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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黄花分外香(二、下) ----郭维屏山西抗战之生死劫难
来源:晋绥网   作者: 郭友苏   更新时间:2020-09-06   浏览:389

战地黄花分外香(二、下)

      ----郭维屏山西抗战之生死劫难

悼念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郭维屏逝世三十周年


六、首任抗战县长 实施“四大动员”

山西打顽固战役获得胜利,按中央指示要求,牺盟会与新军决死队主动致电阎锡山,表示:牺盟会与新军决死队忍痛既往不咎,大敌当前,一切应以民族利益出发,一切应谋合理解决,愿继续在阎(锡山)司令长官领导下,继续坚持进步,继续团结,抗战到底。表达愿与阎锡山重归和好的愿望。

阎锡山表示:他是国共两党的中间力量,他的存在对国共双方都有利。经双方派员谈判协商,“晋西事变”终获和平解决,阎锡山没有投降日寇,又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之内。


晋西北自此进入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晋西北顽固势力被全部肃清,结抗战以来晋绥军、八路军两军共居,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并存,两种军队、两种政权共驻晋西北的局面。按约定,阎锡山的晋绥军势力退到晋西南,八路军一二0又重返晋西北,牺盟会决死队在晋西北执掌政权,一心一意抗击日寇侵略者。

根据中央指示,晋西北成立贺龙为书记关向应为副书记的中共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晋西北地区党、、民等各项工作;同时,筹备成立晋西北行政公署,拟选举续范亭为行署主任牛荫冠为副主任的晋西北抗日革命政权。

194012日,八路军工作团的萧(肖)靖同志传达上级决定,成立新的第八专员公署,任命顾永田为专员、康世恩为副专员;会议宣布筹建成立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由郭维屏担任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

郭维屏他们离开大川驻地,转赴狮子河驻扎,着手筹备成立抗日民主政府。筹备地点开始选在老书寺或红梁岩,后又返回狮子河,最终确定在胡家峪。筹建人员以牺盟会骨干为主体,囊括各界各方面进步力量,要共建阳曲县的县、区两级抗日民主政权。阳曲县牺盟会在胡家峪村,召开阳曲县两级干部会议,选举首届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参会人员以投票方式,选举决定郭维屏为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

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是清(源)、太(原)、徐(沟)、阳(曲)、交(城)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在晋西北行政公署(晋绥分局)建立之前,也是晋西北地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成立时,康世恩同志代表山西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第八行署,专程到会并发表讲话,祝贺阳曲县打顽固斗争取得胜利,祝贺阳曲县首届抗日民主政府新政权建立。

新成立的阳曲县政府下辖七区,其中:一、三、五区是游击区,二、四区是新开辟区,还有静(乐)一区、忻(州)三区当时也隶属阳曲。按照划分,狮子村、嘉乐泉一带为一区,区长为杨斌同志;水头、黄寨一带是二区,区长为丁林同志;河口一带为三区,区长为郭良同志(1941年牺牲);邢家河一带是四区,区长为郭力现同志;西庄一带是五区,区长为冀佩之(冀培芝、后牺牲)同志;忻(州)三区区长为尹德同志;各村的村闾长,大都由牺盟会村干部担任,五区区长冀佩之(冀培芝)同时兼任军事武装游击队(小工卫队)队长。

县政府内设机构,初设两科一局,即由一、二科与公安局组成。一科科长李连寿(郭维屏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同班同学,19438月牺牲),负责粮食、财贸;二科科长王惠德,负责县政府内务管理与行政后勤;公安局局长武锐兼任公安警卫连连长,负责治安管理、犯人看押、警察队伍等。几天后,萧(肖)靖同志又传达地委决定,在县政府基础上成立中共阳曲县委员会,杨新同志任县委书记,张兴业同志任组织部长,杨新同志共产党员身份由此公开。

1940115日,晋西北地区军民在兴县召开大会,公推中国同盟会元老、新军暂一师师长续范亭为晋西北行署主任,牺盟会总会领导牛荫冠为副主任;经党、政、军、民充分协商,投票选举,公推素有重望的续范亭将军为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主任;成立新军总指挥部,续范亭为总指挥罗贵波为政治委员成立涵盖各界的晋西北军民联合委员会,选举贺龙为主任委员,续范亭为常务委员会委员。晋西北(晋绥)地区各界革命群众组织由此诞生。

“晋西事变”后,晋西南八路军主力和新军全部撤到晋西北。194027日,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区党委合并为中共晋西区委员会(晋西区党委)。新合并成立的晋西区党委,统一领导晋西北、晋西南以及内蒙大青山地区党的工作。新合并的晋西区党委书记由原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担任,副书记由原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担任,赵林兼任组织部长,张稼夫为宣传部长龚逢春为武装部长罗贵波为统战部长刘俊秀为民运部长兼妇委书记

19402,新合并的晋西区党委领导机关,迁入兴县张家圪埚村牛王庙;5先后迁往兴高家村、碧村、冯家庄村;6月,日军扫荡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晋西区党委过黄河,转移至陕西盘塘村扫荡战斗结束后,19418,晋西区党委迁至兴县蔡家崖乡北坡村。


中共晋西区党委遗址


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原计划开展政权建设、恢复生产、对敌斗争三项任务。春节刚过,晋西区党委在临县白文镇召开会议,新任中共晋西区区党委书记林枫,在干部会上布置任务:晋西北地瘠民贫,十年九旱,我们新政权刚刚建立,工作基础薄弱,物资给养困难,再加上日、伪、阎三方面封锁挟制,敌人企图在经济上困住我们,我们必须针锋相对。目前,最为急迫、最为重要的是解决战时各项急需,立即进行“四大动员”工作。

一是要动员群众踊跃参军,为抗日军队不断增添新鲜血液,动员兵员,扩大八路军;

二是要动员群众交公粮,动员粮食,保证军需供给;

三是要为抗日筹款,动员现金,支援抗日经费;

四是要动员妇女做军鞋,满足部队需要。

打顽固战役胜利后,我军驻扎在清、太、徐、阳、交的部队很多,有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有决死四纵队和工卫旅,有晋西南地区北上的决死二纵队,还有新军暂一师等各部队。战役刚刚结束,清、太、徐、阳、交狭小边界处,突然涌出这么多部队,如何解决大部队所需军需给养和后勤保障,对新成立的抗日民主政府是个大考验。一方面,各部队需要补充兵员,要增强战斗力,另一方面,这么多战士需要吃饭休息,军马需要草料喂养,战士布鞋破损遗失需要更换,更急需钱款,购买必需的手术医药用品,伤病员需要救治转移安置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抗日民主政府立即解决。

郭维屏他们组织阳曲县全县立即开展“四大动员”,努力保证任务完成。虽然群众都不富裕,但很快有四十多家大户农民积极带头,主动捐钱、捐粮、捐菜羊,有的主动献白银、献元宝,有的积极献银元、献金银首饰,偏远地区农民,还献出贵重药材麝香等。群众们省吃俭用,勒紧自己腰带,资助抗日部队。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很快把动员上来钱款物资集中造册,分文不留,绝大部份交给急需的各驻军部队,少部派车送往兴县,送往新成立的晋西区党委和行署,解决党委、行署成立后的急需困难。

抗战时期,晋西北人民实心实意拥护抗日民主政府,实心实意支持八路军与决死队,是真实的鱼水关系鱼水情。大家对日寇侵略者深恶痛绝,对八路军决死队顽强打日寇真心拥戴,对共产党实行民主平等,对人民群众真心爱护,也发自内心的真欢迎。这也是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能得天下的“真谛奥秘”。山西人民淳朴善良,山西人民酷爱和平,八路军决死队和抗日民主政府,更是一心爱民,一切为民,他们把人民利益看的高于一切。他们爱护人民,保卫人民,视人民生命利益高于自己生命利益。通过“四大动员”工作开展进行,也发现阳曲一些开明、进步民主人士,这为以后阳曲县和晋西北地区,实行“三三制”革命政权建设,奠定坚实的人员组织基础。

在阳曲县战斗期间,郭维屏通过紧密毗邻的营立村战友----交城县牺盟会特派员兼游击队大队长任悟僧介绍,认识了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华国锋同志。193711月太原沦陷后,交城县牺盟会从交城县县城退到山区,坚持抗日救亡抵抗斗争。初始,交城县牺盟会驻在西冶川水峪贯,后来向北转移,转至阳曲县屯兰川的营立村,此后很长时间一直在营立村(今属古交市管辖)驻扎。屯兰川位于吕梁山脉中段,在阳曲县县域境内,阳曲县牺盟会驻地在西沟村,交城县牺盟会驻地在营立村。西沟村、营立村两村紧紧相连,都在阳(曲)交(城)边区,都在半山坡间,用现在话讲,就是抱团取暖,并肩战斗,共同抗日。两县牺盟会为共同的目标---抗日,他们朝夕相处,亲同手足,情报共享,相互支援。193912月,华国锋从汾阳县调回交城县牺盟会,他的组织关系隶属交城县,实际中,本人经常战斗在阳曲和交城边山一带。华国锋一直在山西省的交城、古交一带工作。

郭维屏后来回忆,华国锋在阳曲革命战斗时间,可以追溯到1939末打顽固期间,这比国内许多资料介绍华国锋在阳曲的战斗时间,整整要提早八年时间。1947年,华国锋担任阳曲县县委书记,实际是华国锋第二次战斗在阳曲。1976106日,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后,黑龙江日报社曾专题采访郭维屏,郭维屏向他们介绍一些华国锋战斗情况。另据哈尔滨国营星光机器厂(349厂)“文革”专案组组长李果回忆:外调郭维屏历史,我曾去长沙找过时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华国锋,华国锋为郭维屏书写了外调证明材料。华国锋熟悉郭维屏的情况,由此传出外界。

抗战初期,华国锋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党内职务是民运干事。为改变交城县群众工作薄弱局面,上级调华国锋回交城,派他去宣传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群众组织。交城、阳曲两县山水紧密相连,两县民主政府都面临日寇军事“围剿”,都处于日伪严密经济封锁,两县牺盟会和抗日民主政府都在贫困偏远山区,都经常遭受日伪军袭击骚扰,都处于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状态,都是战斗形势高危复杂的区域。华国锋克服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等诸多困难,面对险恶复杂敌情,每天走村串户,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建立各级抗日组织,组织改选基层村公所,选举爱国进步人士担任村长,动员村民参军参战,组织发展地方抗日武装。

“四大动员”开展后,华国锋担任交城县工、青、妇各界抗日联合救国会主任。他革命立场坚定,工作积极主动,善于开展调查研究,善于思想工作联系实际,为人勤奋朴实,联系群众广泛,所以交城县“四大动员”工作开展完成又快又好上级曾专门在交城县会立村举办“四大动员”献金展览会,展览会使抗敌前线的晋西北军民备受震撼鼓舞,大开眼界,影响很大


动员”过程,曾出现一些急躁情况。当时,一些同志凭着革命热情,提出一切政权归牺盟,提出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过火口号忽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忽视团结统一民众原则,使工作出现偏差,当然后来也得到纠正。

当时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较重,晋西北好多县域工作处于被动状态,只有华国锋工作的交城县能实事求是,团结各个阶层,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在“动员兵员”工作中,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动员许多青壮年参加八路军,使当地八路军358旅独立二团发展壮大很快。后来革命斗争中,独立二团成为我军坚强骨干力量,配合其他兄弟部队取得许多战斗胜利

“抱团取暖”对敌斗争期间,郭维屏与华国锋同志有过几次探讨交流,曾就一些具体做法向华国锋学习询问。郭维屏对华国锋总的印象:说话不紧不慢,语言不多,态度平和,能抓住问题实质与主题,他头脑清楚,思路明晰,讲道理,有魄力,做事沉稳,记忆力好,处事谨慎精细,账算得很好,凭事实说话,通情达理,最能替群众考虑,从不摆架子,不以势压人和训人。

郭维屏印象最深刻的是,“四大动员”中的“现金动员”工作。在“现金动员”中,华国锋能根据具体实际情况,提出“钱多的多负担,钱少的少负担,没钱的不负担”思路,采用灵活变通,合理负担办法,推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只要尽心尽力就行。由于实行区别对待,实事求是,客观公平,既解决了抗日经费来源,又扩大了抗日民主政府政治影响,使群众自动自觉,心甘情愿的进行捐献。郭维屏在阳曲县也推广了交城县牺盟会做法,极大的促进了“四大动员”任务完成,为巩固发展新生的晋西北革命根据地,做积极贡献。

1941年春,日寇加剧对革命政权疯狂“扫荡”“蚕食”。鬼子们一改以往作息时间规律,实行夜间奔袭偷袭,袭击抗日武装,屠杀平民百姓。晋西北革命根据地遭到残酷挤压,辖区面积大幅度缩小,交城县牺盟会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也被迫转移到阳(曲)、交(城)边区的阳曲县境内进行。

日伪军在根据地的岔口、草庄头、芝兰、榆林山、归化一带设立据点,修筑碉堡炮楼,许多村庄被日伪军占领,即使距敌人据点较远的小村子(有的只有三两户人家),敌军也常去骚扰。这些村子分散在深山丛林,人口稀少,总共也有几千人。由于敌强我弱,游击队在一个自然村只能呆上一两天,然后就转移离开,白天不能住在村里,只能夜间过来,天一亮就走,爬上高山,隐蔽在密林之中。华国锋后来回忆:(一到)晚上,我将帽子向下一拉,就进村住到堡垒户家,群众节省下一点莜面白面,也尽量给我们吃,群众要依靠我们赶走日本人。他不只一次地说:(山西)乡亲们实在好,人民实在太好了,许多村级政权也是“白皮红心”,共产党游击队、阎锡山顽固军、日寇日伪军,都是穿着便衣,到一地方都先找村公所,这些村长真有本事,一见面,说上几句话,他就能分辨出你的真实身份,应对自如。

由于敌人四面包围,封锁分割,群众生活相当困苦,人们都没有棉衣棉鞋,没有粮食、油、菜,只能吃野菜、榆树皮、黑豆,靠采野菜充饥。黑豆作喂马喂猪饲料可以,人吃之后,对肠胃不力,极易生病,造成人体质下降。即便如此,他们每天只能吃个两三顿黑豆稀糊,甚至稀糊也吃不饱。很多人得了夜盲症,游击队减员越来越多。这期间,华国锋也不幸得了伤寒,经常发高烧,昏迷不醒,咳嗽加剧,病情逐渐加重,后来转移到水峪贯一老乡家休养,将近一个多月时间,才逐渐得以恢复过来。②

阳(曲)交(城)边区生存环境恶劣,抗战斗争艰难困苦,阳曲县和交城县牺盟会能坚持下来,就已相当不易。两县抗日民主政府能生存发展壮大,全靠坚定朴素的革命信仰,全靠共产党员钢铁般毅力支撑。大家团结一致,坚持抗日斗争,坚持把鬼子赶回东洋去,是他们那一代人最普通、最执着的精神追求。


抗战期间华国锋同志在阳曲(今古交市)关头村

据郭维屏档案历次自传与登记表多次记载:19395月至193912月,郭维屏任陽曲縣牺盟会特派员;19401月至19418月任陽曲縣縣政府縣长。1944年,盖有中共晋绥分局党校公章的《幹部登記表》鉴定结论,也记载郭维屏是在陽曲縣牺盟会和陽曲縣縣政府,里面没有东、西阳曲县划分之说与记载。

萧(肖)靖同志建国后曾任吉林省总工会副主席、主席,省委工业部长,省委常委、副省长,19647月逝世。

任悟僧同志建国后长期从事政法工作,曾任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太原市政协主席,已逝世。

华国锋同志建国后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主席,20088月逝世。

七、勇打日军侵略 拓展红色政权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又一次发动反共高潮,日军针对共产党根据地进行了“扫荡”和“蚕食”,晋西北根据地进入历史最艰难时期。郭维屏把原阳曲县牺盟会游击队(小工卫队)进行扩建,组建了阳曲县政府游击大队。

阳曲县政府游击大队,郭维屏亲自主抓领导。游击大队大队长由原牺盟会游击队队长、五区区长冀佩之(冀培芝)担任,指导员由为鲁何保,骨干主要有焦为礼、李鸣山、刘寿子、郜辛酉等同志。游击大队之所以又称小工卫队,主要是大队长、指导员等骨干,都来自新军决死队工卫旅,工卫旅前身是山西工卫总队,工卫总队发起人组建者是工卫旅旅长、党委书记康永和。郭维屏曾向康永和要求给阳曲县派些军事骨干,因此,康永和从工卫旅选派一些军事力量,包括县牺盟会主任兼工会主任张兴业,游击大队长冀佩之(冀培芝)等都由康永和直接派遣。他们都是太原市产业工人,都有一定军事经历和作战经验,勇敢挑起阳曲县牺盟会游击队重担。阳曲县游击大队战士主要来自阳曲当地农民,也有旧军暂二旅被我军击溃后解放投诚人员参加。游击队最初是三十多人三个班,后来扩大为百来人,再后发展壮大到300多人,扩建成6个中队的游击大队。武器有工卫旅的支援,有决死19团冯基平打顽固胜利缴获薛文教暂二旅部队的拨付,更多是后来从对敌战斗胜利后从敌人手里缴获。

五区是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下辖的游击区,辖区范围在阳曲县最西北端,北与静乐县(娄烦)接壤,属于敌我双方拉锯地区。五区主要活动区域在狮子河以东,柳林河西侧的西庄、高足梁一带。阳曲县游击大队放在五区,主要基于这里地处丘陵,山高路险,行走艰难,敌伪势力基础相对薄弱,与红军在井冈山武装割据路径相似,能进能退,运行自如,有利于游击大队立足发展。区长冀佩之(冀佩芝)兼任游击大队长,有利于拉锯区的基层政权建设,更有利于武装斗争开展。

阳曲县牺盟会游击队开始主要活动在高足梁、老书寺、阁上、红梁岩一带,组扩建游击大队后,逐步深入兰村、关口、韩庄、西庄、凌井等敌占区,不断袭扰打击日寇侵略者。阳曲五区凌井沟,古称鬼门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沟深达三十余里,是游击战打伏击的好地方,游击大队经常活动在这里,对日伪军进行伏击,杀伤威胁很大。日军侵略者在阳曲周围接连修筑据点岗楼,一些汉奸势力觉得有了依靠,也很猖獗嚣张,他们对抗日民主政府和游击大队既怕又恨,时常勾结引领日伪军前来偷袭“扫荡”,也经常派汉奸特务过来侦察破坏。与中国近代历史相似,每当国家发生危难,每当民族遭遇外侵,总有人跳出来,争做汉奸,甘当“内鬼”,他们人数不多,影响破坏力有限,但涣散民心,制造恐怖,为人不齿,值得警惕。


山西阳曲西凌井沟

游击大队在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下,在郭维屏直接指挥下,英勇果敢,顽强斗争,践行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井冈山时期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方针,在阳曲县四面被敌包围的险境之中,在晋西北敌强我弱的国难时刻,游击大队与县委县政府休戚与共,不离左右,活动战斗在一起。他们机动灵活开展游击战,主动频繁武装出击,打得日军胆战心惊,打得敌伪不敢公开出来活动,打得土匪山贼气焰大为收敛,群众安全感得到极大增强。农民种地,发展生产得到保护,商人做生意,穿山越岭不被抢劫,阳曲县抗日民主政权管辖范围和影响力逐步扩大,甚至对太原日伪军也产生很大威胁影响。

阳曲县大川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是太原城郊的西部屏障。无论日军进攻太原,还是阎锡山占据太原,都把大川地区当做据守太原的头道防线。它也是交城山的前沿阵地,无论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大川地区,始终都在对敌斗争最前线。

郭维屏与杨新他们,在阳曲的平川地区,同日军、伪军、汉奸战斗;在山区丘陵地带,同土匪、山贼战斗;在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与天斗,与地斗。狼窝里杀敌,夹缝中苦斗,悬崖险境上建政。克服重重困难,战胜无数危机,热爱中华,信仰坚定,不惧苦难,不怕牺牲,果敢坚强。通过流血牺牲,顽强打拼,硬从各种势力范围圈里,抢出一块“红色地盘”,打出一片抗日革命根据地。

在康世恩、雷任民、冯基平以及萧靖(肖靖)等上级的全力支持下,在八路军、决死队的强力支援下,伴随晋西北“打顽固”斗争胜利,他们终结19382月以来阳曲县共产党各系统以及牺盟会、动委会等抗战组织在阳曲地域被摧毁、被销声匿迹、被挤压在地下的被动局面,阳曲县牺盟会组织又重新恢复站立起来。

他们开创了阳曲县第一块红色革命政权,开创了晋西北第一家县级抗日民主政府。阳曲县抗日革命成果的取得,引起太原日伪势力觊觎,引得敌人从太原前来“扫荡”偷袭。日寇时常派汉奸特务来侦察破坏,有时日寇也调集大批精锐力量进行“扫荡”,妄图一举扼杀消灭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一举消灭阳曲县游击大队,这些来犯之敌或来了扑空,或被全部击退,甚至被彻底歼灭。

1940春,阳曲游击大队在关山一带活动,夜宿韩阳五井村,被日军发现并跟踪。拂晓时日军到达村外,企图全歼游击大队,日军来势凶猛,约一百多人,装备精良,当敌人在形成包围圈时,被夜间值班哨兵发现,鸣枪报警,游击大队立即投入战斗,在张兴业、冀佩之的英勇果敢指挥下,迅速抢占有利地形,连续击退敌人五次冲锋,激战两小时后,天光大亮,日军见地形对己不利,而且已伤亡较重,带着十几具尸体狼狈溃逃。

随着斗争形势向好发展,特别是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中共阳曲县委已由地下转入公开,县委虽然不挂牌子,但在抗日民主政府内部已然公开。郭维屏与杨新,这对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的战友,每天生活战斗在一起。他们一起商讨工作,一起布置任务,一起进行武装斗争,一起保境安民。他们配合默契,形影不离。郭维屏开玩笑说:井冈山时期,国民党污蔑叫嚣要“杀猪(朱德)拔毛(泽东)”,要“剿灭朱、毛股匪”,要“剿灭彭德怀股匪”,结果红军越剿越多,越剿越强大;阳曲的郭(维屏)杨(新)抗日民主政府,他们也叫嚣要“砸锅(郭维屏)吃羊(杨新)”,可不仅砸不了锅(郭),更吃不着羊(杨)啊。随着阳曲县游击大队活动范围逐步扩大,不仅在初起的游击区五区一带活动,而且逐步扩大活动势力范围,把战斗活动延伸跨至忻州、静乐公路沿线,甚至在靠近娄烦敌人据点周围开展斗争。

1940年春夏之际,静一区(静乐县一区当时归属阳曲县)赤泥窊村,在反动势力煽动下,组织起反动武装“铁锹队”,围攻静一区抗日工作人员,威胁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郭维屏闻讯,立即组织游击大队一中队,迅速赶赴赤泥窊村,就地歼灭这支反动武装,平息这一反革命事件。在游击大队不断地打击震慑下,汉奸恶霸的嚣张气焰开始收敛,日寇一般小股部队不敢出来抢劫,抗日民主政府影响力加强,民主政府更好开展工作。

    19404月,“四大动员”进行中,阳曲游击队在张兴业带领下,突袭木口村敌伪势力家庭,没收银元二千多块,粮食二十多担以及布匹若干,震慑打击投降当汉奸之风,警示当汉奸卑劣下场。缴获的银元由冀佩之、鲁何保、郜辛酉同志分别携带保管,历经艰辛,分毫不差,全部如数带回,上缴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财政科长李连寿登记造册,接受保管被收缴的银元。郭维屏他们认真对待每一枚铜板银元,锱铢必较,绝不含糊,从未想过个人截留使用,更未想到贪污据为己有,这种习惯传统,保持终生。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郭维屏从未有侵吞公私财物现象,他对贪污腐败始终鄙视。

19406月,郭维屏奉上级紧急命令,率领阳曲县游击大队从古交赶赴静乐县曹家掌(今娄烦县),参加米峪镇(今娄烦县)围歼日军战斗,游击大队配合八路军120358716团,在曹家掌南侧制高点打击日军。经激战,终于取得米峪镇战斗重大胜利,同时再次相会余秋里同志。

19408月,阳曲县二、五区合并,游击大队再次扩编,扩编后的阳曲县抗日游击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人数达一百五十余人,大队长由李清连(老红军)担任,政委由雷满勤(老红军)担任。后任游击大队队长任世洪,也由八路军120358旅派遣,人数逐步发展成三百多人。活动范围由原来的五区区域,扩大到五区新开辟的地域,在柳林村、华山村一带。

19401020日,阳曲游击大队配合八路军120358旅,袭击驻龙泉据点的日本侵略军,捣毁日军龙泉据点,歼灭日伪军200多人。八路军总部发动百团大战,郭维屏率领阳曲县游击大队积极参战,游击大队得到更大战斗锻炼。由刚成立时的保卫抗日民主政权,反(汉)奸除(恶)霸,宣传群众抗日,保护群众夏秋收割,打击日伪军抢粮等武工队性质,发展到配合主力部队打大仗,参加八路军总部部署的百团大战大战役。

县游击大队配合工卫旅二十一团,在团长张新华统一指挥,突袭忻县豆罗、平社两个车站日军据点,掩护群众破坏铁路,破坏通讯设施,切断敌人交通运输线,阻击截获日军物资供应。攻打关口村日军据点,攻击拿下两个碉堡,重挫敌人锐气。游击大队勇敢顽强,英勇参战,打伏击,攻炮楼,割电线,破坏日军铁路桥梁,处理汉奸恶霸,肃清土匪,不断扩展管辖区域。

游击大队主动袭击日伪军据点,助力抗日民主政府,挤压敌伪势力,拓展开辟新的区域,建立新扩区域的乡、村两级抗日政权,成立农、青、妇、儿等群众组织。铲奸除霸,保境安民,发展贸易。活动范围不仅冲出阳曲五区周边地带,还扩大到文(水)交(城)边山区域,后来更进一步发展壮大到忻州、静乐、娄烦,直至太原市郊区西铭等地。

然而,194012月开始,日本侵略军集中两万多兵力,向包括静乐、阳曲在内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冬季大“扫荡”。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战斗形势更加险恶,生存环境更加困苦,战斗节奏频率越发加快。日寇在阳曲县城、黄寨、古交等交通要道,张贴告示,重金悬赏出5000元金票,后来增加至10000元,要取郭维屏颈上人头。抗日民主政府终日准备进行战斗,郭维屏和杨新等高度戒备,整日处在人不离枪、马不卸鞍状态,随时准备战斗,随时进行斗争转移。那段时期,他们整日不敢脱衣休息,更不奢望睡个囫囵觉,不分黑天白昼,经常转移到山庄窝棚或偏远小村庄宿营,最多临时找个稍安全的地方,打盹小憩一下,休息前,放哨警戒,把布鞋鞋带,往紧系一系,随时迎接战斗,时刻准备转移。

阳曲县“扫荡”反“扫荡”斗争激烈凶残,仅举几例,可窥一斑而知全貌。

194111日,县武委会主任郭良同志(曾任三区区长),在去三区工作途中,突然与敌人正面遭遇,经激烈战斗,在南社村(现大南坪乡)英勇牺牲,时年年仅28岁。

194118日,3588团副团长左清臣同志,率2营在红梁岩抗击300多从静乐县康家会进犯之敌,经激战三小时后,歼敌五十余人;110日,敌人不甘心失败,在夜间又出动200余人,偷袭35882营驻地西庄,2营战士大部到铁路线保护120师供给部的运输队,只有左清臣副团长与一个班战士及勤务人员留守,拂晓时敌人突然向西庄发起进攻,左清臣同志率留守人员奋勇抗击,毙敌五十余人,后因寡不敌众,我留守人员大部伤亡,左清臣副团长光荣牺牲。

1941年1月15日,“扫荡”晋西北的各路日军,全部被我军民打退,被迫撤回原据点。19412月,阳曲县公安局警卫连一个班和县游击大队刘守智等人,夜宿在冶元村,被敌人包围,经激战,仅突围1人,其余全部牺牲,死伤群众6人。

19413月,阳曲县游击大队在高粱足,被300多敌人包围,激战中杀敌死伤十余名,我军迅速撤出战斗,敌进村屠杀群众5人,群众被捕10余人,日寇不仅烧毁全村房屋,把抓走的10余人在河口村集体屠杀。

日军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实行疯狂的烧光、抢光、杀光“三光”政策,企图以杀戮暴行,摧毁群众抗日意志,摧毁抗日根据地。侵略者暴行,更激起了根据地军民的无比愤怒,在晋西北军区统一指挥下,八路军部队和各县游击大队,抢抓战机,不分白昼,向敌人展开勇猛奇袭和伏击。日军成为惊弓之鸟,白天害怕伏击,夜间害怕袭击,经常一夜数惊,怕被我军逐个吃掉,将兵力集中收缩,重点向静乐、阳曲、交城一侧收缩,阳曲县抗日斗争形势更加艰苦,面临的局面更加艰难。

1941年春,晋西北召开财贸经济会议,中共晋西北军政民委员会书记贺龙在会上作动员报告。贺龙书记说:随着日寇对晋西北两次大“扫荡”,特别是日寇杀光、抢光、烧光“三光”政策的推行,晋西北根据地现在是,冷水洗JB,越洗越小,晋西北经济越来越困难。不仅部队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子住,而且群众也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住,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党政军民要一起努力,下决心,一定要把生产建设做好,把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作为1941年的首要任务。

此后,阳曲县立即行动,把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开展贸易,当做除武装斗争外的重要任务。在县政府一科(财政科)成立贸易公司,组织发展生产,发展经济贸易。在屯兰川、平川等地陆续开设一些商铺、酒坊、油坊、粉坊、醋坊,把阳曲县出产的土特产品:粮食、毛皮、硫磺、手工产品等,销往后方的临县、兴县等地,甚至和陕北地区交换调剂或调入物品,有效的缓解县政府财政困难。通过发展农副业生产,特别是在阳曲县河口附近的磨石沟,组织群众熔炼硫磺,不仅增加农民收入,而且还向八路军兵工厂,提供生产军火弹药的主要原材料,以及引火物等。

康永和同志建国后曾任山西省总工会执委会主席、世界工会联合会书记处书记(常驻捷克布拉格)、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201312 月逝世。

八、锄奸镇特固政权 公安建设“挖眼线”

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红色政权,虽在四面是敌的包围之中,但也犹如在日伪军心脏部位,插上了一把利刃尖刀,日伪军对他们既仇视又害怕。他们对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时常发起军事进攻“扫荡”,也经常派特务汉奸“渗入”阳曲县根据地进行破坏捣乱。斗争形式、特点不断发生变化,郭维屏和杨新他们也随变化而变化,积极开展锄奸反特,打击敌伪破坏活动。

1.建立秘密情报网络 迅速传递敌情信息

伴随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县公安局同时组建。县公安局认真选拔公安人员,严明工作纪律,加强业务训练,很快成长为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内部重要组成部分。“刀把子(公安局)”、“枪把子”(县游击大队)是支撑抗日民主政府生存执政的力量基础。公安局是忠诚勇敢,战斗力强,保护群众的“刀把子”。首任公安局长武锐,年轻有干劲,喜欢学习各种知识,爱钻研公安业务,对敌斗争勇敢坚决,处事稳妥精细,做人低调朴实。县公安局也一直把锄奸反特工作,列为县局首要任务开展进行。

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辖区前后左右,处在日军势力范围。阳曲周边的关口、西铭、古交等交通要道到处都是日军岗楼,康家会(静乐)、天池店(娄烦)、黄寨等地碉堡林立,把新生的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紧紧围在其中。阳曲周边形势明显处于敌强我弱,敌情高度危险复杂。若以阳曲镇为轴心基点,向四周扩散性观敌,直线离日军之最近的距离,大都在二十多公里左右。敌情危机,形势严峻,若想生存,若想保住抗日根据地,在加强军事武装斗争同时,必须加强公安建设,必须注重情报力量工作。

县公安局通过各区、村组织,建立稳固的秘密情报网点,组织民兵、妇救会、儿童团等,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检查路条,发现敌情,立即逐村传递,快速报告县政府。遇有特殊紧急情况,用鸡毛信沿村转送。鸡毛信是中国抗战期间,山西根据地独创的情报转递方法。在信件插上鸡的羽毛,由各村村民将信件逐村传递,如信角上只插两个鸡毛,表示是一般情报;如信的四角上各插一根鸡毛,说明情况紧急,必须快速转送;信的内容都是暗语,即使丢失或被鬼子发现,也破译破解不了。例如发现驻古交日伪军出发,就画小米穗代表日军,画黑豆代表伪军,用米穗、黑豆数量表示人数、行进方向等。还在山梁顶上竖立起草人、草靶,白天敌人出发向哪方向,草人就倒向哪边;夜晚哪村有敌人,哪村就把草靶点火。一有敌情出现,相距十几里路的村庄,不到十分钟就能传到信息,干部群众空室清野,向安全地方疏散转移。村连村,庄串庄,随时掌握敌情,努力做到知己知彼。

此外,公安局直接领导一些秘密情报员,多以“一对一”单线领导。他们基本隐蔽在日军据点附近,或者繁华热闹地带,以各种公开身份做掩护,密切监视敌人行动,随时搜集敌情信息,此举对根据地建设,起到异乎寻常作用。有的重要秘密情报人员直接由郭维屏单线领导,这种方法模式,郭维屏在后来的晋绥六专署,在八分区的文水县,凡他担任公安局长的地区收效都很好。

2.铲除日伪基础  震慑汉奸投敌

阳曲县贫苦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仇恨日寇更占绝大多数,日寇侵略者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激起全民仇恨。据不完全统计,仅阳曲县古交镇一地,从1940年3月陷落,至1945年8月日寇投降,日寇屠杀抗日干部群众427人,被捕后失踪30人;被抢大牲畜1004头、猪羊不计其数;烧毁房屋8473间,修建碉堡强拆民屋614间;杀害干部群众男性死难者401人,女性26人,其中包括:10岁以下儿童4人,区级以上干部牺牲11人,共产党员牺牲21人,民兵牺牲35人。日寇侵略者犯下的血债罪恶,有相当部分是汉奸日特提供情报,并引领日寇实施所为。

根据地公安工作主要任务包括:防止、镇压日特和汉奸的一切罪恶行径,包括阴谋暴动、暗杀破坏、组织哗变和侦窃机密等行为。侦察肃清混入根据地的日特汉奸分子,维护社会治安,巩固革命秩序,动员领导群众进行反奸锄特活动。县公安局通过改造村级政权,狠挖日伪基础“眼线”,使日伪军变成“睁眼瞎”。通过建立情报网点,随时掌握敌情动向,做好各项防范打击。

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众多爱国者,涌现出无数抵御外敌入侵的英烈,也不乏有投降派与内奸敌特。抗战以来,阳曲县汉奸日特:认贼作父,甘当内奸,出卖抗日志士,出卖乡里乡亲,向日伪军报告我抗日民主政府情报,使艰苦艰难的抗战更是雪上加霜。对于群众最愤恨、最危险、最危害抗日民主政府的汉奸行为,必须坚决镇压。对于两面派”乡村长,则采取分化瓦解,区别对待,最大限度减少弱化敌伪基础力量,教育他们不要投敌当汉奸;对不听劝导劝阻,继续要当汉奸者,从民族大义开展思想说服,从做汉奸对不起祖先,进行正面教育,从当汉奸没有好下场思想惩戒;对最终反复教育仍不改变,继续做汉奸者给予镇压。对敌占区伪乡村长,也逐个分析研究,认真区别梳理,把他们分为三类:背我向敌的,背敌向我的,背敌背我的。坚决打击少数背我向敌的;尽可能争取背敌背我的,把他们向我方转化;巩固那些背敌向我的。主要方法也是宣传抗日必胜,晓以民族大义,对少数经教育仍执迷不悟,继续做恶的坏人,采取武装警告或关押教育。

九、遭偷袭顽强抵抗 突重围山崖滚马

阳曲县的前后左右都有日、伪军驻扎,日寇时常对阳曲地区实行“篦梳”式扫荡,日军碉堡、岗楼林立,日寇实行杀光、烧光、抢光阳“三光政策”,使抗日民主政府经常转移地点,经常要通过铁路线,要穿越公路封锁线,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因此,翻山越岭是家常饭,行军转移是日常事。

由于战事频发,大家都养成一个好习惯,晚上睡觉前如有可能,就想办法找热水泡脚。打开绷了一天的小腿绑腿布带,放松紧绷的下肢,让血流循环加快,解除一天的紧张疲劳,但不能脱衣服睡觉。泡脚为了尽快消除疲劳,利于次日转移行军和打仗;不脱衣服,为随时打击敌人,随时准备转移撤退。由于长时间不脱衣服,不能洗澡,衣服又破又烂,虱子长了很多,郭维屏经常诙谐的说笑:“我们是腰带上挂头颅,不知甚时候就牺牲”,“虱子多了不知道咬”,“鬼子多了不发愁”,“老虎下山就是一张皮”,“士兵不士兵,身背四十斤”。条件依然艰苦,战事频频发生,坚定的信仰,革命的乐观主义,抗战必胜的精神,顽强支撑着郭维屏,也激励着他的战友们。一有敌情发生,郭维屏立即带上“四大件”:手枪、公文包、干粮、行李,即刻投入战斗或立即转移。

郭维屏他们经常偷袭日寇,经常变换驻地,经常进行夜间行军。夜行军经常距日军营地很近,双方经常擦身而过,距离近的不到几里,有时甚至就在几百米相互对面,都能看见对方人影,但中间鸿沟深壑阻隔,虽然相互敌视,却也无可奈何,只是相互骂几句,或者打几枪,尽快转移离去。丘陵地带,夜行军时,经常听到日军话语声音,有时遭遇日军盘问口令,或就近隐蔽,或正面直冲过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随时随地提防日军偷袭报复。

19417月初,纪念“七.七事变”爆发四周年,上级组织开展对敌斗争小规模攻势,郭维屏率领县游击大队两个中队,参加战斗,获得战斗胜利。战斗结束,由平川地区向县政府驻地返回,返回途中,天色已晚,就在途经的边山村宿营。由于连日进行战斗,大家人困马乏,十分疲劳,觉睡得十分香甜,凌晨时刻,突然被急剧地枪声惊醒,发现已被日军敌人包围,日军叽哩哇啦高声乱喊,子弹嗖嗖乱飞,郭维屏立即组织战士还击。激战中,他们凭借房屋围墙作掩护,把偷袭进攻的鬼子,打的抬不起头来,打死打伤一些鬼子。郭维屏手持驳壳枪,向偷袭的鬼子勇猛射击,战士们也英勇射击,拼命进行顽强抵抗。打 了一会儿,趁着日寇枪声减弱,郭维屏拉起战马,要赶在天光大亮之前率队突围。他们边打边向村外冲,警卫员申照太、安长厚等战士紧随其后,跟着一起往外猛冲。日寇看到一个骑战马身背公文包的,断定是个大官,更加紧追不舍,一心想要活捉。郭维屏骑马急速狂奔,子弹从耳边呼啸飞过,天尚未大亮,战马跑的速度很快,奔跑中,战马被鬼子子弹射中,马跑了一段,突然倒下,郭维屏连人带马一同从山崖滚下。

山涧里,郭维屏被摔昏迷,过了好一会儿,才逐渐苏醒。他发现自己还活着,感觉浑身是血,疼痛难忍,四肢发木,头脑昏沉,右侧肩部剧烈的疼痛,右臂胳膊已抬不起来,他强忍着剧烈疼痛,使劲全身力气,用左手强支着左臂,咬牙站起,发现战马喘着粗气,腹部流血,已经站不起来。山顶上,鬼子呐喊着,不断有子弹射击过来,子弹打在石头上擦出火花,他强忍着剧烈伤痛,利用起伏的山峦,躲开日寇呐喊枪击,把日寇追兵甩掉,脱离了危险境地。

事后得知,日军也改变以往做法,采取昼伏夜出,收买汉奸带路,对抗日武装定向进行偷袭。因有汉奸告密,郭维屏他们一进村,就被汉奸把行踪报告日军,因此日军赶过来偷袭。汉奸“内鬼”确实比日本鬼子可恶可恨。

郭维屏从山崖高处滚落下来,不仅人被摔得差点送命,身上的公文包也被摔丢失,包内包括一份油印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四期。为此,郭维屏受到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党内纪律处分,党内留党察看三个月。三个月后,地委书记慕纯农,通知郭维屏处分撤销。

同一时期,日军夏季大“扫荡”,晋西北八地委机关也遭偷袭。原晋绥党校教育干事张矛回忆:(日军偷袭)搞得饶斌很狼狈,马也丢了,有一封晋西区党委给北方局写的报告也遗失了。他(饶斌)深知保守秘密的重要性,生怕给党造成危害严重危害。他对妻子张茅说“丢失文件是对革命的犯罪呀!”说话时他眼里满含着泪水。826日至93日,中共晋西北党委召开高干会议,(八地委书记)饶斌汇报八地委工作情况和丢失文件的事,区党委按保密条例规定,给予地委组织以警告处分。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济相当落后,抗战时期,根据地条件更加艰苦。整个阳曲县没有一家医院,县城仅有一家中药铺,中药铺只卖中草药,中药铺有店主、伙计和药工,店主懂中医,也兼中医大夫,能医治一般常见性疾病。对于跌打损伤类疾病,能帮助整骨捏骨敷药,而对郭维屏这样重患者,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当时,国人对西医西药不了解,西医西药价格也很贵,山西除个别地方偶有教会医院,其他大部地区都是郎中,没有医院。整个阳曲县城,既缺医少药,更没有什么医疗设备,药铺只能做简单包扎敷药。郭维屏右臂肩膀骨折摔断,只在患处敷些草药消肿,不像现在透视X光片、CT、显微镜接骨等,方法种类繁多。由于得不到有效治疗,而且斗争形势和战斗任务也不允许休息,抗日民主政府许多事务,需要他去处理解决,因此,错过最佳治疗期限,致使右肩终无法抬起,右臂臂膀终身致残 ,后来也未申报伤残,更未评什么等级伤残,只是档案有记载。

阳曲战斗负伤,郭维屏带伤仍坚持战斗。虽然右臂膀无法活动,走起路浑身酸痛,但工作任务不能耽搁,照样安排县政府各项工作,照样坚持武装斗争,一天也不曾休息,更不曾进行休养。这是郭维屏对党信仰,对人民赤胆忠心,对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基层政权与高层领导机关间的重要的区别。郭维屏感觉力不从心,有劲使不上,心里很是着急,偶尔也很苦闷。不久,上级考虑他的身体已不适应艰苦的战斗环境,将他调到形势较好、刚刚组建的晋绥六专署,领受新的战斗任务----开辟新区的民政工作。这是郭维屏在阳曲县抗战,遇到的第二次生死劫难,也是他参加革命后,山西抗战的第三次生死劫难。

郭维屏依依不舍离开了难忘的阳曲,毅然奔赴新成立的晋绥六专署地区,去迎接更加新的任务,接受新的斗争与考验。


                                   郭友苏 2020.8.23



①载《历届总理副总理小传》

②载《华主席的故事》

③载《饶斌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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