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探索揭秘

红色货币背后的故事 与红色货币赝品鉴定 (前半部分)
更新时间:2019-08-01


题记:2019年7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98周年之际,我应中国钱币博物馆邀请,前往“钱博讲堂”讲述《红色货币背后的故事与红色货币赝品鉴定》。作为一个钱币收藏爱好者,能够登上中国钱币研究最高讲台,身感荣幸。这次“钱博讲堂”有中国钱币博物馆副馆长高聪明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马龙锋副处长,解放军出版社刘施昊副编审,中国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维佳女士,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主任蒋自伟先生,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红色收藏专业委员会主任秦利生先生,中国钱币博物馆党委书记李明,及其钱币研究专家、学者、红色收藏爱好者60多人参加。

    这是讲稿的前半部分。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的瑞金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第一次建立起自己的央行,摆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金融封锁与控制,经营起自己的红色金融事业。

   这个国家央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小的央行了。开业之初,只有5个人20万资本金。毛泽民任行长,曹菊如任会计兼核算,钱希钧任出纳,邱冬生任记账员,彭天喜负责兑换兼勤杂。行址设在叶坪村一幢三室二厅的普通农家小屋,它不以巧伪趋利、渔夺侵牟为目的,而以革奸铲暴、济寒赈贫为己任,区别于古今中外任何钱庄、票号和银行。这个小小的国家银行为发展苏区经济,保障民生,支援革命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为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建立和金融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巍然耸立在共和国金融史册的第一页!




图1    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


   开创红色金融事业的领头人是毛泽民, 1931年7月,毛泽民和妻子钱希钧从上海展转香港、经广东汕头至福建永定的秘密交通线到达闽西,10月按照组织安排来到瑞金。当时找他谈话的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期时,瑞金正准备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和工作人员约有1000来名。代表们吃的、住的、开会的地方等等,给这个原本是穷乡僻壤的小县城带来诸多的困难,项英要求毛泽民负责大会的总务后勤工作。
   毛泽民是个非常会做群众工作的人,在困难重重的任务面前,表现出体贴入微关心群众生活的工作艺术。一苏大会场,原来是谢家大祠堂。这个祠堂由80多岁的谢氏族长管理。这个族长除了牙齿没有几个之外,身体还很硬朗,耳聪目明,思维敏捷,但思想比较顽固,为本族利益常常组织族人与外姓人械斗,很得本族人的尊敬和畏惧,连小孩子带路都不敢进他的房间。毛泽民第一次找到他的时候,刚说明来意,便被他一口拒绝。说:做会场会使祖宗灵魂不得安宁,会引发天灾。碰了钉子之后,毛泽民寝食难安。妻子钱希钧提醒他,过两天就是重阳节了,是否去看看老人家,再做做工作。毛泽民赶紧找当地群众了解过节需要置办什么食物。有人告诉他,在瑞金过重阳节最重要的传统食物是油炸薯包配鱼汤。说实话,在那艰苦的年代,这已经属于奢侈的了,足见瑞金人对重阳节的重视程度。重阳节这天,毛泽民起得特别早,向妻子要了些钱,准备去市场卖鱼。由于红军大量驻入瑞金,食物比较紧张。这天恰逢圩天,人山人海,卖鱼的不少,买鱼的更多,甚至有点像抢鱼的样子。毛泽民顾不得什么价,抓到两条草鱼过完秤付完款就回家。吃过早饭,匆匆忙忙将两条草鱼往老族长家送去。刚到门口,就听到老族长正在屋里骂儿子,责怪他去圩场晚了没有买到鱼。毛泽民赶紧把草鱼递上,并问候老人家节日好。老族长定神一看,原来是前两天来的毛总务,推辞几下之后,还是收下了鱼。此时,老人的儿子已经把薯包炸好了,热气腾腾的薯包香气扑鼻,老族长硬要毛泽民坐下来吃薯包后再走。两人边吃边谈,渐渐地沟通了感情,临别时,老族长留下了话,说要开个族人大会商量一下。在瑞金,由于共产党和红军的好处大家都知道,族人大会很自然一致同意了。
   毛泽民就是这样花自己的钱为公家办事,此事虽小,但却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品德。这与现在有些人化公为私、假公济私、贪污受贿的行为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这就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具体体现。
   苏区就是这么一种精神状态,公而忘在这里随处可见。方志敏在他的《清贫》中就这样写到: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
   张爱萍将军晚年在与儿子张胜的一次对话中也说到:中央苏区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建立起来的工农政权,是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需要创建的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群众中,处处洋溢着当家做主人的自豪与骄傲。在党内没有等级观念,上级与下级、政府与老百姓、人民与军队之间,充满了同志式的平等和友爱。中央苏区的生活方式是军事共产主义战时供给制,没有私有财产;有恋人、有夫妻,但没有家产。
有家庭没有家产,一种多么崇高的无私奉献精神啊!
   正是毛泽民这种公而忘私的崇高精神和精打细算的工作作风,一苏大代表的伙食标准虽然每人每天只有一角钱,仍然能够做到荤素搭配,吃饱吃好,聚精会神把大会开好。会议结束后一结算竟然还节余1.205大洋,会议代表个个都称赞毛泽民是个理财能手。
   由这样品德高尚的理财能手当行长,苏维埃国家银行便从一片空白的纸上,开始书写红色金融的历史。
   国家银行成立之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时候红军正是攻打赣州时期。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在《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重新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的错误主张,并于同日向苏区中央局发出“急攻赣州”的命令。赣州是江西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是连接闽、粤、赣三省的重要军事要地。这里三面环水,城墙坚固,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负责赣州城防的是金汉鼎第十二师的第三十四旅,3000余人。另有赣南17个县地主武装约5000余人。还有赣州城的警察、商民自卫团等,总兵力近万人。同时,赣州以北,有敌十一、十四、四十三、五十二、二十八5个师,赣州以南有广东军阀的十多个团,随时能够增援赣州。根据这种情况,当时毛泽东不同意攻打赣州,但苏区中央局多数同志同意执行临时中央的决定。1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并组成了主作战军和支作战军。主作战军由红三军团和红四军组成,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其任务是攻城、打援、发展新区。支作战军由江西军区、闽西军区所属独立师和地方武装组成,由陈毅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其任务是担任游击和警戒。
   结果,正如毛泽东所料,红军历时33天,攻城不下,反而自己遭致重大伤亡。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对革命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失。
   红军攻打赣州失败了,可想而知,除了牺牲不少同志之外,就是浪费了大量的钱财。国家银行那20万准备金,基本上为解决各个部队的供给款掏空了,国家银行成了空壳央行,差不多就要关门了。那时候,毛泽民既是银行行长,又是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财政部长邓子恢还未到位,毛泽民只好既管银行业务,又管中央财政部的日常工作,被搞得焦头烂额。
毛泽民匆匆忙忙找到项英,汇报此事,项英也一筹莫展。还好,
   1932年3月中央红军主力撤围赣州后,苏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圩举行了一次会议,总结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探讨了红军以后的行动方针问题。决定将中央红军第1、第5军团组成东路军,到福建去,打击福建国民党军。一方面巩固闽西根据地,一方面筹措经费。3月下旬,毛泽东随东路军到达长汀后,根据闽西地区敌我形势和漳州易攻难守的地形特点,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以东路军攻占龙岩,夺取漳州,消灭国民党军的第49师,进入漳州地筹款。苏区中央局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此后,毛泽东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分,率东路军执行攻取漳州的任务。
   1932年4月19日, 东路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占领了漳州城,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俘副旅长以下2300余人,缴枪5000余支《挺)、火炮8门、飞机2架,以及大量的军用物资。
红军攻克福建漳州以后,毛泽东在芝山小红楼召开师级干部会议,除了总结经验以外,就是部署如何筹款工作。决定成筹款委员会,由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为主任,毛泽民为副主任。这次筹款非常成功,共筹集到160多万大洋(重量大约84800斤,按每70斤要1200人挑),还有很多国民党的纸币。开始我们的红军战士非常仇恨国民党反动派,缴到国民党纸币都把它烧了,毛泽民发行后很快制止了这种行为,因为,国民党纸币我们还可以拿到白区去购买物资。攻打漳州的胜利,为红色金融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有了钱,不仅购买了大量印刷设备,银行的各项业务也很快开展起来,存款、贷款红红火火。
   为了统一苏区的货币,早在国家银行建立不久,毛泽民就开始筹备发行货币工作。要发行红色政权自己的货币,大家都很兴奋,当时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指示一定要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货币设计好,体现红色政权的特色,使红色货币起到宣传群众的作用。当时由于设计人员缺乏,毛泽民行长亲自出面叫黄亚光同志负责国家银行货币的设计工作。

   黄亚光原名叫黄雨霖,是福建长汀城关人,他自幼爱好书法、美术,成绩优异。1916年,他以漳州市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日本公费留学。留学期间,他目睹了日本的强盛,反观祖国的落后,巨大的落差刺激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毅然改名黄亚光,寄寓自己能“冲出亚洲,为国争光”。

   黄亚光接到任务以后,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设计的货币主图多为工农集会、镰刀、斧头、梭镖、红旗等组成的图案,体现了红色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在设计贰角和壹圆面额的纸币时,他原本在纸币上绘制毛泽东头像。遭到毛泽东拒绝,苏联是共产国际的总部,列宁第一个创建了社会主义国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改为列宁头像。黄亚光设计的这些图案传统中不失新颖,朴实中透着典雅,给人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我党领导下红色政权货币的特色。根据黄老自己回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除了设计制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银币和铜币外,还设计过苏区地图、苏区邮票、中央政府粮食部的米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红军临时借谷证,以及多种多样的印花税票、广告、宣传画等苏区票证图标。仅货币一项,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为革命根据地的银行设计、绘制了9套货币和公债券图案共70张(枚),为红色政权货币设计制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   黄亚光签名时情形              




图10   苏维埃货币对人民币的影响


   印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使用的是石印印刷技术,石印技术是清朝末年从外国传入中国的,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石印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许多比较高级的印刷品,都使用石印技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以后,印刷发行纸币,使用的就是这种当时最为先进的石印技术。应该说,当时印制的技术是先进的,但在那艰苦岁月,穷苦的人们文化不高,印刷出来的纸币与其他精美的纸币比较起来,显得有些粗糙,也因此产生众多的版式。我曾经撰文于《中国钱币》杂志2008年第一期,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从文字差异、冠字差异、签字差异、图案差异、颜色差异、纸质差异、票幅差异、趣味票八个方面,比较分析了纸币的不同之处。然而,尽管有些粗糙,其防伪技术是非常高超的,至今80多年,制假者绞尽脑汁,也没有能够制作出可以乱真的纸币来。




图11    保存在瑞金博物馆的石印机(一级文物)


   世界上各个国家发行的货币,都有各自的防伪措施。1932年7月在瑞金开始发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货币,也有自己的防伪措施。这些措施和技术,首先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发明的。
   国家银行可是苏区军民的“钱袋子”,关系到整个苏维埃国家的正常运转。上任后的毛泽民除了要到各级苏维埃政府挖掘金融人才、设计苏区纸币,设法生产印钞纸外,最让他担心的是苏区纸币“防伪”的问题。要知道当时苏区要制作这种纸币,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为了给苏区纸币“防伪”,毛泽民一连好几天都废寝忘食。一天晚上夜深了,毛泽民还在苦思冥想,一不小心身上穿的毛衣袖口被桌上的油灯烧了一下,发出“滋滋”的声音,一股火烧羊毛的焦臭味顿时弥漫了整个屋子。
   正在缝补衣服的妻子钱希钧也闻到了这种臭味,抬头便问:“什么这么臭?”
   毛泽民则谈谈地说了句:“毛衣袖子不小心烧了一下。”
   不久,毛泽民忽然一拍桌子欣喜地说:“对呀,这就是很好的方法嘛!”接着给朝妻子丢下一句话“我去找一下菊如”,便飞奔出门了,弄得钱希钧一头雾水。
   天微亮了,毛泽民才回来。还在等丈夫回来的钱希钧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毛泽民一脸掩饰不住兴奋地说:“我刚才与菊如同志商量了一下,纸币防伪问题解决了。”
   钱希钧好奇地问:“怎么解决的?”
   见妻子追问,毛泽民严肃地说:“这是国家机密,关系整个苏维埃的金融稳定。”丈夫既然是这样说,妻子也就不再多问。
   1932年7月起,经过“加密”的苏区纸币开始在整个苏区流通开来。原来,毛泽民正是受火烧羊毛产生焦臭味得到启发,在生产印钞纸的纸浆中加入了细羊毛、烂布等纤维,纸浆制成印钞纸后,印刷出来的苏区纸币,烧之就会产生焦臭味,反之则没有。在放大镜下,也能看到各种不同颜色的纤维。毛泽民正是利用这一简单的方法,巧妙地解决了苏区纸币防伪问题,为当时苏区的金融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家银行工作最困难的时期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国民党军队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通向外界的交通基本上被封锁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用于印刷纸币的油墨没有了,怎么办?为了解决油墨问题毛泽民同志心急如焚。为了使国家银行纸币的印刷不受影响,二话不说带着印钞厂厂长杨其鑫直奔福建省长汀,找到长汀城区区委书记毛钟鸣,请他想办法解决这事。毛钟鸣告诉他们,用土法可以生产油墨,他师傅临死时告诉他,曾经用灶上火烟筒里的烟灰或锅底灰伴油生产过黑色的油墨,但他师傅没有说用什么油。
   毛泽民和杨其鑫回到瑞金后,马上进行试验。开始他们用煤油伴烟灰,怎么搅拌也掺和不到一起。后来换用花生油,结果也不行。正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起搞试验的油墨部主任钟同兴看见房东端了一罐猪油进房间,双眼一亮。他向房东讨来一勺猪油,用猪油拌烟灰,一试竞然成功了。
   毛泽民等人总算松了口气。油墨部主任钟同兴抽出几名工人,开始大量生产油墨的工作,采购猪油,收集烟灰。他们不辞劳苦,走村串户,如果女主人不在家,他们就亲自动手,从灶上的烟筒里扫烟灰。油墨部的工作人员,都变成了烧碳老翁。
   此后,毛泽民带领印刷厂的同志,采用猪油混加其他颜料的方法,解决了印刷纸币油墨的问题。因为那时候从白区购买颜料还比较容易,不像购买成品的油墨被国民党控制那么严。

知道了这段感人的故事,不由得激起我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感叹之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那是2002年元旦期间,我和几个比较要好的收藏界朋友去江西淘宝。在赣州文庙的大坪一直到文庙天井,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各种收藏品。我在那转了一圈之后,走进了文庙里面的一个店铺。店主是老熟人了,他知道我收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钱币和票证,很自然地从柜台里面货架的抽屉里,拿出他放纸币的册子。他一边拿东西一边喃喃自语说: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苏维埃时期的这些钱币、票证很难搞到,却又很难卖出去,生意很不好做。旁边,正好有一位搞苏区纸币收藏的赣州人,突然告诉我有几张很奇怪的纸币,他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会这样。这是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伍分纸币,正面没有主图,只有黑色的行名、“伍分”面值、冠字“D”、签名、兑换说明和红色六位数编码。背面什么都没有。其实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只是出于好奇,以略高于同等纸币的价格买下了了一张。买回来之后,也没有十分在意,放在纸币册里很久没有理它了。看了毛泽民解决苏区纸币印刷油墨的故事之后,我再次把它翻了出来,心想:难道这就是猪油版的纸币?土制油墨颜色容易自然退化,这张币也许就是使用这种油墨的见证。从纸币印刷发行到现在几十年了,也有可能是因为保管不善被自然风化了,也许是有人故意用某种药水浸泡,人为制造的稀罕品卖高价。或许还有其他什么原因,等等。总之,这张纸币给了人们无限遐想,我想有朝一日会用一种科学的仪器进行化学测试,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图12
 
   1932年7月,第一套国家央行发行的纸币开始发行流通,此后,还发行了贰角钱的小银币,1934年2月又开始发行一分和五分的铜币,红色政权货币体系的建立从此便正式宣告起步了。

   红色政权第一套货币,从1932年7月发行到现在已经接近90年了,几十年来社会各方对这套红色货币都有不少研究,著作也比较多。但,到目前为止,仍然还有不少不解之谜。

   我们先来看看纸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总共发行过主币一种,即一元券;辅币四种,即伍角、贰角、一角、伍分四种。这些纸币还有什么未解之谜呢?

 首先是冠号之谜
 


图1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五分券,我较早就收集到A、B、C、D、E五种冠字券。想收集齐全套五分冠字券,从1998年开始,为寻找伍分无冠字纸币算是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从闽西到赣南,从赣州到南昌,从上海到北京。打电话询问有关收藏爱好者和专家,上互联网查找,都毫无结果。2005年“五一”期间,我和几个朋友再次前往江西淘宝,由福建龙岩到江西赣州,由赣州到江西吉安,还准备去南昌市。到吉安后,我们去拜访了慕名已久的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离休干部龙吉昌老先生。他是钱币收藏家,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出版过《江西历代钱币图录》和《珍稀奇趣钱币博览》。龙老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老人,住在单位当时分配的并不宽敞的房子里,精神极其好,心态乐观。他知道我们来意后,从书柜拿出两本厚厚的书稿,也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编写的,书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图录》,介绍了各种版别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和红军时期的各种债券,有600多个页面。拿着沉甸甸的书稿,我迫不及待盯着看国家银行纸币,尤其是无冠字伍分券。当我看完书稿才发现,其他伍分券的冠字都有多个版别,唯独无冠字伍分券只有一张。我问他这种纸币怎么才一张时,他主动跟我解释说:“一张图片都很难搞啊,我也找了好几年才发现这个事。”我把事先从书上抄下来的号码一对,果然就是这一张。我问他能不能让我看看原票,他却说这是从杭州一个离休老干部那里拍来的相片。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么稀少,难怪到处都找不到它的身影。此后,我仍然不死心,继续寻找这种无冠字伍分券,总想有偶然的发现。终于在2013年夏天参加北京钱币博览会时,从我的老朋友——著名钱币收藏家王宣瑞先生处看到实物。2017年,王宣瑞先生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四大珍品问题,撰文《中国钱币》杂志。我是这个杂志的“特聘审稿专家”,杂志编辑部把王先生的文章转发给我,让我审阅。看了王先生的文章,真是感慨良多。原来苏维埃伍分无冠字版,除了龙吉昌老先生一张照片和王宣瑞先生一张实物之外,江西省钱币学会《钱币研究》1991年第一期,刊登了王太华、刘国昆“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币发行数量”一文,他们约在1990年,集中过手7000张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其中伍分券1000张,从中自然拣选出无冠号伍分券2张。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苏维埃伍分无冠字版就有4张了,号码分别是072947、072951、091192、121806。
   从上述号码可以看出,苏维埃伍分无冠字版最大号码是121806,也就是说,当时印刷发行这种纸币的数量至少有十二万余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一元纸币中,有一种A1934年版币(图14)。我曾经写过一篇《空前绝后之冠》的文章介绍过。这种纸币非常奇怪,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目前收集到的号码从335511开始,到434066结束共计34张。也不知道前面30多万张纸币去哪儿了,后面又还有什么号段的纸币,成了一个谜。按目前收集到的34个号码看,当时发行数量约十万张左右。



 
图14

   同样是苏维埃伍分纸币,B冠字券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收藏市场上很难寻觅到,目前已发现只有39张,其中有8张无法辨认号码,可辨认的31张号码从:001070开始,到080223结束。也就是说当时苏维埃伍分纸币B冠字券发行八万余张。




图15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一元纸币中,还有一种很特殊的品种——1932年版背面加盖两个“A”冠字版(图15)。我将这种纸币的发现,结合冠号研究以及发行数量的研究,写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发行量考证》一文,发表在2011年第一期《中国钱币》杂志上。目前已经收集到这种纸币(大多数是图片)36张,其号码从000119开始,到015901结束。个人认为,1932年背面加盖两个“A”字版,是1932年版编号编满后另外一种编号形式的纸币。因为这36张纸币中有32张的背面是黄色的,且都较模糊,只有4张是绿色的,且比较清晰。如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一开始印制发行的头版纸币,颜色应该是统一的。因为什么事刚开始做的时候都是比较认真的,不可能产生这样两种颜色的现象。后来我又收集到1932年一元券9字头以后和1933年版1字头以前的纸币资料,背面也是黄色的,说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这36张纸币中,最大号码是015901号,也说明当时发行这种冠字的纸币没有超过二万张。
   问题来了。上述4种冠字纸币当时为什么发行这么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编码使用的是6位数号码机,一般地说,印制编号一种冠字的纸币(少一张)是一百万张。而无冠字苏维埃伍分纸币只有十二万余张,A1934年版一元纸币十万张左右,B冠字版纸币只有八万余张,1932年背加盖双A版纸币不到二万张。与正常编号发行纸币情况相差太远。为什么这些冠字的纸币只印制发行这么一点点,很不符合正常的逻辑思维,让人费解,成为一个谜团。
 
   其次是数量之谜

   大家都知道,研究纸币的冠字与号码,是解开纸币印制数量的钥匙。第一次公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发行数量的是王太华、刘国昆先生。他们在江西钱币学会第二次年会上介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共发行伍分券410万张,壹角券580万张,贰角券210万张,伍角券790万张,壹元券290万张(江西钱币学会《钱币研究》2001年第2期第37页),总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纸币805.5万元。这与时任国家银行会计科长,解放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曹菊如同志,回忆苏维埃国家银行总量印制发行了800万元纸币,基本是一致。这种本来没有悬念的结论,却被研究国家银行纸币冠号的人,又打上了新的问号。
   我们来看看王宣瑞先生的研究。王先生从2012年9月开始,在钱币天堂网、中华纸币网等,发起了统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有关数据的活动,得到了海内外新老藏友数百人次的大力支持,参与者过眼过手纸币上万张次,数据持续更新,点击率累计达到5500人次,有效回复370余人次,直到2015年底,各项数据才趋于稳定。又经过两年多的沉淀和分析,五年多的时间,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种面额28种冠号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具体情况如下:

 



图16


   这里可以看出:1932年背面加盖两个“A”字券最大号为15901;伍分“B”冠券最大号为080223;伍分无冠券最大号为121806;A1934年最大号434066;伍分A冠最大号为882806;壹角正面最大号为798786;壹角A冠最大号为606447;贰角1932年下编号最大号为322573;贰角1934年最大号为776456;A1934年最大号434066,都不满999999张,有的缺还比较大,不到一半,甚至更少。
   事实上,当时纸币发行的数量与几十年后收集的数字会存在一定的差距,一般情况下,后面收集数字肯定比原来发行的数量会少,这是一种必然规律。但是,就按照后面这种少于原来数量的情况分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也不止800万元。除了上述特殊的4种冠字情况,以及末尾冠字号码可能没有编完情况外,正常按照每个冠字一百万张概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共印制纸币,伍分券410万张,20万元;一角券600万张,60万元;贰角券210万张,42万元;伍角券790万张,395万元;一元券344万张,344万元。总计约861万元。这是几十年后得出的数字,当时印刷发行的数字肯定要比这个大。
据《红色金融丰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2月)介绍,红军过金沙江时,中革军委要求红军挑的纸币全部烧掉,共计3758000元,所有铜币全部倒到枯井里埋掉,共计63000余元。说明主力红军长征前夕,国家银行还保存非常多的纸币,将近国家银行印制纸币总数的一半。
   社会上流通这么多,库存又还那么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当时究竟印制发行了多少纸币?值得今后进一步探讨,这也是一个谜,发行数量之谜。
 
第三是文字之谜

   综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错字很多。毫不夸张地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全部都是错版币。

   我们先来看看:

1、壹元券:




图17  壹元券正面     


图18   壹元券背面

   壹元券正面上方从右至左横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个红色繁体中文楷体字。行名12个字之中,有“埃”、“国”、“银”3个错字。行名的第2个“国”字,是个繁体字,本应在右上方有一个点才是正确的,第一个“国”字有点,是正确的,而第二个就没有了,成为错字。
纸币中“埃”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字。目前发现“埃”字有两种,在初版币中,即1932年版的000001至377534号段(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号码)币的“埃”字,少掉了一撇,由原来的“矢”字变成了上下结构的“土、八”两个字。但,实际上认真一看,不管是初版币中“埃”字无撇也好,还是后面加上了一撇也好,都还是一个错字。因为不管“矢”字还是“天”字,倒数第二笔都应该是连笔,即一长撇。而纸币中都写成分上下两个部分,初版币是“土、八”两个字,而377534号段以后的币,下方是一个“工、八”字,上方 叫什么字?谁也不知道,所以统统都是错字。

 


图19
 

   行名的“国”字,第一个“或”字有点,是正确的。第二个却没有点,成为错字。行名的“银”字是个繁体字,其偏旁本来是个“金”字,可在纸币中的“金”字中间一竖,其上方出头了,成为错字。



 
图20

   壹元券背面的年份,初版币,即1932年版的编号在377534号以前的币,“9”字写法很特殊(图20),像个“q”字,底下有一短横。
 

2、伍角券



图21  伍角券正面   



图22  伍角券背面

   伍角券正面上方框内从右至左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个繁体中文隶体字。下方有“凭票贰张兑换银币壹元”10个隶体字。背面上方有 “国家银行”4个繁体中文隶体字。
在伍角纸币的行名中,“埃”字非常古怪,三角形的头部变成了菱形,第6笔的撇少掉,变成“工、八”上下结构的字,土字旁的一提后面又多了一个点;第二个“国”字里面的“或”字少一个点;银行的“银”字右边一点,不是点在最后一奈的右上方,而是点在里面,形成一个“人”字。
   在兑换说明中,“弍”字为简体字;“张”、“换”、“银”、“壹”4个字写法都很特别。“张”字最后两笔形成一个“人”字;“换”字的上方刀旁变成了直接与框内的撇相连,形成类似于“内”字;“银”字的繁体偏旁“金”字中间一竖,变成了右边一竖,也多了一横,成了一个错字;“壹”字的上部由“士”字变成了“土”字。
   背面“国家银行”4个字之中,“国”字框内的“或”字少上方一个点;“银”字的繁体偏旁“金”字中间一竖,变成了右边一竖,也多了一横,成了一个错字。
 

3、贰角券



 

图23  贰角券正面   




图24  贰角券背面


   贰角券正面上方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个繁体中文隶体字,下方有“凭票五张兑换银币壹元”10个隶体字。边框上下左右4个角,上边左右两边是 “贰”字,下边左右两边是“角”字。背面上方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个繁体中文隶体字。
   行名的“埃”字第 6笔撇少掉了,本来应该是应该“矢”字,变成了“夫”字;第二个“国”字虽然框内“或”字有点,但却把“口”字写成了“Δ”。“银”字的繁体偏旁“金”字中间一竖,变成了右边一竖,也多了一横,成了一个错字。
   兑换说明中,“伍”字比一般的繁体字中间多一短竖,变成了竖---横---折的笔画;“张”字的繁体“长”字,上、下各有一个“人”字,尤其是繁体“长”字上方,把两横写成“人”字是非常特殊的;“银”字的写法与行名一样,繁体偏旁“金”字中间一竖,变成了右边一竖,也多了一横,成了一个错字;“壹”字的上部由“士”字变成了“土”字;“圆”子繁体字的“口”,变成了“Δ”。

 

           

图25

   贰角纸币中的“贰”字写法是最多的,有三种(图25)。纸币正面主图中的“贰”字是个楷书,但第三横右边横过头了;上方两边圆圈里的两个隶书“贰”字,把第二短横写到上方去了;背面上方两边圆圈里的两个隶书“贰”字,第三横右边横过头了。一张纸币三个“贰”字皆为错字。
   背面行名之中,“苏”繁体字的“鱼”四点水变成了一个“火”字;“埃”字三角形的头部变成了菱形,第6笔的撇少掉,本来是个“矢”字,却变成上下结构的“工、八”两个字;“银”字的繁体偏旁“金”字中间一竖,变成了右边一竖,也多了一横,成了一个错字。
 

4、壹角券



 

图26  壹角券正面   


 

图27  壹角券背面

   壹角券正面上方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个红色繁体中文楷体字。下方有“凭票十张兑换银币壹元”10个楷体字。背面上方从右至有“国家银行”4个繁体中文隶体字。
壹角券正面行名的“苏”字为草字头底下一个“禾”字,这是当年苏区专门所有的非常独特的字;“埃”字的第6笔的撇少掉了,本来是个“矢”字,却变成上下结构的“土、八”两个字;两个“国”字都少了一个“或”字右上方的点,成为错字。
   背面:“国家银行”之中的“银”字的繁体偏旁“金”字中间一竖,变成了右边一竖,也多一横,成了一个错字。
 
5、伍分券

 



图28  伍分券正面 



图29  伍分券背面

   伍分券正面上方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个繁体中文楷体字。下方有“凭票廿张兑换银币壹元”10个楷体字。背面上方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个繁体中文隶体字。
   正面:行名之中的“埃”字,少掉了第6笔的撇,本来是“矢”字,变成了“夫”字;“家”字的写法很特别,左边的两撇变成了一个“人”字。
   背面:行名中,“苏”字为草字头底下一个“禾”字;“埃”字,上方是个“Δ”,第6笔的撇少掉,本来是“矢”字,变成了“天”字;第一个“国”字里的“口”,变成了“Δ”。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错字?尤其是贰角券的“贰”字,竟有三种写法,三个“贰”字都是错误的。不少人认为,这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的一种暗记,不知道大家赞成不赞成这种观点。
 
   上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的几个未解之谜,有待有兴趣的朋友进一步研究,解开这些谜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的货币在中央苏区广泛流通,信誉很好,苏区群众称之为“红票”。这800多万元“红票”连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60万元革命战争公债,80多万担粮食债券,由于蒋介石反动军队的疯狂“围剿”,主力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开始战略转移。红军主力长征以后,中央苏区、闽浙赣、湘赣、湘鄂赣等苏区先后沦陷,苏区政府及其所属的金融机构也不复存在,这些“红票”无法兑换。对于沦陷区的这些“红票”,国民党当局严禁民众保存,一些“红票”持有者为安全起见,或上交,或暗中焚毁。也有一部分持有“红票”的群众不愿意轻易失去这些体现初心使命的“红票”,或藏入瓦罐、墙壁、烟囱,或密封后埋入地下,或纳入鞋底中,冒着生命危险予以保存。这些在土地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仍继续保存“红票”者,大都是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红票”的收兑问题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早在1949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宁都支行根据当地群众仍然保留有“红票”的情况,就向江西省分行作了汇报,要求明确处理办法。195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要求各支行组织人员调查、收集有关“红票”资料。4月下旬,江西省分行将本省境内的“红票”调查情况向中国人民银行中南区行作了汇报。中南区人民银行在接到江西省分行的这一汇报后,一方面建议中南军政委员会指示中南区各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华南分财委就“红票”收兑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另一方面又将江西省分行汇报的有关情况转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给总行的呈报中,中南区行表达了自己对收兑“红票”问题的看法,即“为照顾群众利益,扩大政治影响,原则上同意尽先收兑”。不久,中央财经委员会在研究了人民银行总行及中南军政委员会呈报的有关“红票”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后,决定同意收兑“红票”,收兑资金由人民银行发行库拨付。1950年7月1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正式下文,通知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安排执行。
   在收兑时间问题上,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作出“红票”收兑决定后,中南区行又根据实际情况将收兑期限予以放宽,曾确定8月20日至9月30日为收兑期。后为照顾偏远山区“红票”持有者,将收兑截止日期延长到1951年1月20日。
   尽管收兑期限一再延长,可依然有少数群众(包括红军家属)未能按期兑换。党和政府没有忘记在那艰难困苦年代积极支援革命的群众,先后多次,频频发出文件,指示相关部门办理“红票”兑换之事。如:
   1956年11月30日国家财政部【财公贝字第90号】文件;
   1957年2月8日,财政部【财公贝字第14号】文件;
   1958年7月4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由人民银行继续收兑全国解放前苏区、解放区发行的公债的联合通知》;
   1972年10月20日,人民银行关于收兑苏维埃时期的地方币集中上寄总行的(72)银业字第221号涵;
   1980年1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关于苏边区公债与折实公债计息办法的补充规定》;

   1980年8月16日,财政部《关于战争年代地方政府和人民军队向群众筹借、筹募的款项,仍由地方政府统一核实处理的通知》,等等。




图30   1983年6月30兑换的经济建设公债券


   从以上这些规定中,可以充分地证明党和政府,对于过去战争年代各根据地政府和部队等团体机关发行的各种钱币、公债和粮食票证等有价证券,是十分负责任的。只要认购人仍然保留着当时的有价证券,不论逾期多久,一律如数偿还。特别是对于利息的计算问题,不受原债券规定利息年限的限制,一直计算到实际偿还日为止。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一诺千金、诚信为民”的政府。逾期40多年将近半个世纪还可以兑换,这在世界债券兑换历史上,恐怕只是仅见,找不到第二个如此例子了。一个承诺能够坚守了半个多世纪,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泛人民群众的利益;体现了共产党人可靠诚信的本质;体现了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这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才能做到。
各位朋友想想看,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怎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爱戴!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振臂高呼:诚信政府,人民信赖!(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洪荣昌,笔名:红歌,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中国红色收藏》杂志主编,《中国钱币》杂志特聘审稿专家,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红色收藏鉴定师,评估师。

   从事收藏几十年,涉及邮票、钱币、苏区文物、毛泽东像章等。出版过《红色票证》《红色货币》《红色收藏》《红色粮票》等专著。曾在北京、福州、遵义、厦门等地举办苏区红色文物展览。其个人事迹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中红网等多家新闻媒体介绍过,享誉全国。已出版的著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国各大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等海外知名图书馆收藏。几十篇学术论文被英国剑桥大学等国内外著名杂志、网站刊登转载。


         编辑:郝文俊

62.9K

主管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山西省晋绥边区历史文化研究会    山西省弘晋英烈基金会

协办单位:泓景兴业投资发展集团  延安十三年红色影视基地宣传中心   晋西北老战士文化大院

备案号:晋ICP备14006497号  山西省太原市鼓楼街巴黎广场旧金山区九号   联络热线:13935014059  13994139362

邮箱:601992476@qq.com    1624584159@qq.com    hwj.1961@163.com

技术支持:龙采科技 版权所有,未经同意,转载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