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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记忆:晋绥分局常委、组织部长龚逢春
来源:晋绥边区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任虎鸣   更新时间:2021-02-07   浏览:335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龚逢春同志先后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社会部部长、组织部长、党校校长、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为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和培训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

龚逢春同志在晋绥工作期间,一贯不居功,不诿过,谦虚谨慎,顾全大局,维护团结。遇到工作中出了问题,他勇于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对背离党的方针政策行为敢于挺身而出坚持真理。1943年整风抢救运动和1947年土改运动中,龚逢春同康生大搞逼供信的“左”的错误作法坚决反对并进行了抵制,事后受到毛主席的肯定。

龚逢春1908年生于陕西省城固县上元观镇。1925年考入汉中联合中学。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政治部主任,红26军政治部主任,陕甘边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陕甘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政委,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开创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龚逢春1936年起任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榆林地区特委书记等职 。1938年任晋察冀区党委宣传部部长。1939年春调任中共晋西北区委宣传部部长。1940年后任晋西区党委武装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等职。

1943年整风时,晋绥干部在党校进行集中整风学习,收获很大。但康生在延安提出“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讯,弄的人人自危,牵涉到晋绥很多干部。龚逢春不赞成康生搞的那一套做法,不愿推行,被认为右倾,打不开局面,让他养病靠边站。党中央毛主席发现整风运动的“左”倾错误后,指示晋绥分局立即甄别平反,于是恢复了他的党校校长职务。

1945年8月后,龚逢春任中共晋绥分局常委、宣传部部长。

龚逢春同志既善于团结同志,又一贯关心爱护党的干部。他在晋绥分局党校校长和组织部长任上,工作务实求真,上下一致满意。

在龚逢春任分局党校校长期间的1943年后半年,晋绥边区开展了在整风中审查干部的运动。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一套作法传到晋绥边区后,导致晋绥边区也在“抢救”运动中发生了“左”的偏差,伤害了一批好同志。对抢救运动中采取的“逼、供、信”的“左”的一套作法,龚逢春同志始终持反对态度。在党中央、毛主席发现“抢救”运动的错误作法之后,那一垂“左”的作法立即得到纠正。

1944年初冬,龚逢春同志在分局党校向全体学员作“抢救”运动总结报告时,对“抢救”运动中“左”的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他热泪盈眶地向受到伤害的同志赔礼道歉。同志们都清楚,“抢救”中“左”的错误的主要责任不应由逢春同志承担,他那种严于责已的诚恳态度,使广大学员深受感动,许多同志也流下了热泪。此后,龚逢春同志以很大的精力投入甄别工作,使许多“抢救”中受到伤害的同志彻底得到解脱,轻装上阵,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1947年,龚逢春担任分局组织部长时,晋绥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同时进行了“三查妒(查思想、查作风、查成份)整党。普绥边区土地改革和“三查”整党运动的成绩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但是,运动中也发生了严重的“左”的错误。土改一并始,康生在临县郝家坡的土改试点工作,在一些具体做法上偏离党的政策。“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提出后,全边区左的错误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到处“查三代”、“挖底财”、“贫农团要代替党支部”,甚至乱扣、乱打、乱杀。对“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龚逢春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是不要党的领导的尾巴主义的口号。龚逢春认为晋绥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经过战争的严峻考验,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对犯错误的干部一贯采取批评教育,治病救人的态度,从不主张对犯错误的干部单纯惩办,一棍子打倒。他始终坚持教育犯错误的干部改正错误。在自己的意见不能被接受的情况下,在告农民书发表前,他审阅稿件时,仍坚持将反映自己看法的几句话加进了晋绥边区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中。他指出:“干部是指各种出身虽不同,但还是赞成消灭封建和农民翻身的。这些干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是犯过错误的。犯错误的干部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有许多是因为上级的政策有错误和他们为完成任务而不自觉的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主要应当由上级负责任;另一方面的错误甚至发展到犯罪的行为,则是由于他们为个人打算,因而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

毛主席途经晋绥边区向河北平山西柏坡转移时,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曾严肃地批评《告农民书》中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提法是不要党的领导的尾巴主义的错误,并在一次小会上说,你们没有注意到,在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后面有几句话是马列主义的,实际上否定了前面的提法。毛主席对龚逢春同志加的这几句话给予了高度评价。

10月25日,晋绥边去召开党代表大会,传达了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精神和中央对晋绥土改、整党工作的指示。他在大会上强调:要接受土改、整党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即要肯定土改、整党工作的伟大成绩,又要充分估计到“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消极影响。他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主动承担责任的言行,受到与会同志的普遍赞扬。

1949年龚逢春奉命挺进大西南开辟新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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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逢春:1908年生,陕西城固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西北抗日义勇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宣传部部长、陕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晋察冀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组织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建国后,任中共川西区党委第三书记、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增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78年12月1日在北京病逝。

1927年至1928年,先后就读于冯玉祥部在西安举办的军官学校和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参加中共和共青团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冬被中共陕南特委军事委1932年5月转到陕西警备第一旅,1933年随警一旅到西安,7月在陕西耀县参加了王泰吉骑兵团的起义,后在新成立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从事政治工作。1934年夏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同年冬,调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宣传部部长。1935年3月,任陕甘游击队安塞五支队政委;10月调任保安独立营教导员,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同月到保安,得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吴起镇的消息后,即与保安独立营营长马福冀迅速赶到吴起镇,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基本情况,特别汇报了陕北错误肃反问题,明确表示不应逮捕刘志丹等领导人和红二十六军的大批干部。毛泽东非常重视他的汇报,当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即派王首道等到瓦窑堡释放刘志丹等100余名干部。1936年1月,龚调任中共赤安(今志丹)县委书记。同年底,又调中共陕北省委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龚先后任中共晋察冀省委、边区委宣传部部长,中共晋西北区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部长、社会部部长、党校校长等职,为创建晋察冀、晋绥抗日根据地和培训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社会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和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1949年随军南下四川。

1950年1月,调任中共川西区委第三书记兼川西区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主任。当时,国民党残余部队勾结地方封建势力,掀起叛乱。龚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受蒙骗的群众,很快平定了叛乱,稳定了局势。平叛后,领导川西区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为安定社会秩序、消灭封建势力、恢复生产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1952年8月川西区党委撤销;9月,龚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兼西南局党校副校长、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还担委西南军(行)政委员会委员。大行政区撤销后,任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等职。1959年6月任政协四川省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63年8月调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任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1978年12月1日病逝于北京,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乌兰夫吴德余秋里李井泉王震康世恩等同志分别送花圈和参加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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