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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故事: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军工部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山西)杨尚军   更新时间:2021-08-28   浏览:1020

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军工部(上)

军工部成立后入驻上赤峪村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战前线,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人民游击战争。由于兵员迅速增扩,物资补充不足,武器十分缺乏,严重制约着抗战形势的顺利发展。为此,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后,到1938 年初,在晋东南地区建立起5 个师属流动和半流动修械所(其中最早的有黎城县阳和脚村枪支修械所和东井村枪支修械所)。同时,八路军总部在襄垣,决死纵队在沁源也各自建起1 个修械所,开始了最早的军工生产。但这些修械所都只是修配一些损坏的枪支和锻造一些大刀片、红樱枪头等简单武器,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军工生产,也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8 月,八路军总部决定整合各随军修械所,并于次月在榆社县韩庄村组建总部修械所。

1938 年底,总部修械所职工发展到380 多人,技术、装备也有了提高,初步具备了生产步枪的能力,月产步枪五六十支,但仍远远不能满足战场需要。另一方面,同年4 月,八路军在晋东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后,开辟了太行抗日根据地,为开展八路军军事工业正规化建设创造了条件。11 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每个游击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设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全会决定“把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作为“当前紧急任务”之一。根据这个决定,八路军总部决定扩大军工生产,并于1939 年3月在黎城县北庄成立总部后勤部第六科军事工业科,刘鹏任科长,统一领导军工生产。1939 年6 月,随着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展,八路军总部决定扩大总部修械所的生产能力,组建隐蔽固定的大型兵工厂。此时,日军侵入榆社,威胁到总部修械厂的安全,而其所在地也不适宜建设大型兵工厂。因此,经过八路军总部副总参谋长左权和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亲自勘探选址,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实地视察后一致决定将新址选在太行腹心区仅有的抗日完整县黎城县西北部一座叫水窖山(俗称黄崖洞)的大山里。朱德亲赴黄崖洞视察后,当即决定成立工事委员会,并兼任工事委员会主任,亲自领导黄崖洞兵工厂的建设。同时,又决定将后勤部军事工业科迁往黎城县上赤峪村,组建八路军总部军事工业部,统一领导、组织、实施晋冀鲁豫根据地军工生产。6 月中旬,八路军军工部正式成立,由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刘鹏任部长,11 月孙开楚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下设政治处、工程处、器材处、总务处和秘书科。机关驻地设在上赤峪村。

当月,军工部各机关、附属单位、部队、家属及筹建黄崖洞兵工厂的技师、工人等一大批人马开赴黎城黄崖洞地区。其中军工部领导机关和实验所入驻上赤峪村,工人和家属等入驻下赤峪村。抗战胜利后的1945 年冬天,为适应形势发展和战略需要,才迁往长治市。以军工部机关驻地变迁为节点,可以将军工部在黎城的活动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1939 年6 月军工部成立到1941 年11 月,军工部机关驻上赤峪村。第二时期,1941 年11月到1945 年冬,军工部机关驻赵姑村。2012 年5 月,笔者采访上赤峪村村民贾芝兰时,她回忆称:八路军军工部是1939 年农历五月来上赤峪的,那天正好下着大雨。一大队人马走了半天还没走完,上、下赤峪和附近的村庄各家各户都住上了人。贾芝兰家位处村中心街口,军工部机关搬来以后,几位领导都住在她家。因为房子不够,军工部很快盖起来3间南房和2 间东房。刘鹏住到了南房,之后来的刘鼎住进东房,孙开楚住在北房里。路东的路福锁家,和贾芝兰家一样是坐北朝南的独院,各有东、西、北3 间房,住上了军工部的马夫班和警卫排。之后,路福锁一家就都搬到自家的另一座院里居住,这个院就不让村民进出了。村戏台院里住进了军工部一个实验厂,村民每天路过都能听到里面机器“咚咚”的响声,门口设有岗哨,也不让村民进入。

军工部成立后,即开始对晋冀鲁豫根据地各兵工生产所进行统一整合,1939 年7 月成立军工部一所,9 月成立军工部二所,10 月成立军工部三所,1940 年2 月成立军工部四所,3月建起复装子弹厂。

1939 年7 月,中共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军工部的领导和技术力量,选派一批干部和技术骨干共300 多人来到军工部。他们组成“工人行军营”,于10 月到达,随即被补充分配到各所、厂。其中,刘贵福原是太原兵工厂的技术工人,1938 年投身革命,曾在延安茶坊兵工厂参加过无名式步枪的设计与制造,被授予特等劳动英雄称号,并受到毛主席宴请和题词:“刘贵福同志你是生产战线上的英雄”。他先是担任军工部技师,后又任军工部一所副所长,并受命以随身带来的无名式马步枪为样枪改进研制新式步枪。

到1940 年4 月,军工部建立起来的4 个兵工厂,虽已能修理枪械及生产步枪,接收的原属武乡县工会的鞞山工厂在改建为柳沟铁厂后,也开始批量生产手榴弹,但都存在设备短缺,多数工序是手工作业的问题。手工造出的枪,尺寸不规则,许多零件不能互换,还常常在战斗中发生故障,甚至伤害自身,与敌装备相差甚远。因此,尽快实现步枪制式化成为急需解决的一件大事。


刘鼎上任军工部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总部研究决定选派能力强、业务精的专家型人才担负军工部的领导,朱德第一个想到了刘鼎。刘鼎,原名阚思俊,1902 年生于四川南溪县,1920 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1924 年赴德国勤工俭学,由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组织安排下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并兼任教官,系统学习了兵器构造、爆破原理、无线通讯等军事技术课程。1929 年奉调回国,后应方志敏要求,出任洋源兵工厂政委,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组织工人制造出机关枪和迫击炮及炮弹等,得到了方志敏的赞叹,“他们用少的可怜的机器,居然造出了花机关和轻机关枪,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造出了好几门小钢炮”,成为红军中为数不多的军工专家。朱德的提议得到了总部首长的一致肯定。

1940 年4 月底八路军总部任命刘鼎为军工部部长,并在5 月1 日由彭德怀、左权、杨立三亲自护送到上赤峪村上任。一路上,几位领导一再嘱咐刘鼎,要克敌制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发动群众,二是要有武器。敌人之所以敢于发动侵华战争,主要是凭借他们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企图用武力来征服中国。几位首长还再三叮咛,要他抓紧把军工生产搞起来。

刘鼎上任后,接连带领和组织人员进行了制式步枪试制生产、子弹生产、五○炮和炮弹研制、烈性炸药研制,以及提高管理技术、培训军工技术、创办军工学校等工作,使太行军工发展进入到一个鼎盛时期,为改善我军技术装备做出了突出贡献。

制式步枪的研制生产是刘鼎到任后的头等大事。他仔细研究了当时我军使用的捷克式、三八式、汉阳造、老七九式、无名式等各种步枪的特点,认为步枪是一种近战武器,只要能在200 米以内准确射击,越灵巧越好。他提出了一种枪身短、刺刀长、重量轻的新型步枪设计方案,并交由“造枪能手”刘贵福组织试造。1940 年8 月1 日定型造出第一支新型步枪,后由彭德怀定名为八一式步枪,也称为八一式步马枪。当时,刘鼎背着第一支新枪到八路军总部汇报,彭德怀、左权等首长看后都十分高兴,拿着枪边看边做刺杀动作,不住夸赞遵照彭德怀的指示,军工部按照工业化生产要求,将八一式步枪的图纸和生产工艺分发到各造枪厂统一生产,使之成为根据地质量最好,产量最大的步枪,在太行区第一次实现了步枪制式化。

1940 年10 月,黄崖洞兵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八一式步枪,刘鼎亲自带队送到了一二九师师部。刘伯承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刘鼎,咱们俩在苏联时就想自己造好枪,今天你终于造出来了,真是太好啦。”随即,将这批步枪全部补充给了陈庚的三八六旅。恰在此时,关家垴战斗打响了。在短兵相接中,日军发现八路军手中的步枪刺刀弹出非常快,往往没等日军把“三八大盖”的刺刀安上,八路军的刺刀就已经刺了过来,造成日军恐惧和伤亡。造枪任务完成了,新任务又来了。早在百团大战之初,八路军就受到日军一种名叫掷弹筒的新式武器的威胁。这种射程为100 至500米左右的单兵小型火炮,重量轻,发射快,使用灵活,杀伤力大。1940 年9 月9 日,彭德怀亲自召开军工部生产会议,要求大家日夜奋战,抓紧试造。并直接向刘鼎下令:“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

随即,军工部在驻地上赤峪组织一所、三所和柳沟铁厂的技术人员对日军掷弹筒进行解剖、测绘,从原材料、加工条件和面临的困难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试制掷弹筒和弹是可能的,但不能照搬,要结合根据地资源条件进行改制。

当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筒身与弹体原料,二是加工方法。军工部依靠群众力量和集体智慧,想出了解决办法。掷弹筒筒身需要粗大钢材,就想办法用从敌占区拆毁的铁路道轨来代替。但仍显不足,柳沟铁厂试验小组的冶金工程师陆达和技术工人孙兆熙共同用太行盛产的白口生铁为原料,把国外关于铸铁韧处理的“洋”工艺和民间的烟火技术结合起来,造出了合格的弹体。膛体的来复线没有专用设备造不出来,就另辟蹊径,将筒身改为滑膛结构,适当加长,保证了射击精度,增加了射击距离。还将日制平头炮弹改进为曲线炮弹。另外,做炸药用的火硝,是用土法慢慢熬成。硫磺是用麻秆灰来制造。麻秆用完了,就用柳根灰。火硝和硫磺造出来后,配在一起在老百姓碾粮食的石碾上慢慢碾制炸药,常常是碾着碾着忽然就炸了。至今赤峪、赵姑、柏官庄、平头、孔家峧几个村的村民还能回忆起当时帮八路军工厂烧木碳、造硝、收集麻秆和柳根的事。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和危险中,经过4个月的不懈努力,技术人员终于在黄崖洞兵工厂里制造出了我军的第一门掷弹筒。这种掷弹筒构造简单,操作方便,相对日军的掷弹筒改进了许多,口径从50 到100 毫米不等,分远、中、近3 个射程,最远能打到700 米,几乎是日军的1.5 倍。

1941 年4 月,这种掷弹筒在黄崖洞兵工厂和高峪兵工厂投入批量生产,被正式命名为五○炮。5 月起,军工部组织生产的五○炮和五○炮弹成批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装备部队,使我军有了能与日军抗衡的火力,经常打得日军措手不及。日军震惊之余惊呼:“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兴建了现代化兵工厂,拥有先进设备与外国专家。”

1941 年初,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的指示,刘鼎代表军工部向彭德怀提出了一个发展军工生产的建议,即军工部集中力量生产步枪、子弹、五○小炮、炮弹和火药,重点供应主力部队;军分区组织制造手榴弹,每个军分区成立一个手榴弹厂,由军工部选派干部和技术骨干;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组织地雷生产,由军工部负责技术指导、培训骨干并供应雷管,在全区普及地雷制造,发动民众开展爆破运动。彭德怀高兴地采纳了这个建议。2 月6 日,八路军总部召开后勤工作会议,决定各军分区制造地雷、手榴弹,军工部负责技术指导;未经军工部同意,各军分区不得更改手榴弹的式样和质量标准;军工部各厂主要生产枪炮及其弹药。彭德怀亲自进行动员,并以总部名义发出通知,在全太行山区开展爆破运动。

当月,军工部在黎城县东崖底村和武乡县温庄村分别开办地雷训练班,分期分批培训武委会主任和民兵队长。刘鼎除主持外还亲自到东崖底培训班授课,并专门印发了《地雷制造与使用法》《各种地雷触发装置法》等教材发给学员。1941 年夏秋,遵照朱德、彭德怀发出“关于大量制造地雷的训令”,以这些学员为骨干,在各地层层开办训练班,很快在根据地掀起了“村村碾炸药,户户造地雷”的群众性爆破运动。根据地人民还从当地实际条件出发,大量制造石雷。“一块青石蛋,当中钻个眼,装上四两药,安上爆发管,黄土封好口,线子在外边,事先准备好,到处都能安,鬼子来‘扫荡’,石雷到处响,炸死大洋马,留下机关枪,保卫老百姓,保卫公私粮,石雷真顶事,大家赶快装。”那时,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成年人几乎人人都学会了制造地雷的技术。晋东南民兵李海元、王彦才还发明了制雷机,每天能制石雷30 多颗。由此涌现出众多“造雷英雄”,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地雷战”。

1940 年9 月9 日,彭德怀在八路军总部召开的军工部会议上提出“要尽快开办工业学校,吸收有知识的青年和工人,为军事工业培养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并亲自指定刘鼎全面负责学校的筹建工作和出任首任校长。遵照这个指示,军工部决定先成立干部训练队,为建校创造条件。很快,干训队第一批学员,包括冀中军区抗大三团、冀中地区及晋察冀军区选派人员等共70 余人冲破层层封锁来到与军工部机关驻地相邻的下赤峪村报到。是时正值百团大战,军工部机关分为两个梯队,干训队随即被编入第二梯队,次日即开赴武乡县砖壁村,作为关家垴战斗预备队参战。10 月,反“扫荡”结束,干训队回到下赤峪,李非平任队长兼工科教员,厉瑞康任指导员兼政治教员,下辖两个分队,一分队为工训队,以培训军事工业技术为主,二分队为通讯队,以培训军事通讯联络为主。1941 年1 月,干训队奉命迁移至黎城县看后村,筹备成立太行工业学校。3 月,军工部各厂、冀中军区、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山西青年决死纵队及八路军总部直属单位共选派学员96 名,陆续来到看后村。5 月,太行工业学校正式成立。刘鼎任校长,刘致中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李非平任教务主任,厉瑞康任副教导员。初期学员共129 人,教职工20人,很快发展到200 余名教职员,依文化水平分为6 个班,其中原工训队老学员组成专科一班(机械)、初中水平新学员组成专科二班(机械)、化工班,其余学员组成普三班、四班,另有一个会计班。

太行工业学校成立后,彭德怀兴奋地致电毛泽东:“我军在太行山已经有了一个小规模的工业学校。”毛泽东得知后十分高兴:“太好了。你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为我军培训出一大批军事管理人才和军工技术人才,这对我们赢得最后的胜利十分有利。”

太行工业学校在看后村成立后不久,7 月中旬即根据战争需要,迁往武乡县何不楞村教学。9 月,又迁回黎城县西头村、南陌村。1942年5 月日军发动大“扫荡”,学校被迫转移。7月,迁到武乡县温庄村,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鼎盛发展期。1943 年6 月14 日,日军进占武乡县蟠龙镇,直接威胁到学校安全,太行工校由此迁回到黎城县井上村一带生产度荒,从此停课,并于9 月18 日停办。在校学员根据彭德怀“工校学员不准调出军工部门”的指示,大部分被分到军工部下属太行各军工厂,余下分赴延安、太岳军工厂。抗战胜利后,1946 年2 月,太行工业学校在长治恢复,改称长治工业学校。

太行工业学校作为我军第一所军工学校,为我军培养出400 多名军工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成为太行军事工业技术传播的摇篮。

军工部生产部署与分布


从1939 年6 月到1941 年11 月,经过两年半的发展,军工部在晋冀地区逐步整合为10个生产单位,职工总数达到3300 多人,拥有相当于120 马力的蒸汽动力设备和简易机床124台,初步形成了八路军太行军工基地。军工部一所:位于山西省黎城县西北45公里水窖山,又称黄崖洞兵工厂,保密代号为“八路军总部流动工作团”,后称“工兵营”。其前身是八路军总部韩庄修械所,1939 年7 月开工建设,12 月开始生产。厂区面积约2 平方公里,工房面积约8000 平方米。共有机器设备40余台,包括1 台荷兰产精密机床,动力设备三节锅炉、10 千瓦直流发电机各1 台、25 马力蒸汽机2 台。职工700 余人,所长程明升,副所长刘贵福、李作锦。主要产品为七九式步枪、八一式步枪、五○炮(掷弹筒)、五○炮弹(掷榴弹)等近10 种武器。至1941 年11 月,共生产步枪4000 多支,其中八一式步枪3000 余支,五○掷弹筒800 门,掷榴弹2 万多发,是军工部所属建厂时间最早、厂区规模最大、生产能力最强、质量最好、生产种类、数量最多的“第一厂”,也是整个华北敌后规模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年产武器弹药可装备16 个团,被朱德称为“掌上明珠”,被群众誉为“太行山上的小天津”。

军工部二所:位于山西省平顺县西安里村,又称西安里兵工厂,保密代号为“太南留守处”。1939 年7 月由徐长勋领导筹建,9 月正式命名为军工部二所,所长郝希英,政委张广才。初期有工人150 余人,机床7 台。从10 月下旬全面开工到12 月底,共修理枪械近500 支。1939 年12 月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后,为保障其安全,于1940 年1 月将人员、机械分别并入一、三所。

军工部三所:位于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高峪村,又称高峪兵工厂,保密代号为“高峪工作队”,后称“水磨上”。1939 年10 月由八路军总部供给部高峪修械所、一二九师先遣支队梁沟修械所、杨家庄炸弹厂、武安县政府修械所等合并而成。所长吴卓然,教导员王永庆。职工200 余人。主要生产七九式步枪、五○掷榴弹、手榴弹、地雷等。1940 年1 月与军工部二所一部合并后,郝希英任所长,张广才任政委(后为肖光明),规模逐渐扩大,发展成为太行根据地较大的兵工厂之一。

军工部四所:位于河北省武安县梁沟村,又称梁沟兵工厂,保密代号为“晋冀工作队”。1940 年2 月由八路军从国民党顽固派张荫梧、侯如墉部缴获的修械所与八路军河北省赞皇县修械所等合并而成。所长陈志坚、指导员陈廉如。1941 年3 月经八路军总部和军工部同意正式建为兵工厂,厂长韩国桢,指导员陈海清,副厂长刘贵福。4 月,总部为加强梁沟兵工厂工作,派军工部副部长刘鹏驻厂指挥,7 月兼任所长和政委。正式投产时,有机床36 台,发电机和三节式锅炉各1 台。鼎盛时期有职工680 余人,生产规模仅次于黄崖洞兵工厂。主要产品初期为七九式步枪,后为八一式步枪,到1942年5 月,共生产约4000 余支。

复装枪弹实验厂:位于山西省黎城县下赤峪村,又称下赤峪子弹厂,保密代号为“木厂”。1940 年3 月建厂,厂房设在村关帝庙内,面积约500 平方米。厂长王化南,指导员吕明珍,共有职工50 余人。主要设备车床2 台、冲床4台、钻床2 台,另有子弹专用机3 台,是国民党军队败退时扔到宝鸡车站,被周恩来发现后亲自下令由八路军西安兵站运到军工部的。主要生产步枪子弹铅头,再利用回收的弹壳装药制成子弹。日产子弹近千发。从5 月开工到当年8 月,共生产子弹10 万余发,有力地支援了“百团大战”。1940 年10 月,军工部为保障实验厂的安全及进一步扩大子弹生产,将下赤峪子弹厂人员和设备分批迁往黎城县水峧村和河北省邢台县南臭水村,建立起军工部第一、第二复装子弹厂。其中,第一复装子弹厂1941 年又迁至黎城县看后村,厂长沈鼎祥,指导员易辉。此外,军工部还组织起复装枪弹小分队,每个小分队10 余人,携带成品弹头、底火和修复子弹的简单工具跟随作战部队行动,哪里打仗留下弹壳,就在哪里复装子弹。

刺刀厂:位于山西省辽县土棚村(今左权县芹泉镇),又称土棚刺刀厂、刺刀分厂。1940年冬由军工部接收晋东、平东两个抗日游击队修械所建成,归属军工部四所刺刀部领导,共有职工40 余人,生产步枪刺刀。

铁厂:位于山西省武乡县柳沟村,又称柳沟铁厂,保密代号为“焦作”。其前身为武乡县工会鞞山工厂,是由数家私营小厂采取集资合股的办法集合20 多户股东合营开办,主要制造手榴弹。由于经营不善,从1939 年4 月1 日交由八路军总部领导,私人股东一律退出,所欠债务由八路军总部偿还,同时,将一二九师辽县杨家庄炸弹厂和一一五师壶关县炸弹厂与其一同合并,还从冀南、晋冀豫各支队所属修械所调集工人,充实力量,正式扩建定名为柳沟铁厂。全厂职工460 余人。先期主要生产手榴弹、地雷,及五○炮弹壳毛胚,并逐步停止生产手榴弹和地雷,转而集中生产炮弹毛胚。1941 年春,开始研制无烟火药原料。1941 年11月后,主要生产雷管。

锻工厂:位于山西省武乡县显王村,又称显王锻工厂,1941 年建厂,职工100 余人。机器设备主要是自己改装的多头风箱和超重大型吊锤,没有动力设备。主要产品为道轨钢制步枪枪身、节套、机柄、撞针和炮弹尾管等钢制枪弹零件的毛坯和掷弹筒、炮身毛坯,制成后运送到黄崖洞兵工厂加工成成品。机器制造厂:位于山西省辽县尖庙村,又称尖庙机器厂,保密代号为“油坊”。1940 年底由军工部组建,主要负责修补机器,自行设计、制造步枪生产简易设备,如车床、冲床、磨床、吊锤等专用机具,以及各种专用刃具、量具等。军工实验所:位于山西省黎城县上河村。1939 年建立,主要负责炮弹实验。1940 年开始,军工部领导下的太行军工取得快速扩张,特别是黄崖洞的武器生产有效地增加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引起了日军的注意和恐惧,日军不断派出特务刺探收集我军军工情况,每次“扫荡”都把兵工厂和军工部作为重点目标。

1940 年10 月10 日,日军3000 余人分兵多路“扫荡”黎城、辽县清漳河两岸。军工部所属各厂被迫停产。17 日,日军侵入军工部驻地上赤峪及下赤峪、黄崖洞兵工厂,烧毁复装枪弹实验厂、黄崖洞兵工厂机钳工房等建筑,杀害上赤峪村老幼村民18 人。29 日,罗瑞卿到黄崖洞兵工厂视察日军破坏情况,号召迅速恢复生产。11 月19 日,各厂全部恢复生产。

1941 年1 月29 日,日军再次“扫荡”黎城西井、东崖底一带,仍将军工部和黄崖洞兵工厂作为摧毁目标。刘伯承、邓小平急电陈赓:“今日午到西井敌十五时后确返彭庄,同时大井到盘根底均有敌,仍将捣刘鼎工厂……你们务必……以一部向彭庄、盘根底之敌阻击,不能放任敌人毫无顾忌地捣乱,注意与十三团联络以挽救工厂。”日军阴谋又一次失败。

1941 年11 月11 日至19 日,日军坂垣师团出动5000 余人,分多路重兵进犯黄崖洞,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在左权的指挥下英勇抗击,上、下赤峪民兵共同参战,激战8 天8 夜,歼敌1000 余人,以敌我伤亡6:1 的辉煌战绩取得了“黄崖洞保卫战”的胜利,掩护兵工厂安全转移。恼羞成怒的日军对兵工厂厂区和军工部驻地上赤峪村及周边展开毁灭性报复。上赤峪全村除残留1 间房屋外,其余房屋全部被烧毁。此种情况下,军工部已无法驻留,于是,迁往与上赤峪村隔山邻沟的赵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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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鼎:1902年1月8日生于四川省南溪县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家庭。
6岁在县城读私塾,10岁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917年,考入四川省立第三中学(校址在江安县),二年级时被推荐为学生会会长。在学生中组织“劳工团”, 提倡自己的事自己做。并组织学术研究会和商学联合会共同抵制日货,开展反仇油斗争。在进入叙属联立中学就读时,他和郭伯和、徐韵华、阳翰笙、李硕勋等同学,经常在一起阅读《新青年》,组织学生会活动。

1920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春,肄业于浙江高等工业学校,跟随回国探亲的孙炳文(南溪籍革命先驱)赴德国勤工俭学,先后在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就读。同年冬,经孙炳文和朱德二人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并担任中共旅欧总支德国支部的青年团书记。

1926年,由德国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世界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问题》等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后进入列宁格勒机械学校,系统学习《飞机机械学》《航空史》《气流学》等航空知识。次年,任东方大学党总支委员、中国支部书记,政治常识课教员兼军事翻译。1929年,奉调回国。第二年,任中共中央军委保卫局二科副科长、科长,从事情报调查工作。

1931年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在龙华监狱,后监押在南京监狱,次年9月,经康泽保释出狱。1933年任闽浙赣苏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红军分校政委。后受方志敏委派,任兵工厂政委。他亲自动手研制并组织生产红军第一门火炮及其炮弹,改进地雷设计和黑火药配方,创制电话机点火的电发地雷引信,开创了我党早期兵工事业。

1934年随方志敏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次年5月在转移途中遭敌伏击被捕,解送南昌军法处,转押九江俘虏营。同年秋,趁上街购货之机,逃出营区,乘船回到上海,在史沫特莱的帮助下,隐居在新西兰工程师路易·艾黎家里。1936年3月,经宋庆龄引荐,接受张学良邀请,刘鼎赴西安,系统地向张学良将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张学良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为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肤施(即延安)会谈作了准备。4月9日, 刘鼎参加了周、张肤施会谈,随后被任命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名义上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张学良的随从副官),他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团结。8月安塞之行, 亲自向毛主席汇报东北军情况。从肤施会谈后至西安事变前,刘鼎在洛川化名“择生”先后给中共中央四封密信,及时汇报张学良的思想动态。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刘鼎的报告,刘鼎的信息对于党中央掌握“西安事变”和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以及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重要价值。在此期间,刘鼎在周恩来领导下,通宵达旦地工作着,既要保卫中共代表团的安全,又要联络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又重新出现。周恩来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基本保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刘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妥善处理了东北军“二·二”事件的善后工作。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1937年,刘鼎受党委托在延安创办军事技术学校“延安摩托学校”,并任校长。次年任中央党校政治教员,抗大五大队政治主任教员,特科大队大队长兼政委。1940年,刘鼎调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他从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问题,使枪、炮、弹药的品种、质量、数量上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41年创办了太行工业学校(现今中北大学前身)并兼任校长,培养了大批青年技术人员,也为建国后国防工业建设作了人才准备。

解放战争时期,刘鼎先后任中央军委联防司令部军工局副局长、晋察冀工业局副局长、华北企业部副部长,组织领导建立新的兵工基地,使炮弹等生产飞速发展,年产达几十万发,支援了华北的几大战役。解放后,刘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兵工总局局长。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刘鼎历任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又兼任航空科研院院长,任航空工业部顾问(正部级)等职。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兵工学会顾问。他全力从事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注意发挥军工企业的优势,发展民品生产,组织设计试制了万吨水压机。他勇于开拓,成为我国军事工业的创始者和重要奠基人。
刘鼎被康生之流诬陷为“叛徒”、“特务”,并且不成文地内定为“不得重用,不能担任正职”,多次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特别是“文革”中,他被关押在监狱长达七年之久,但他身陷囹圄志不移,甚至连牙粉袋和草纸都用上,共写了近二十万字的技术总结和建议,而无一字涉及个人是非荣辱。

1975年,由毛泽东批准从监狱放出。“文革”后,刘鼎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不顾年老体弱,为加速航空工业的发展勤奋忘我地工作,同时领导着“西安事变”史的编纂工作。1982年和1986年,中共中央先后两次作出决定,撤销长期加在刘鼎身上的错误结论,予以彻底平反,完全恢复刘鼎的政治荣誉。

1986年7月25日,刘鼎在北京病逝。

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军工部(下)



1941 年11 月,军工部机关迁驻黎城县赵姑村。该村位于黎城县城北43.5 公里,地处山沟,东临西头,南距赤峪,西靠跑马寨,北靠楼斗坪。抗日战争时期,赵姑主村和上河、水峧、南庄、北庄4 个自然村同属赵姑联村。赵姑村地处深山沟,沟里沟外都是成片的杨树林,只有一条小路通往沟外,一般人很难发现。

2012 年5 月,笔者采访同是军工部后代的赵姑村村民张发库、魏国祥、程计春、张贵生时,他们都回忆称:八路军军工部驻进赵姑村后,一下子来了一二百人,挤满了村。村上当时只有二三十户人家,六七十口人,家家户户都住进了八路军,住房变得相当紧张。村民们视军队为亲人,腾出好房好窑给军工部的人,自己住在破窑里,炕上地下都躺人,虽然很挤,但心里都很高兴。村民们家家送菜,户户献粮。军工部住下后,沟前沟后的路口都设有岗哨,由警卫连、民兵和儿童团相互配合放哨,还以刘鼎的姓为首字,结合村子的地貌特征,给赵姑村起了个保密代号“刘家沟”。即便有人知道了“刘家沟”这个代称,也找不到具体地方。

军工部驻进赵姑后,彭德怀、左权、杨立三、刘伯承、徐向前、宋任穷、滕代远、陆定一等多次到赵姑视察和指导军工部生产、生活和整党、整风工作。来了以后,彭德怀住魏国祥家,左权住程计书家。

军工部驻赵姑 期间,一边反“扫荡”,一边领导军工生产,一边加强自身建设,进行了加强政治建设、实行精兵简政、调整军工布局、扩大军工生产、开展军工大生产和劳动竞赛、整风等主要活动。

加强政治建设,强化思想工作

军工部成立时,设立有政治处负责政治思想工作。1940 年9 月,随着工厂军事化管理模式的取消,军工部政治处撤销,改由工会负责对职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百团大战”后,日军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一方面,“扫荡”与反“扫荡”越来越尖锐频繁,环境越发险恶。另一方面,太行山区地瘠民贫,又遇连续自然灾害,出现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势下,亟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提高干部职工的革命责任感和生产积极性,保证总部下达的各项军工生产任务顺利完成。1941 年1 月,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决定恢复军工部政治机关并强化扩大为政治部,宋甫南任主任。1月13 日,彭德怀对军工部《1940 年生产总结和1941 年生产计划的报告》批示:完成计划,提高质量,充分储备军工原材料,补充学徒,成立工业学校,提高工人政治质量,发展三分之一的党员,要研制无烟药和小炮。3 月19 日,八路军总部召开后勤部政治工作会议。罗瑞卿在会上强调,军工部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教育工人。

军工部移驻赵姑村后,军工部政治部也驻进北庄。1942 年9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照此,军工部将原来只负责管理党组织和日常党务工作的党务委员会改为党委会,并在各厂设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各工部设立了党支部,层层建立起了党组织。

在军工部第二次党代会上,军工部党委会发出了创建模范党支部,争当模范党员的号召,使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党员占到全体职工人数的43%。

1942 年10 月18 日,刘少奇由华中返回延安途中,路经太行区,听取了刘鼎关于太行军工生产的汇报,对加强兵工政治工作和工会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进一步强调了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当时,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号召发动开展革命竞赛,提出了“一切为了抗日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以此指导战士职工的行动,鼓舞战士职工的意志。在这个口号鼓舞下,在最短时间生产最多的武器,成为所有军工职工的追求和目标。战时生产提倡突击,利用一切机会抢抓时间突击完成和超额完成军工生产任务。日军“扫荡”前夕的突击叫“利用战争空隙大抓一把”,“扫荡”过后的突击叫“捞回失去的时间”。“百团大战”期间,晋察冀军区工业部第七连在支援前线的劳动生产竞赛中,曾创下日组装手榴弹8000枚的纪录。

分散转移,扩大生产

早在1941 年4 月23 日,针对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扫荡”“清乡”,实行“三光”政策,为了克服困难和保证根据地兵工建设发展,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加强兵工建设,工厂规模要适应游击战争的形势,不应过大,生产要以弹药为主,枪械为辅。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后,1942 年1 月26 日,八路军总部公布精兵简政办法,其中规定军工部工厂后勤、杂务人员与工人数之比为1比4。编余人员用于发展军营商业,开办实习工厂或送学校培训,牲口马匹亦大量精减,转入生产部门,从事耕作和运输。从1942 年春开始,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发动了围歼性的“总进攻”,企图一举端掉八路军首脑机关,摧毁根据地军工等各项建设。

面对这一严重局势,八路军总部作出了军工企业“缩小规模,分散转移”的决定。军工部遵照这一决定,一方面化整为零,缩小规模,将大的兵工厂分散转移到比较偏远的山庄,改集中生产为单一专业生产。一方面加紧生产,达到了“工厂分散,生产扩大”的目的。1942 年11 月28 日,军工部所属单位由13 个减为5 个,职工由3043 人减为1372 人。

调整后的具体布局是:军工部一所(黄崖洞兵工厂)1942 年2 月迁往辽县苏公村,并在清漳河两岸设立分厂,利用河水作动力,建起新的生产基地。3 月中旬,黄崖洞兵工厂分为3 个分厂:一厂,位于辽县苏公村,保密代号为“河北”,主要生产五○掷榴弹、八二迫击炮弹;二厂,位于黄崖洞水窖山,代号为“黄山”,主要是将柳沟铁厂运来的毛坯加工成弹体,再运往一厂装配成品;三厂,为原黄崖洞兵工厂锻造部,位于武乡县显王村,代号为“石灰窑”,主要任务是供应一厂、二厂生产所需的锻件。1943 年5 月,日军在武乡县蟠龙镇设立据点后,为安全起见,军工部报请总部后决定将二厂搬迁至平顺县西安里村。6 月,三厂也迁至黎城县漆树村。1942 年4月至1944 年3 月,虽然遭受日军多次“扫荡”和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3 个厂的军工生产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共生产出五○掷榴弹76000 多发,八二迫击炮弹5800 多发,炮弹产量占到整个太行军事工业同类产品的90%以上,为抗战期间我军炮弹全部产量的35%。

军工部二所(西安里兵工厂)1942 年3 月分为3 个厂:一厂迁至武乡县庄子村,生产炮弹毛坯。二厂迁至黎城县卜牛村,生产地雷、手榴弹。三厂迁至黎城县斗鸟村,生产黑色炸药。军工部三所(高峪兵工厂)1942 年2 月,遭日军进犯,厂房和锅炉全部被烧毁。之后,迁至河北省邢台县清泉村,改编为军工部四所二厂。厂长先后由郭栋材、张世杰、徐璜志担任,职工约100 余人,主要生产刺刀、五○掷榴弹等。

军工部四所(梁沟兵工厂)1942 年5 月,在日军“铁壁合围”中,厂房被烧,锅炉、机器被毁,工人艰难突围。6 月,转移到武安县脑沟村重建,称脑沟兵工厂。由于没有锅炉,机器缺乏动力,只能采用人力摇轮转动机器生产。7 月,分建为3 个厂,仍统归四所领导:一厂仍留在武安县脑沟村,主要生产步枪,1943 年春试制成功八一式驳壳枪后,同时生产手枪;二厂由原军工部三所改编而成;三厂由位于黎城县看后村子弹厂改编而成,1943 年6 月迁至黎城县南港沟村,主要生产复装子弹。期间,1942 年10 月,刘鹏返回军工部,陈志坚继任所长。1943年初,为了武装八路军敌后武工队,八路军总部决定由四所生产单响手枪,共生产1430 支。军工部铁厂(柳沟铁厂)1942 年3 月,分建为3 个厂。一厂,由原柳沟铁厂铁工股组成,迁驻武乡县庄底村(1943 年6 月又迁至左权县后庄村),主要铸造手榴弹弹壳和五〇掷榴弹、六〇掷榴弹、八二迫击炮弹毛坯。二厂,由原柳沟铁厂火工股、完成股和青城铁厂一部分组成,迁驻黎城县卜牛村,组装手榴弹,生产黑色炸药。三厂,由原柳沟铁厂硫酸实验组为基础组成,迁驻黎城县白寺峧村,主要生产硝化棉发射药。总厂部设在一厂,厂长高原。共有正式职工243 人。

除了造枪、造炮、造弹,军工部到赵姑不久,还在成功造酸的基础上,正式建设化学厂,开始制造现代火药。

1942 年5 月,军工部在黎城县北部一个名叫白布焦(又名百宝峧)的小山村,建起化学厂。厂房设在村中云崖寺庙里,最初有职工30余人,后增加到60 余人。厂长王化南,指导员冯文彬。7 月,军工部抽派化学工程师王锡嘏、张浩,火药技师白英、教逢春等到厂,采用缸室法开始了硫酸的工业性生产。在此基础上,职工用“土法”造“洋药”,以硫酸、硝和棉花为原料,用大铁锅脱脂,陶瓷缸硝化,石磨碾棉粉,土炕做烘干机,面杖作碾压辊,剪刀代替切片机,于1942 年9 月试制出了枪弹用发射药,取得了太行军工火药、炸药生产上的突破。之后,开始了硝化棉火药的小批量生产。1944 年4月,鉴于自1943 年5 月日军对黎城最后一次大“扫荡”被击退后,黎城根据地处于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环境,军工部将化学厂迁移至生产和交通条件都比较便利的黎城县源泉村进行扩建。8 月3 日,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在八路军总部听取刘鹏关于筹建源泉化学厂的汇报,决定加快化学厂的建设,增加炸药生产。

11 月29 日,源泉化学厂建成投产,工人增至500 余人,对外称“太行青年学校”。军工部在晋察冀军工局协助下,设计制造出了打浆机、胶化机、辗片机、切片机等成套设备,开始了枪弹、炮弹两种无烟发射药的批量生产。月产量从最初的几十斤、上百斤,一路增加到了几百斤、上千斤。从而保证了我军枪炮弹发射药的供应,有力支持了前线。1945 年1 月,成功创造出了制造硝酸甘油的“盆式硝化法”,开始试造生产黄色炸药和双基发射药,结束了八路军军工只能生产低级火药的历史,使现代炸药走进了八路军的武器库。

军工大生产和劳动竞赛

军工部迁驻赵姑村之初,恰逢太行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职工生活和生产原料两方面都出现严重困难。1942 年8 月1 日,军工部第三届工人代表大会在黎城县西头村召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参会并作了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党当前任务的报告,号召全体工人要克服困难,度过黎明前的黑暗,争取两年胜利。根据形势要求,大会作出了新的集体合同和实行10 小时工作制的决定,发展工人武装、加强武装自卫等11 项决定。军工部发出号召,发动广大职工开展了以提高工效、多造武器、支援抗日为主要内容的军工大生产和增产节约竞赛运动。

在竞赛中,涌现出一批模范人物。黄崖洞兵工厂一分厂车工甄荣典,是其中杰出代表。他生产积极,刻苦钻研,在劳动竞赛中,同样是五○炮弹壳,别人正常班产60 发,他早来晚走,班产达到100 发。别人赶上后,他又利用班前工余时间整好毛坯,磨好刀具,提前做好一切辅助工作,班产量提高到150 发。别人又赶上后,他靠钻研技术,改单刀车削为双刀车削,大幅度提高工效,使班产量猛增到400 发。当别人向他学习、改进刀具再追上时,他又创造出班产480 发的最高纪录。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追求产量高,而且保证质量好。他常说:“多生产一发高质量的炮弹,就能多消灭一些敌人。”通过仔细加工,认真自检,做到了件件产品都合格。在他的带动下,该厂职工你追我赶,加班加点,革新技术,提高质量,掀起轰轰烈烈的生产高潮,全厂增产达到20%。

1943 年4 月17 日,军工部在黎城县看后村召开第四届工人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开展学习甄荣典运动的决定,号召全体职工学甄荣典、赶甄荣典、争当甄荣典式的劳动模范。各工厂党、政、工三位一体,步调一致,层层发动,从干部到工人都制订出了学习甄荣典、争当劳动模范的计划,生产竞赛成为全体职工的自觉行动。当月,军工部各兵工厂生产创造新纪录,月产五○炮弹7365 发,八二迫击炮弹982 发,单响手枪416支,复装枪弹86070 发,手榴弹8281 枚。在竞赛中,甄荣典除了夜以继日、忘我生产外,还带头向灾荒作斗争。

这一年,因遭到连续两年旱灾,职工生活尤为艰苦,口粮供应量减少30%,而且半数以上是高粱、玉米、黑豆等杂粮,加上缺菜少盐,不少职工得了肠胃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甄荣典带头节衣缩食,节余粮食85 公斤,相当于4 个月口粮,全部上交支援了太行山区灾民。职工们纷纷以甄荣典为榜样,一面省吃俭用一面利用工余上山采野菜,开荒种地,以菜为粮。与甄荣典同厂的工人柴栋良,一个人开荒近30 亩。当时天旱,他硬是从山下清漳河一担担往山上挑水浇灌,秋后收获蔬菜1000 余斤,全部献给了职工食堂。在历次反“扫荡”中,职工们争先恐后坚壁清野,拿起枪支保卫工厂。甄荣典更是一马当先,他和3 个工友抬着上千斤重的机器,累得吐了血也不停步。他的事迹在《新华日报》(太行版)刊登后,被誉为“炮弹王”,传遍了整个太行区。8 月,甄荣典和军工部另两名模范邵希明、刘满洞一起出席了晋冀鲁豫边区新劳动者运动大会,被大会评为“新劳动者旗手”第一名。此后,学赶甄荣典生产竞赛运动更是在军工部各厂朝气蓬勃地开展,战胜了灾荒,促进了生产,使当年的军工生产在大灾面前夺取了可喜的成绩。

1944 年11 月下旬,军工部评选出甄荣典、杨鸿章、柴栋良、教逢春、石成玉、陈兆祥、刘贵福、邵希明、李银成、郭栋才、王孝堂、尚文元、孙永福、安蓬莱、张浩、王明钦、高文喜、关丁旺18 名劳动英雄,出席了在黎城县南委泉村召开的“太行区第一界杀敌英雄、劳动英雄暨战绩、生产展览联合大会”。“炮弹王”甄荣典被大会一致选为边区劳动英雄旗手。1945 年1 月8日,军工部制定发布发明创造奖励办法,奖励分为7 等,奖金从100 到3000 元不等。同时,各厂之间开展起厂际夺红旗竞赛活动,把军工部的生产竞赛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

在反“扫荡”中

军工部驻扎赵姑后,接连遭受日军“扫荡”袭扰,大多工厂受损被毁,军工部被迫将所属各厂分散转移。1942 年5 月,日军又发动对太行山根据地“铁桶合围”大“扫荡”。这次“扫荡”中,日军侦听到了军工部驻地信息,侵入赵姑村,军工部机关被迫突围转移。

关于日军侦听到军工部驻地的情况,赵姑村很多老人回忆:当时,日军一股部队从涉县过来,在岩头岭上发现了军工部的电话线,狡猾的日军将电话接到自己的线上,冒充八路军与我方通话,探听消息。军工部秘书常韬错接了电话,使日军得知军工部驻扎在“刘家沟”的情报。所幸常韬很快醒悟,没有暴露更多情况。日军虽在地图上没找到此村,但最终还是由“黑狗队”(伪军)带领,顺着电话线侵入到赵姑村。军工部仓促转移之间,来不及完全撤移电话,致使日军在挨家挨户搜查中,在张贵生家发现了遗留的电话线,暴露了军工部。

据张贵生回忆:当时,常韬住在他家西房,急急忙忙跑来告诉说日军快进村了,让他们赶快转移。6 岁的张贵生和爷爷张向顺、奶奶3 人帮助军工部拔了电话,藏好设备后来不及跑远,到龙王庙沟被日军追上。爷爷被打死,张贵生和奶奶死里逃生。那一次,村里被杀死了17个人。最残忍的是把一个叫魏水全的村民活活用火烧死,还有一个村民被大卸八块。

时任军工部政治部秘书牛季良后来在《刘鼎风格》一文中记述了军工部机关突围经过:“军工部(从赵姑村突出后与八路军总部会合)随总部行动,由于队伍庞大,屡遭敌人追击包围,难于摆脱。左权副参谋长牺牲的消息传来,更增加了部队紧张情绪,军工部被困于乾柴岭。是夜,刘鼎和军事素养好的李非平(太行工业学校教务主任)等围于油灯下观察地图,研究突围路线。黎明开始突围,刘鼎只带一个警卫班和几名机关人员组成的小突围队伍(牛季良也在其中),行至山腰,刘鼎腿疾复发,疼痛难忍,只好由警卫员扶着登上山顶,但发现上有飞机,后有敌兵,正前方也有敌人运动,情况十分紧迫。大家有些慌乱,刘鼎十分镇定,首先下令埋藏好军工部的印章和文件,第一个决心是与敌血战到底。研究认为敌我力量悬殊,鸣枪抵抗暴露目标势将全军覆没,建议继续分散隐蔽,向无敌方向运动。刘鼎略沉思后采纳,几经艰险,分散的同志在大黄沟找到军工部机关会合,但未见到刘鼎。于是部队立即深入敌占领的山地寻找,终于在一处山崖下找到他。他带着沉重的腿疾和机关同志一起,翻越十多里长一条树木茂密的深沟到了武乡境内,才算跳出敌人包围圈。稍事休整后又翻越左会山回到赵姑军工部所在地。”

此次“扫荡”,军工部受到成立以来最大的损失。政委孙开楚和太行工业学校副校长、四所教导员陈廉如牺牲,四所职工30 余人牺牲、失散,其他各所也都遭到不同程度损失。其中,军工部机器制造厂遭到日军严重破坏,人员设备损失重大,“扫荡”过后奉命解散,分入苏公村、漆树沟村、黄崖洞等兵工厂。

开展整风运动

1943 年4 月,中央作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6月29 日,太行整风开始,军工部抽调各兵工厂连以上干部70 余人脱产参加整风运动。7 月15 日,延安整风在康生的发动下错误掀起“抢救失足者”运动,并逐步扩展。9 月,军工部召开整风动员大会,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到会讲话,宣布野战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彭加伦任军工部学委会主任,主持开展军工部整风运动。

期间,1943 年7 月18 日,刘鼎在军工部召开的厂所级干部会议上代表军工部党、政、工会作了《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五年来生产行政工作总结报告》。《报告》由部长兼政委刘鼎、副部长刘鹏、政治主任张贻祥、总工会主任周西风共同署名,全面总结了八路军总部军事工业的创建、发展与经验教训。

然而整风刚开始不久,由于历史等原因,刘鼎被诬为“特务”“叛徒”,成为军工部头号“抢救”对象,在作完《报告》后很快就被关进隔离室接受所谓“审查”。后来,又被隔离到白寺峧村抗日村长裴仁贵家。之后,彭德怀考虑到军工部群众对刘鼎的历史不了解,担心他受到不白伤害,建议将其调回中央。于是,1944 年1月,在军工部“抢救失足者”运动开始前夕,刘鼎即被以“回延安接受审查”的名义调回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为了不影响生产,1943年9 月15 日,杨立三对军工部作出了巩固提高太行区北部工厂、到太行区南部开设新工厂、在太岳区建立兵工厂、大力发展火炸药和减缩军工部机关等7 点指示。1944 年1 月3日,杨立三主持召开军工部生产会议,八路军总部参谋长滕代远传达毛泽东、朱德要求努力增加军火生产的指示,并作重要讲话。5 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电告八路军总部:“在不妨碍前方兵工生产的原则下,造些新步枪送后方,越多越好。并造三十节式重机枪筒100 根送延安。”军工部很快完成了任务。23 日,总部复电延安:“已将四所新制六五式步枪260 支、七九式步枪100 支,三十节式重机枪筒21 根等交太行军区二十五团新兵带往延安。”

但随着运动的所谓“深入”,1944 年2 月,军工部机关也开展起“抢救失足者”运动“高潮”,召开“坦白控诉”大会。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军工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又加入“反特”成分,搞“逼供信”,把90%以上的干部和技术人员误整为“特务”。有些人还受到残酷拷打,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如郭栋材等也被关进“隔离室”限制自由。3 月24 日,运动扩大到工厂和工人。军工部下属各厂除留少数看守人员外全部集中到赵姑村“学习”,编为3 个大队进行“抢救”。一大批工厂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工厂全部停产,生产无人过问,整个军工生产陷入停顿。

中共中央北方局很快就发现了运动有问题,6月底,北方局书记邓小平指出在战士和工人中搞“抢救失足者”是错误的,并派杨立三到军工部检查情况,要求停止运动,恢复生产。7月初,军工部学委会根据北方局总学委会的指示,宣布整风学习班解散,职工回厂复工生产。9 月,八路军总部调赖际发任军工部政治委员,主持军工部的工作。赖际发到职后明确宣布“抢救”运动中搞的逼供信材料必须推倒,对挨整的同志要做好甄别工作。12 月,军工部学委会经过3 个月的甄别工作,在全军工部没有发现一名特务,随即为被“抢救”和挨整的同志恢复了名誉,并赔礼道歉。军工部整风最终结束。

集中改制,迎接抗战胜利

1944 年开始,八路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9 月,军工部根据指示,对太行军事工业组织机构进行了一次大调整,将分散在偏僻山沟的工厂统一调配,集中扩大,组编为九厂一所,同时,撤销军工部下属各所的建制,改为各厂直接受军工部领导。九厂一所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厂:位于左权县(原辽县)苏公村,生产五○、六○掷榴弹。

二厂:位于平顺县西安里村(原黄崖洞二厂全体人员和设备于1943 年9月迁此),下设机械加工和成品分厂、火药化学分厂、毛坯翻砂分厂。

三厂:位于邢台县洺水村,由原军工部四所改编而成,生产七九式步枪和五○掷弹筒。

四厂:位于武乡县柳沟村,主要铸造五○掷榴弹和八二迫击炮弹毛坯。

厂:位于武乡县显王村,锻造五○掷榴弹弹尾。

六厂:位于左权县云头底村,生产八二迫击炮弹。

七厂(化学厂):位于黎城县源泉村,对外称“太行青年学校”,1944 年4 月由黎城县百宝峧村迁至源泉村扩建而成,主要生产黄色炸药和双基发射药。

八厂(电解铜厂):位于左权县麻田镇,主要提炼紫铜,生产三七黄铜,制造枪弹用铜片。

九厂(子弹厂):位于黎城县南港沟村,生产复装步枪弹。后迁至黎城县彭庄村。1945年2 月,开始用自制的三七黄铜片为原料制成枪弹壳,月产全新枪弹数千发。军工技术试验所:位于黎城县上河村,研究武器的改进和制造专用工具设备。

抗战期间军工生产条件极为简陋,生活十分艰苦。军工部很多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都来自城市,有从欧洲回国的留学生,有从南洋归来的华侨,仅高级知识分子就100 多人。制造硝酸甘油时,因缺乏安全防护,工人们每天在气温较低的拂晓蹲在山泉小溪边端着盛有3.5公斤混酸的瓷盆浸泡在水中,再将半公斤甘油慢慢滴入盆内借流水保持盆中混酸的温度。一旦发现冒烟等现象,只有立即将盆沉入水底避免爆炸。就是在这样极其简陋和危险的条件下,军工人员为了前线抗战和发展军工事业,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坚持昼夜生产,有的还付出鲜血和生命。至今,在军工部化学厂驻地黎城县源泉村和军工二所二厂驻地黎城县卜牛村,还留存着当时为纪念关丁旺等9 位烈士和马玉金、孙振潮等8位烈士立的纪念碑。

军工部机关和兵工厂进驻黎城后,工厂多数没有专门厂房,而是利用村民房屋和庙宇进行生产,职工也都借居在群众家里。在生活上,乡亲们把热炕让给职工睡,把新粮先给职工吃。在生产上,献铜、献铁、献火硝,工厂需要什么,群众就千方百计支援什么,成了兵工厂的“供给部”。黄崖洞等兵工厂生产之初,缺铁少铜,全县人民除掀起献铜、献铁运动外,还组织群众拆解东阳关伏击战(又称响堂铺伏击战)中日军遗留的汽车残骸长途担运送到各兵工厂,而且不顾“亵渎神灵”,将全县寺庙几乎所有的寺钟庙钟也砸碎支援军工生产。

为帮助军工厂烧木炭、建厂房,全县各地尤其是兵工厂周边村庄的成材树木几乎都被贡献出来,以致很长时间看不到一棵大树粗树。特别是在太行山最困难的1942 至1943年,各种物资奇缺,军工生产原料不足,难以维持。艰难时刻,1943 年12 月11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召开太行区各县县长会议,专门让刘鼎介绍军工生产及原料困难的情况,作出动员地方支援军工材料的决定。并于20 日发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太行军区联合命令》,动员号召全区人民收集生铁、铜元、生铜,组织火硝生产,支援军工。黎城根据地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把家里的铜元、锡壶、废铁等都收集起来送到各工厂,组织群众开展熬硝运动,支持军工部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完成历史使命,于8 月20 日改建为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军工部。1945 年冬,随着形势和战略的需要,离开黎城,迁往长治市,从此结束了在黎城长达7 年之久的转战历程。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下属各厂、所总计修理枪械数万支,修炮约1000 门,造枪9758 支,生产掷弹筒2500 具,迫击炮改平射炮近百门,复装和新制子弹223 万余发,制造手榴弹58 万余枚,掷弹筒弹19.8 万余发,各种口径迫击炮弹3.8 万发,指导与协助地方生产地雷、手榴弹1000 万枚以上,生产无烟火药7700 多公斤,硝铵炸药11750 多公斤。抗战中后期,不仅是从“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变为了“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而且实现了“敌人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邓小平曾指出,八路军“四年来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一个铜板、一个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杨尚军(山西)

本网编辑:郝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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