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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
来源:百年潮   作者:李艳珍   更新时间:2020-11-10   浏览:475



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是中共早期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先后在北京、武汉、上海等地领导革命斗争,在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作出了贡献。

辗转求学,探索救国救民真理

缪伯英1899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世纪末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危难之际。她的父亲缪芸可是晚清秀才,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经常同缪伯英讲文天祥、岳飞、秋瑾的故事,他广泛地接触东西方文化,曾到日本考察职业教育,回国后致力于“教育救国”,大力倡导平民教育,与人合办了“长沙县第一女子职业学校”及“衡粹”“自治”等女子学校。思想开明的缪芸可十分重视对缪伯英的教育,虽然家境不宽裕,但在缪伯英接受完私塾教育后仍然支持她继续求学。

在父亲的支持下,缪伯英进入启明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启明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李樵松是同盟会会员,思想开明,关心时事,经常指导学校组织学生读报纸、学时事。缪伯英在学习中了解到,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然四分五裂,军阀虽喊着“救国救民”的口号却自相残杀,百姓的生活没有在变革中得到改善反而愈加困苦……缪伯英困惑于时局,开始思考真正能够彻底解救中国百姓的途径。在校园里,缪伯英常常参与时事讨论,经常能引发同学们激愤的情绪,对各类时事运动也跃跃欲试。缪芸可对缪伯英热衷时事的态度表示欣慰,也提醒女儿要先做好学问,不要“盲人瞎骑马,夜半入池塘”。

1916年,缪伯英带着父亲的谆谆教诲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考入湖南省立女子第一师范学校继续深造。在孜孜不倦学习的同时,她还时刻关注国家时局的变化。1917年,长沙组织了祭奠黄兴、蔡锷的国葬,缪伯英向父亲表明了投笔从戎、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志愿。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缪伯英积极参加湖南学生运动,散发传单、抵制日货,阅读《湘江评论》等各种进步团体的刊物和文章,寻找造成社会现状的深层次原因和变革的途径。1919年,缪伯英以长沙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到北京求学后,缪伯英结交了何孟雄等北京学生运动领袖,并系统地学习了李大钊关于社会变革的一系列文章,开始接触“推翻军阀政府”“再造共和国体”的信念。1919年,以王光祁为首的爱国人士组建了少年中国学会,提出“本科学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的办会宗旨。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以改造自身出发图国家改造。少年中国学会为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思想发展的平台,但大家在讨论中意识到,必须通过实践创办适合广大青年的新生活,才可能实现新思想对旧思想的取代。为了实现这一设想,1919年,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缪伯英参加了工读互助团女子组,致力于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做“全中国女性新生活的榜样”。北京的女子工读互助组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轰动了北京新闻界,1920年9月5日出版的《妇女杂志》对她们进行了专题报道。但工读互助改造社会的设想最终因主客观原因而难以为继,工读互助组也被解散。

从1920年开始,缪伯英一直到北大旁听李大钊的课,李大钊呼吁青年觉醒、改造世界的倡议使缪伯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缪伯英找到李大钊,希望能做他的学生,李大钊同意了她的请求。1920年,李大钊在北大进步学生中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邓中夏和何孟雄介绍,缪伯英加入研究会,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5月,缪伯英参加了邓中夏组织的“平民教育演讲团”,在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演讲中,缪伯英作为妇女代表参与了以“中国的妇女要争取神圣的劳动权利”为主题的演讲。

以身许党,投身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

1920年10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缪伯英成为首批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缪伯英加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缪伯英工作的重点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事妇女工作,立志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的女性争气”。她认为解放人民最终要立足改变社会制度,“无论一种怎样轰烈的维新运动,改革风潮,实丝毫没有什么稀奇,更丝毫没有什么可怕和反抗的价值!”变革的途径是革命,“大凡人类对于一种制度发生不满足的问题时,由怀疑而至于破坏,由破坏而至于改建,纯是人类进化很平常而不可免除的一种现象”,指出“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走”。1921年,缪伯英与何孟雄组成革命家庭,在北京秘密开展革命工作。1921年8月,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同年秋,为了进一步巩固、扩大革命队伍,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地委决定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北京女高师、北高师组建北京师范大学支部,即西城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五个党支部之一。缪伯英积极在学生中发展先进分子,并担任西城支部的第一任书记。

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负责人,同时负责《工人周刊》的编辑工作。在担任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书记期间,缪伯英积极领导妇女运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在领导妇女运动中,缪伯英重视妇女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的统一。1922年,她作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负责人筹备“民权运动大同盟”。为了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缪伯英在民权运动宣言中设置了“制定劳动保护法及决定妇女在政治经济上一切平等权利”等保护妇女权益的规章。随后,她参与领导北京女权运动,指导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制定了“纳妾以重婚罪论”“禁止公娼、买卖婢女、妇女缠足”等维护妇女人身权益的规章。认为政治上获得权利是保障妇女经济、教育等权益的根本途径,在章程中表现出“特别重视参政运动”。同时,针对当时全国各地一些妇女同盟脱离劳动妇女群众、倾向为上层女子争取政治权利的倾向,缪伯英强调争取政治权利的同时,还要保障妇女经济权利,并帮助南京妇女组建女权运动同盟会南京分会,提出“依同工同酬及保护母性的原则,制定保护女工法”等主张,以实现对劳动妇女群体的团结。并指出,妇女运动要融入人民解放斗争之中,“第一步要与革命的民主主义结合起来,对抗封建军阀,第二步要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对抗帝国派资本主义”。随着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不断深入,劳动妇女运动快速兴起,1922年,“仅上海、广东、湖北三地,女工罢工的工厂有60余个,罢工人数达3万余人,罢工次数达18次之多”。

在领导工人运动中,缪伯英在发动组织工人斗争的同时,也关心工人的生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工人运动高潮兴起。缪伯英常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及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组织工人运动。1922年2月,缪伯英参与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和舆论上支持罢工。同年夏,受党组织派遣,缪伯英到张家口领导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同时,组织同志秘密地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揭露军阀政府的暴行,秘密组织救护受伤工人,为失业工人募捐。并在“五一纪念国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国民“起而澄清”政府的行为。1923年,缪伯英积极参与京汉铁路大罢工的领导工作。反动军警关押了工人运动的组织者,缪伯英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与敌人周旋,躲过密探,把党的温暖和关怀、家属的心意传送给被捕的同志。

在领导学生运动中,缪伯英善于运用新闻媒体的舆论作用。1922年底,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无理撤换法专、农专校长,北大校长蔡元培不愿与他共事,提出辞职。北大学生与北京各校学生发动“挽蔡驱彭”及反对北洋军阀的运动。北京学生联合会及北大学生会共同推出代表,去上海联络全国各地学生,并向南方各界求援。缪伯英作为学生联合会代表南下武汉,会见新闻记者,向武汉教育界及全体师生发表演讲,鼓励正在开展运动的学生坚持斗争。她利用新闻媒体表明立场、深入宣传,既扩大了事件的影响对当局形成了舆论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运动中的学生,促使运动取得更好的效果。

1924年,京师警察厅在北京地安门内腊库胡同16号杏坛公寓逮捕了张国焘。出于安全考虑,组织安排何孟雄与缪伯英撤离北京,回到湖南。1925年1月,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李维汉请缪伯英担任湘区委员会妇女主任,并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师附小校长,深入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

1925年3月,湖南省妇女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随即对湖南省女界联合会进行优化改组,改组后的联合会会址就设在女师附小。缪伯英开始领导省女界联合会的工作,积极号召各县组织女界联合会,带领妇女群众参与革命斗争、为妇女争取利益。五卅运动爆发后,缪伯英积极参与组织湖南女界联合会的力量,组建了“五卅惨案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女子募捐队”等开展游行、散发传单等活动,声援上海工人。1925年底,缪伯英推动湖南省女界联合会邀请省各社团筹建湖南省济难会,以接济困难青年学生和失业工人。

1926年,缪伯英组织湖南省女界联合会以及省委领导的“青年妇女学艺社”等团体,筹备举办“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在大会上,她分析了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中国妇女遭受压迫的现状。3月,日军舰队意欲驶进天津大沽,被国民革命军驱逐,随后日本联合英美向段祺瑞政府发出通牒,要求撤除大沽的国防设施。3月18日,李大钊等人组织北京群众在天安门游行抗议,要求政府拒绝无理要求,段祺瑞政府下令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缪伯英立即主持召开追悼北京死难烈士大会,并以“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的名义发出“致全国各界”“慰北京伤者”“致国民政府”“致国民军”等通电,并于4月与夏曦、徐特立等人组织召开“湖南人民追悼北京死难烈士大会”,呼吁驱除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告慰烈士英灵。

李维汉曾高度肯定缪伯英领导妇女参与革命的斗争:“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有显著成绩。”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湖南省农会、总工会等革命团体被捣毁,白色恐怖笼罩湖南。党组织派遣何孟雄任汉口市委组织部长,缪伯英也被派到武汉,协助配合中共湖北省委妇女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沟通与国民党湖北妇女部长李文宜,妇女协会文宣部长、妇女联合会长赵君陶的关系,巩固和扩大妇女统一战线,其对外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第二女子中学训教主任。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8月,缪伯英与何孟雄又一道被派遣到上海工作,缪伯英担任上海市总工会女工部长,后任沪中区妇女主任。缪伯英在华夏中学任物理教员,何孟雄开书店,并分别化名为缪慕群、刘元和,积极开展地下工作。

上海的环境艰险复杂,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清苦的生活、高度紧张的生活节奏,使缪伯英的身体不堪重负。1929年10月,她突然染上伤寒病,入上海仁济医院治疗,不久因治疗无效逝世。缪伯英用一生镌写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以身许党的诺言。

(作者: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助理研究员)

(原载《百年潮》2020年第8期)

  本网编辑:郝洪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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