘副局长说:“是金子,怎么不重呢?”接着,他向我说明,这是多年来三局在延安搞生产积累起来的,全部家底就是这包金子。具体数字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提着很沉重。我当时想,这一包贵重的东西交给我,我就得整天背在身上,不能离开它,这个担子可真不轻啊!但是组织上信任我,我也只好辛苦啦,一定要安全背到目的地。到平山后,把金子交给刘副局长,我笑着说:“真没想到过五台山那样艰难,差一点把我累死了,我真怕丢了‘三局的全部家当’。”刘副局长听后也笑了,说:“这也算是你给三局立了一功。”

3月26日,我带着电台随中央首长到达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兴县蔡家崖材,在这里住了七八天。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即著名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以后成为全党学习的重要文件。这时已是4月初,天气不太冷,每天晚上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在露天剧场观看军区剧团演唱山西梆子。我这个没看过山西梆子的人,也看得着了迷,越看越想看。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也是每场不缺席,每次看戏主席都向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打招呼,叫往前坐,所以我们离主席很近,内心感到无比的幸福。这个剧团的演唱水平确实不低,特别是《二度梅》、《打金枝》等剧目,演得非常精彩。晋绥军区通信处长荆振昌,向我介绍了晋绥军区的通信情况,还带我参观了直属队。

4月4日,党中央、毛主席离开蔡家崖到达岢岚县城。4月6日,过雁门关到达代县,进入了晋察冀军区的区域。从蔡家崖到晋绥军区边界线,沿途警戒十分严密。中央首长经过的每一个村镇,几乎连一个人都看不见,公路两边的山坡上,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哨兵。这么远的路程,警戒这样严密,得多少部队?贺老总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真是关怀备至。毛主席在蔡家崖居住期间,贺老总每天早上都要亲自到毛主席驻地周围巡视,看看是否有人无意中干扰了毛主席的休息。因为中央首长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每天都是接近凌晨才入睡,上午是休息时间。

4月7日,离开代县经繁峙到达东山底的伯强村。原计划由此翻过五台山到台怀镇,但因连降大雪,公路不通,中央首长在这里住了3天,等待当地政府动员人民群众抢修公路。公路修通后,车队刚上路,又降大雪了。中央首长乘坐的是美式吉普车,越野能力强,但因路太滑,天又渐渐黑下来,难以辨路,只好请晋察冀中央局来迎接的同志骑自行车引路,慢慢下山,于当晚到达台怀镇。其他工作人员乘坐大卡车,走走停停,到达山上天已黑了,这时公路已被雪埋没,汽车无法前进,大家只好下车步行,有的地方积雪一米深,得要拔出一条腿才能迈上一步,走几步就得休息一会儿。我身上还背着一包沉重的金子,累得实在受不了,随时可能倒下去。下车步行时,天逐渐晴了,这山有多高也不清楚,只见脚底下有星星闪烁。下车步行走了大半夜才到达鸿门岩。过了鸿门岩,就是阳坡,积雪少,又是下坡,早饭后到达五台庙。有的同志建议去参观一下,我说:“我一步也不能走了,你们去看吧”。在台怀休息了不长时间,我们又在极度疲惫中上路了。

下长城岭到达龙泉关时,晋察冀军区派出十几辆吉普车来迎接。大家高高兴兴地上了车,很快就到达晋察冀行署和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这一天是4月13日。城南庄离西柏坡很近,可以通电话。我们电台在这里住了一星期,上级通知我们可以先去平山,于是我带电台先出发,于4月20日前后到达。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已先期到达西柏坡,毛主席仍在城南庄。4月底,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要去城南庄毛主席处开会,上级通知派1部电台随行,我就找段恒德谈了话,要他带报务员张卓、李东祥等执行这项任务。周副主席还找段恒德谈了话,要他注意搞好电台的工作。同去的还有联络苏联的那部电台,由齐复华与阿洛夫带去的。当时还不理解为什么要这部电台去,事后才知道这时毛主席正在考虑是否去苏联的问题,随时要与斯大林交换意见,用得着这部电台。这次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并决定了有关全国战略大反攻及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等重大问题。毛主席在城南庄住了一个月左右,于1948年5月下旬到达平山县(当时叫建屏县)的西柏坡。至此,党中央、中央工委、中央后委就全部会合在一起了。


阜平县城南庄镇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

本文摘自崔伦所著《通信兵往事回想》,长城出版社,2006年9月4日第一版。《通信兵的故事》编辑部配图。




来源:通信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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