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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兵工——抗战时期中国人民军工建设发展纪实(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节选)
来源:中国兵器集团有限公司   作者:王楗夫   更新时间:2021-08-28   浏览:901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长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兵工作为我军建设发展不可或缺的技术与物质支撑,不仅为我军建设发展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而且孕育了作为中国革命文化组成部分的人民兵工文化。人民兵工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代表着人民军工独特精神标识,是革命文化和建设文化组成部分,是激励人民军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建党95周年和人民兵工创建85周年之际,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红色基因》一书,第一次将“人民兵工精神”纳入党的伟大精神之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标志着人民兵工精神已经从一个行业的精神品格升华为全党的精神品格。军工文化建设的春天来了,军工精神家园深耕的时刻到了!为不断增强军工文化自信,现发表王楗夫同志撰写的《铁血兵工——抗战时期中国人民军工建设发展纪实》一文,以飨广大读者。

引言

一个伟大的历史性事件,常常铭刻在一个特定地标上。位于北京西南永定河上的卢沟桥历史悠久,造型精美,气势恢宏,代表中国人民桥梁建造的最高艺术。1937年7月7日夜晚,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驻守宛平城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自卫,点燃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烈火。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宛平城崇墉百雉,严若雄关。今天,气势雄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此矗立。2014年7月7日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这里,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习近平指出:“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目的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沐浴和平阳光的人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看到当年用于抗日的武器弹药,也许会认为它们只能诠释历史,但在那场伟大的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它们犹如人民军工用血肉筑起的钢铁长城,抵御日寇的进攻,发挥无与伦比的威力,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它们是人民军工用勤劳智慧创造的杰作,用生命热血树起的丰碑,是人民共和国的铁血基石。

人民军工,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缔造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有机组成部分,在长达14年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在烈烈升腾的烽火硝烟,厉兵秣马,弯弓铸剑,崛起与沦陷交织,抗争与屈辱较量,正义与邪恶角逐,辉煌与苦难映照,经历了怎样一段艰难困苦而又义无反顾的浴血征程,肩负了怎样一种默默无闻而又彪炳史册的使命担当,创造了怎样一种铁血澎湃而又荣光璀璨的不朽传奇!


第一集 浴火北上

在中华民族古老神话传说中,凤凰涅槃的典故诠释着甘受磨难、追求幸福的精神。1935年10月,来自赣南的一支红军队伍,在苏区渐次沦陷后一年时间里,迂回突击,执着北上,闯雄关,翻雪山,过草地,战强敌,脱险境,落脚在陕北大地,实现浴火重生。与这支红军队伍生死相依的,是一支勇毅坚强的军工队伍。在风生水起的黄土高原,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这支勇毅坚强的人民军工队伍,与这支红军队伍再次集结,并力相向,共赴国难,慨然写下了中华健儿团结御侮、光耀轩辕的华彩篇章。

黄土高原,苍郁沉雄;九曲黄河,浊浪滔天。1936年7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吴起镇,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红军创建不久的兵工厂,采访了在那里忙忙碌碌并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工人们。他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这样写道:“对吴起镇这些工人来说,不论他们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是一种健康的生活,自由、尊严、希望,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他们是意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和中国做工,而且他们说他们是革命者。”

今天,人们来到陕北高原,寻访那些散布沟沟壑壑的兵工厂旧址,仰望当年在窑洞兵工厂车间“为自己和中国做工”的军工战士照片,依然能够看到他们从容而忙碌的身影、自信而腼腆的微笑,并能够从他们身上领略到一种战胜敌人的决心、舍生忘死的勇气、创造历史的智慧、征服世界的力量。

试图通过《西行漫记》了解中国的观察家们无不对这支队伍充满好奇与惊叹:这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队伍?这支队伍为红星照耀的中国究竟注入怎样的能量?他们是从哪里走来?又向哪里奔去?

“红军上了井冈山,革命有了立脚点。地是根,枪是胆,有地有枪胆包天。”循着这首江西民歌,人们的思绪不禁跃上茏葱,飞越五百里井冈。此时中华大地,万怪烟消云落,到处莺歌燕舞。但在大革命失败后,井冈山万家墨面没蒿莱,遍有歌吟动地哀。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北麓宁冈县茅坪镇步云山建立了修械所。这个修械所最初只有10多名工人,设备简陋,只能制造大刀、梭镖、鸟铳等简单兵器。步云山修械所很小,但它如同燎原星火,堪称人民军工孕育的萌芽。

欣看今朝军容盛,难忘昨日梭镖师。在井冈山异常艰苦的岁月里,红军作战使用的兵器多数是大刀、长矛、梭镖。而获得枪支弹药要依靠红军将士舍命拼杀、缴获于敌。早在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1928年4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此后不久在茨坪组建军械处,从此开始了工农红军创造“枪杆子”的历史。

星火燎原满天红,刀枪铮铮众志城。红四军军械处的工人,凭着一个风箱炉、一个铁砧、几把火钳、几把铁锤,因陋就简地修理枪械,制造梭镖、大刀、鸟枪、单响枪和松树炮。不仅如此,他们还帮助百姓修造镰刀、锄头等农具,在为提供武器装备的同时,支援根据地生产和建设。

“穿草鞋背土枪,反围剿斗志旺,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天天打胜仗打胜仗。”在井冈山斗争环境中,军械处工人睡觉铺稻草,吃着红米饭、喝着南瓜汤,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在黄洋界保卫战关键时刻,红军战士将军械处刚刚修好的一门迫击炮抬上黄洋界。随着一声炮响,敌人仓皇夜逃,黄洋界保卫战取得了最后胜利。毛泽东闻讯写下“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逍遁”的豪迈诗篇。

正当蒋介石加紧“围剿”红军之际,日本关东军于1931年9月18日悍然发动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侵华日军很快占领中国东北。25日,毛泽东与朱德等联名发布《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此后多次发表声明揭露日军侵华的滔天罪行,誓与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作战。

为担当起对日作战神圣使命,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根据毛泽东、朱德指示,中革军委决定组建一个更大规模的兵工厂。朱德亲自为兵工厂建设选址,他策马来到江西兴国以东约45公里处的兴莲乡官田村,看到这里四面环山、万木竞秀、村舍井然,当即拍板:建设兵工厂非此地莫属。在确定厂址同时,中革军委任命吴汉杰为厂长、张健为党委书记、陆宗昌为特派员、马文为职工委员会委员长。这种党政工一体化领导体制,体现了党对人民军工绝对领导的原则,成为新中国国防科技工业领导体制的雏形。

1931年10月的一天,吴汉杰走马上任.他带领十多名兵工战士进驻官田村,昔日宁静的小村庄从此传来“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夜幕降临之时,村民第一次看到兵工厂打铁炉里窜出来的火苗。伴随着开天辟地的敲打声和激情澎湃的灿烂星火,官田兵工厂诞生了。

官田兵工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个大型兵工厂,因而通常被誉为“人民兵工的始祖”。官田兵工厂职工委员会委员长、建国后担任广东省副省级领导职务的马文回忆:“苏区是一个很偏僻、穷苦的地方,搞军事工业既缺乏原材料且交通条件又不好,因此十分困难。但是,根据革命战争的需要,我们在那里建设了世界上罕见的军火工厂。说是工厂,其实最早不过是一个仅有几把斧头、铁锤的作坊式生产,稍后增加了锉子、钳子、风箱……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31年10月成立红军兵工厂的时候,才有了比较完整的修械和翻造子弹的手工工具。”

正如马文回忆的那样,官田兵工厂创建可谓白手起家。没有工具,他们自己打造;制造火药缺乏硝酸,他们用烂木磨粉配制;做底火缺少铜皮,他们就代之以弹壳打成的薄铜片。为解决弹壳缺乏问题,他们设法到市场兑换铜钱,发动群众收集废铜烂铁,要求红军战士每打一发枪弹都将弹壳捡拾回、送厂复装。缺乏柴油,就利用官田河水带动机器运行。经过不懈努力,到1933年春,官田兵工厂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全厂拥有200多把锉刀、100多把老虎钳、4座打铁炉、300名工人,设枪炮科、弹药科,枪炮科设修理股、制造股、木壳股、牛皮股、刺刀股,弹药科设炸弹股、子弹股,成为中央苏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全、技术最优、分工最细、职工最多、实力最强的大型兵工厂。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在官田兵工厂,最能振奋人心的就是《国际歌》。唱着《国际歌》,官田兵工厂工人叫响“多造枪支弹药,多消灭敌人”的口号,掀起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践行“我们我流汗,阶级兄弟少流血”的誓言。他们依靠车床、钻床、老虎钳、打铁炉、鼓风机、柴油机等简单设备工具,凭着“一锤一锤敲、一来一回锉、一圈一圈钻”的手工作业方式,完成党和红军赋予的光荣使命,将一批批合格武器弹药源源不断运送到前线。红军长期以来单纯依靠舍命杀敌的局面,在军工战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追求中,逐步有所好转。

据官田兵工厂第一任厂长吴汉杰回忆:在官田时,兵工厂干部职工克服困难、拼命生产,多次提前或超额完成任务,为中央红军和地方武装修配步枪4万余支、迫击炮100多门、山炮2门、机关枪2000多挺,翻造子弹40多万发,造手榴弹6万多枚、地雷5000多颗。同时生产大批刺刀、洋镐、洋铲等军用物资,有力支援了伟大的革命战争。

旭日初照阅兵场,人民武装军威壮。1931年11月7日至20日,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举行开国阅兵式,毛泽东、朱德策马检阅了部队。这是党独立领导创建人民军队以来举行的首次阅兵式。阅兵式虽然简单,但集中展示了人民军队空前未有的强大力量和人民军工建设的丰硕成果。当时在场的军民无不深刻领悟到毛泽东那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据史料记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除了中央苏区以外,湘赣、闽西、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陕甘、川陕、东江、琼崖等革命根据地,从各自斗争需要出发,分别建立了规模不等的兵工厂、枪炮局或修械所。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发展,为红军队伍生存发展和作战,提供了有力支撑。

正当蒋介石加紧策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之时,侵华日军于1933年初攻陷山海关,逼近平津,策动“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蒋介石对日军侵略企图全然不顾,一面派兵压制抗日力量,一面集结重兵“围剿”苏区红军。为保存北上抗日力量,中共中央号召苏区军民积极备战。中革军委总供给部成立军事工业局,统一领导苏区军工生产,将官田兵工厂弹药科和枪炮科迁到瑞金冈面,成立中央红军兵工厂。韩日升任厂长,郝希英任副处长,范启明任政委。为解决子弹头缺乏问题,中革军委于1934年4月18日发布《关于收集兵工材料的命令》,要求部队打扫战场时指定专人收集弹壳。5月16日,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号召苏区人民紧急动员,收买子弹、子弹壳、铜、锡、土硝、钢铁等原材料。为打破敌人“围剿”、实现北上抗日目标,兵工厂开足马力,加紧生产备战。

此时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已经出发。毛泽东在《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一文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先遣队已经出动了!我们英勇的红军已经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他在谈到军工生产时指出:“军事工业如弹药等的制造,是几十倍地增加了。”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回望长征,陆定一写下这首著名的《长征歌》。在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的记忆中,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红军渡过于都河的那个星夜。由于博古、李德错误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惨遭惨败。国民党军队的铁壁合围,使中央红军面临着灭顶之灾,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4日夜晚,60多里长不足百米宽的于都河面,渔火点点,繁星烁烁,战马嘶嘶,军号咽咽,千军万马江畔站,四方百姓泪汪汪,人类历史上空前浩大、历时9天9夜的分别场面,在于都河畔拉开了帷幕。

早在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的日子里,瑞金冈面兵工厂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为红军远征提供更多更好武器弹药。据1934年10月8日统计数据显示:从江西苏区出发的中央红军总兵力86859人,携带马步枪29153枝、短枪3141枝、重机枪357挺、轻机枪294挺、自动枪28枝、冲锋枪271枝、迫击炮38门;携带梭镖6101根、大刀842把、刺刀17552把;携带马步枪子弹1418200、短枪弹72891发、手榴弹76526枚、重机枪弹151509发、迫击炮弹2473发。

在于都河惨淡的星光下,在军民惜别的泪光里,成群成队的骡马驮起了中央红军机关印刷机、武器弹药箱、兵工厂机器设备、造币厂主机,走向了于都河,试探着踏上新搭建的吱呀呀的浮桥。数千名挑夫踩着桥面上的星光,挑起枪支、弹药、梭镖、大刀、盐巴、药品、文件袋、新打的秋粮,还有当时看来不舍得扔掉的东西。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告别于都河畔乡亲们,踏上漫漫征途。伴随这个新国家一同上路的,是8.6万名红军将士包括3万名后勤官兵的忠诚与担当,还有万千群众依依难舍的目光。

中央红军兵工厂留下职工100余人跟随红军游击队作战,其余560多名工人员被编入中央红军后勤纵队,分3批踏上漫漫长征。第一批出发的60余名兵工人员带走了各自的修理工具和两部上好的机器;第二批出发的兵工人员带走了一切可以带走的机器设备,并将无法带走的埋在地下;第三批出发的工人为了不让敌人在这里制造武器,毅然烧毁了他们亲手创建的厂房。在踏上征程的那一刻,他们含泪向着烈火中的厂房投去了深情的一瞥。

红二、红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长征时,抽调部分军工工人组成修械所随军西征,其余就地疏散。红四方面军从川陕革命根据地横渡嘉陵江开始长征时,通江兵工厂的部分军工人员分批参加长征。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长征初期,“左”倾机会主义者要求将笨重物资全部携带上路,红军的战略转移变成了根据地“大搬家”,部队行动缓慢,伤亡惨重。面对天上敌机狂轰滥炸、地上重兵围追堵截,大批军工战士为保护军工生产设备而牺牲。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由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大批军工战士血洒湘江。

1934年12月4日,中央红军发布《后勤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要求红军不再携带过多辎重,对不必携带的物资立刻予以抛弃或毁坏。时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的叶季壮回忆说:“当时中央红军有八万军队,而后勤人员就有三万多人。……由于机器笨重,行军不方便,走了七天七夜赶不上部队。部队为不使后勤队伍落后过远,也放慢了行军速度。部队既要打仗,还要派一部分人来保护后勤队伍,这对于突围是很不利的。后来这些机器实在抬不动了,只好丢掉。”

从此,军工队伍轻装上阵,只携带简单的工具随军修理枪械。漫漫征途上,每当部队宿营,他们架起门板或用马鞍子拼组工作台,开始修理枪械。过草地时,野菜被吃光,他们就用随身携带的钢丝制成鱼钩,钓鱼充饥。到战斗最激烈时,他们手持钢枪参战,成为冲锋陷阵的钢铁勇士。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位用兵如神的统帅开始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寻机歼敌,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大批坏损的武器弹药,经过军工战士修理,装备到部队。红军将士紧握手中枪,士气空前高涨,摆脱敌人围追堵截,实现了北上抗日战略意图。

长征途中,失去了兵工厂支撑的红军将士只能靠拼死一战缴获于敌,而红军抵达陕北前最后一次重要缴获,是直罗镇战役。在这场歼灭战中,红军一举歼灭国民党东北军1个师1个团,击毙师长牛元峰,俘虏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大大提振了红军队伍的士气。

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根据地看到的红军武器装备,大多来自直罗镇战役的缴获。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红军声称他们百分之百十以上的枪械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弹药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如果说这是难以相信的话,我可以作证,我所看到的正规军基本上是用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美国机关枪、步枪、自动步枪、毛瑟枪和山炮装备起来,这些武器都是大量地卖给南京政府的。”

毛泽东对斯诺上述观点不予否认。旧中国工业基础非常落后,人民军工独立自主发展尚待时日。为此,毛泽东指出:“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力壮……”荡气回肠的信天游,让刚刚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洗却满身征尘,感受到回家般的温暖。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落脚在陕北大地,实现浴火重生,到达陕北时仅剩6000多人。与中央红军一道抵达陕北的人民军工队伍同样付出巨大牺牲:中央红军兵工厂吴汉杰厂长率领的108名军工人员仅剩7人;跟随红二十五军长征的七八十名军工人员仅剩1人;红四方面军通江兵工厂随军北上的七八十名军工人员仅剩14人。

但正是这些屈指可数的人民兵工火种,在抗日战争大舞台上,很快形成燎原之势。他们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一道前进,虽经百战而不散,纵陷重围而不绝,甘愿将自己的生命热血无私献给了人民军工事业,有力地保障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创造了人民军工大发展的壮丽奇观。

第二集 铸剑陕北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上,轩辕黄帝因为奠定中华、肇造文明而被中华民族尊为“人文始祖”。据说,辅助黄帝一统华夏的是被誉为“圣道之剑”的轩辕剑。1935年10月,跟随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的人民军工力量尽管所剩无几,但面对日寇猖狂进攻,他们不惧顿挫,忍弃前功,再整旗鼓,迎来了铸剑陕北的峥嵘岁月。

“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首红歌,将人们的思绪牵向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是绾毂华北与西北的战略支点,在全国抗战整体格局中占据特殊地位。回望陕甘宁边区的军工发展,人们一定会把目光投向莽苍无极的陕甘大地,因为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这里已经迸发人民军工的星星之火。

照金,位于陕西铜川耀县西北54公里处,自古被誉为“北地锁钥”。1933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此创建革命根据地,创建芋园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开展土地革命。这年3月8日,照金革命根据地机关迁移到照金以东5公里处的薛家寨。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利用薛家寨的天然岩洞,分别建立红军医院、被服厂、军械厂、仓库等军需单位。薛家寨兵工厂约六七十人,惠子俊任厂长。据老红军回忆:红军打仗使用的武器主要是矛杆子、马刀等。在艰难困苦条件下,惠子俊带领工人克服困难,修理枪械,复制子弹。为解决生产原材料缺乏问题,他多次潜入西安购买底火、硫酸、硫磺等,两次被捕入狱,后经地方党组织营救,才侥幸得以脱险。

南梁,横亘陕甘边界,重峦叠嶂、沟壑纵横、梢林密布、地形复杂。1933年10月薛家寨被攻陷后,陕甘红军突围转兵来到这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红军队伍武器弹药缺乏,只能使用大刀、长矛、铁钩叉作战。1934年3月,邵凤麟的游击队随红26军42师在三道川的中户沟岔夜袭他的机炮营,缴获辎重包括枪械和修理器械,存放在小河沟老庄河邵凤麟家。邵家从此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军“军械部”。红军游击队经常来修理枪械和补充弹药,惠子俊等人在这里研制出颇具杀伤力的“麻辫手榴弹”。修械所技术人员李青山在修理枪械同时,经常为百姓修理农具,为猎户修造土枪,这年5月被敌人捕获,英勇不屈,壮烈牺牲。

这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在南梁荔原堡的关帝庙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斗争进入了新阶段。为解决武器弹药匮乏问题,陕甘边区依托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在培养军事干部同时,培训修械人员,在南梁豹子川设立了修械所。时任红二十六军军委管理科科长、建国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的马锡五任所长,有职工三四十人。1935年4月,南梁修械所搬迁到陕西省甘泉县下寺湾,继续开展军工生产。

据史料记载:1932年至1935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先后创建耀县薛家寨兵工厂、华池县南梁修械所、甘泉县下寺湾兵工厂、清涧县贺家湾兵工厂、安定县杨砭兵工厂,为南梁这块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根据地提供了有力保障,为陕甘宁边区抗日兵工厂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央红军奠基西北提供落脚点和出发点。毛泽东说:“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子长县,旧称安定县,因纪念陕甘红军创建人谢子长而更名。这里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清涧河上游,素来被喻为“边镇之咽喉、西塞之要径、秦关之保障”。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等任务。会后,中共中央成立中革军委总供给部,被誉为我党我军“红管家”、建国后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外贸部部长的叶季壮担任部长、政治委员,供给部设军事工业局。1935年12月,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军工局在子长县栾家坪乡十里铺组建兵工厂,郝希英任厂长,周鉴祥任政治协理员,设机枪、步枪、手枪、手榴弹、烘炉、木工6个股,配备警卫班负责警戒任务,职工最多时达到110人,主要任务是修复枪械、复装子弹、制造手榴弹等。陕甘宁根据地人民军工建设,从此掀开新的一页。

志丹县,旧称保安县,因纪念陕北红军创建人刘志丹而更名。志丹县以西60多公里的吴起镇相传是战国魏将吴起屯兵驻守之地。1936年7月,毛泽东率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从瓦窑堡迁到吴起镇。跟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一同前往的还有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兵工厂。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吴起镇住了3天,在郝希英厂长的陪同下,参观了吴起镇兵工厂,访问了在那里辛勤劳动的工人。斯诺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对一位早年留学日本、来自上海的工程师产生了兴趣。此人曾是上海一家电力公司的电力专家,年收入可达万元。但他放弃这样的待遇,丢下家庭来到陕北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就是被斯诺称为“一个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但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斯诺不仅从朱作其身上感受到吴起镇工业发展的氛围,同时感受到人民军工战士内心世界。斯诺由衷地称赞道:“他们虽然缺乏社会主义工业的物质,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

层冰积雪藏春色,狂絮飞花有人家。延安城东门外10多华里处的延河南岸,有个名叫柳树店的小山村。1936年冬,中共中央根据时局变化,将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兵工厂从吴起镇迁至这里。柳树店兵工厂从此成为人民军工史上一个永恒的坐标。柳树店兵工厂建在村后沟几座窑洞和一所小庙里。柳树店兵工厂有几十人,包括经历长征的红军战士、本地的红军战士,还有十几位在太原兵工厂工作的技工。庙前一棵柳树上挂着一个炮弹壳,是工人劳动作息的时钟。钟声一响,工人们按时走进车间,开始了新的忙碌的一天。

在柳树店兵工厂,工人们时刻感受到党中央的关怀。周恩来、刘少奇、贺龙、徐特立、张浩等经常来工厂参观指导。延安鲁艺学院师生们经常来工厂演出文艺节目。冼星海等文艺工作者来到工厂编写厂歌、教唱歌曲。柳树店兵工厂响起了由韩川和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边区机器厂厂歌》:“同志们,凭着比钢铁还强壮的臂膀,建立起重工业的基础,充实起我们的国防。同志们,凭着比钢铁还强壮的臂膀,争取抗战的胜利,争取我们自己的解放。”

柳树店兵工厂最初的任务是修理军械,后来担负起修复吴起镇和直罗镇战役缴获的枪械的任务。工人们加班加点,利用不到两个月时间修好轻重机枪120余挺,同时发明创造哈奇开斯式重机枪装弹修正器,保证机枪连发性能。曾在太原兵工厂工作的刘贵福和工友们投奔革命,来到了柳树店兵工厂。他发挥聪明才智,研制中国第一支“无名式马步枪”、“八一式马步枪”、“五○小炮”、“新六五步枪”等武器装备及生产设备,被毛泽东称为“生产战线上的英雄”。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发展,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军工建设发展问题。八路军出师到抗日前线作战的3万多部队,只配有1万多支杂枪,每枪平均只有30发子弹。按照国共两党合作协议,蒋介石给的那点东西口惠而实不至。毛泽东通过分析形势认为:八路军、新四军武器装备极端落后,最后战胜敌人必须发展国防工业,独立自主生产武器弹药。1937年10月2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转彭雪枫指出:“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主要方法自己制造”。

安塞,地处黄土高原腹地、鄂尔多斯盆地边缘,自古被喻为边塞“上郡咽喉”。为确保兵工厂安全,中革军委军工局决定将柳树店兵工厂迁往延安以北30多公里的安塞县茶坊镇,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自1938年3月开始搬迁,到5月搬迁完毕并投入生产,长达两个多月时间里,搬迁队伍翻山过河,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靠肩扛人抬,搬迁机器设备,终于按时完成搬迁任务。上海利用五金厂厂长沈鸿毁家纾难,带领七名工人和一批机器设备设施、工具和材料,投奔延安参与茶坊兵工厂建设,成为奔赴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位“资本家”。

在艰难环境中诞生的茶坊兵工厂,坚持“先做设备后做步枪”的方针,陆续建立复装子弹、机器制造、枪械修造、火炸药制造、手榴弹及掷弹筒制造等整套军工生产体系,发展成为既能制造机器又能生产手榴弹、掷榴弹、火炸药的综合性兵工厂。据时任军工局副局长李强回忆:“当时造一部机器是很不容易的。在材料、工具都不凑手的情况下,我们要造一部机器,从设计到完成一般需要三个月左右,有些紧急的任务不到一个月便可完成,尤其是在条件具备、安排得当时,一个月就可以造出六七种不同型号的机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兵工厂建设发展,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壮大提供武器弹药,而且为人民领袖战略决策提供实践基础。1938年11月6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整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杨家岭位于延安西北3公里处,抗战时期这里是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到这里。早在这年的3月,中革军委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指示,成立中革军委后勤部军工局,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兼任局长,王诤、李强分别任副局长。随着中共中央机关进驻杨家岭,中革军委后勤部军工局从延安机场附近北山坡一条小山沟迁移到石油、煤炭等资源丰富的延长县杨家沟。军工局实行三级管理体制。其中工程处、材料处具体负责边区军工生产,教育科具体负责兵工厂工人培训。许多工人通过教育科组织的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成为了军工战线的生产骨干。

时任军工局副局长李强回忆:“说军工局是一所培养人才的学校,一点也不为过。……当时军工局的学习空气是很浓的,不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还是老工人或学徒,大家都感到知识不够用,都有一股子劲和上进心。沈鸿是自学成才的,钱志道是学理论化学的,徐驰是学冶金的,他们除了负责领导全面的技术工作和担任教员之外,还坚持自学,经常是学到深夜。”“此外,军工局各厂中有些同志的手艺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如赵占魁的翻砂技术,赵希海的锻造技术,陈兰贵的雕刻技术,张景元的徒手造驳壳枪技术等,都是勤学苦练的结果,曾在职工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兵工技术的改良与进步,取决于军工技术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聪明才智。大批军工技术人才在陕北的聚集,是边区人民军工建设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条件。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舍弃海外留学机会和优厚物质待遇,舍弃城市优越生活和家人团聚的日子,闯过多重封锁,跋山涉水,奔赴延安古城,成为边区人民军工发展重要力量和劳动者先锋。

为实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战略决策,茶坊兵工厂在一无图纸、二无材料、三无经验、四无专用设备情况下很快研制出高射机枪,遏制日寇飞机对延安的轰炸。他们根据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特点规律,汲取世界名枪优缺点,成功研制出一种携带轻便、使用灵活、性能精良、可靠耐用的马步枪。这种枪是步枪与马枪结合的新步枪,是人民军工自主研制的第一支步枪。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上,毛泽东走到“无名氏”马步枪跟前拉拉枪栓、瞄瞄准星,高兴地说:“枪造得很好嘛,也很漂亮啊,要创造条件多生产,狠狠打击日寇。”1939年4月,“无名氏”马步枪实现批量生产。1940年8月1日,“无名氏”马步枪被命名为“八一式”步枪。“八一式”步枪装备到八路军部队后,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前线作战。

掷弹筒又叫超轻型迫击炮。百团大战期间,日寇大量使用掷弹筒压制八路军密集冲锋,造成八路军重大人员伤亡。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边区机器厂第一厂兵工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抓紧仿制掷弹筒。1944年11月,第一门掷弹筒成功制造并实现批量生产。为攻击敌人碉堡,兵工厂发明了曲射和平射两用迫击炮,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的攻坚作战。

火炸药是弹药发射与爆炸的主要能量。为解决火炸药短缺问题,中央军委军工局在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第三厂化学车间基础上,筹建紫芳沟化学厂。著名化工专家钱志道负责紫芳沟化学厂筹建。经过两年多不懈努力,紫芳沟化学厂终于在1941年建成投产。紫芳沟化学厂的建成,开创陕甘宁边区军事化工发展先河。

手榴弹是一种能攻能防手投式武器。陕甘宁边区兵工厂原先制造的手榴弹填充的是黑火药,杀伤力差。紫芳沟化学厂经过工艺改进,将强棉装入手榴弹,提高手榴弹杀伤力。时任军工局副局长的李强回忆说:“强棉装入手榴弹,可以说是紫芳沟化学厂一大发明。”

大砭沟,位于延安城北门外,是陕甘宁边区冶炼中心。由于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经济封锁和军事摩擦,陕甘宁边区生铁来源被切断,生产武器装备所需钢铁告急。陕甘宁边区在组建贺龙铁厂后,在大砭沟成立军工局炼铁部。1943年10月,大砭沟铁厂炼出第一炉铁,随后建起3个高3.6米的小高炉,实现了日产1吨、年产300吨。这些小高炉建成投产,满足边区军工生产需要,同时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科学的不朽荣誉在于它对人类心灵的作用。1940年8月,陕甘宁边区在杜甫川组建延安自然科学院。这就是今天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院坚持精研学理与实际技术相结合,经办5年培养500多名科技干部。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科技干部奔赴新中国建设各条战线,有的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纵然岁月流逝,但他们依然记得那首豪迈的校歌:“谁说我们没有课堂?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课堂。蓝天是我们的屋顶,高山是我们的围墙……”

走过黎明前黑暗,必将迎来曙光。为积蓄力量,准备抗日反攻,陕甘宁边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边区兵工厂普遍开展劳动竞赛,涌现出赵占魁等大批劳动英雄模范。在1944年5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厂长暨职工代表会议上,沈鸿、钱志道、赵占魁被授予“特等劳动模范”称号;华寿俊、黄海霖、王河海、孙云龙、郝希英、周鉴祥、许云峰、张洪让、范阴谦、刘清和、张庆森被人,被授予“甲等劳动英雄”称号。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人民军工建设,从设备简陋、人数不多的修械所起步,逐步发展为颇具规模、专业配套的军工生产体系,为边区的经济发展和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数据显示:至1944年,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建成各类工厂120多家,其中兵工厂8家。1939年至1943年间累计生产步枪9758支、子弹220万发、手榴弹58万余枚、掷弹筒1500门、掷弹筒弹198000发、“八二”迫击炮弹38000发;修理枪支近万支、修炮4门,为地方民兵武装生产地雷近千万枚。1944年夏,中外记者团观察组参观陕甘宁边区兵工厂,无不对兵工厂工人的非凡创造予以赞扬。

赢得战争靠的是勇气,更是血与铁的交融。在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人民军工的坚强支撑下,陕甘宁边区逐步发展成为东至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南临泾水的广大地区。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人民军工建设的实践,使人想起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

第三集 铁血太行

太行山,绵延千里,壁立千仞,奇峰竞秀,关隘险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38年,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被全国抗日激情所感染,创作了唱响全国的抗战歌曲《在太行山上》:“看吧,千山万壑,铁壁铜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武乡,位于太行山西麓,山西长治市北端。坐落在这里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是中国唯一一座反映八路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抗战史实的纪念馆。随着抗战形势发展,1937年底至1938年初,八路军第129师和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挺进太行山,建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紧随抗日大军的前进脚步,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人民军工队伍,舍生忘死,浴血奋斗,吼出“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的誓言,将千山万壑、山高林密的太行山,变成了让日寇难以逾越的铁壁铜墙。

“兵者,国之大事。”1937年11月7日,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省和顺县石拐镇召开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关于创建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指示,作出扩大军工生产决策部署。1938年4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在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领导下,在晋东南地区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收复榆社、武乡、辽县、黎城等18座县城,开辟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当时,各部队建立的随军修械所只能修枪不能造枪,没有固定场所,军情紧急时经常将修械工具装进驴背驮运箱,迅速转移,因而被称为“驴背上的兵工厂”。

韩庄村,位于山西榆社东南20公里处,地处太行山西麓东段,境内山大沟深、河流纵横,距离煤矿不远,运输方便。为确保抗日部队军火持续接济,1938年9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经过调查,选定以韩庄村前荒庙6间殿堂为厂址,组建修械所。这年10月,日军先后侵占武汉、广州,华北成为抗日战争主战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随着八路军队伍发展壮大,枪支十分缺乏。韩庄村修械所按照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左权等领导的指示,把研制步枪作为首要任务。到1938年底,韩庄村修械所经过短短3个月建设,创下月产60余支步枪的佳绩。

“黄崖洞下有黄崖,桃花寨上无桃花。英雄魂魄千古在,战鼓催开胜利花……”流传于山西黎城县黄崖洞镇的这首山歌,令人想起人民军工的英雄传奇。黄崖洞南面是水窑山谷,壁峰矗立,山涧幽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由于韩庄村修械所生产冶炼时烟幕大、机器噪声大,保密问题凸显,在1939年夏天日军的大规模“扫荡”中面临被摧毁危险。危急时刻,左权迅速组织韩庄村修械所向黄崖洞迁移。100多公里迁移途中,既有山路盘环,又有浊漳河阻隔。时逢雨季,洪水泛滥。他们头顶雷雨,脚踩泥泞,翻山越岭,肩扛人抬,将机器设备转运到黄崖洞。为防范敌人侵袭,建厂初期构建了防御工事。盖厂房缺少砖瓦,就利用石头垒墙、石板盖顶。缺乏梁柱门窗,就上山伐树。缺少粮食给养,就以野菜充饥。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一座现代化大型兵工厂矗立在水窑山谷中。

据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抗日、经朱德推荐担任黄崖洞兵工厂厂长、建国后担任水电部副部长的程明升回忆:“为多造武器,支援八路军抗战,职工们经常加班加点,昼夜不休。”白天,厂区机器隆隆。晚上,工人加班加点,水窑山谷灯火通明,呈现一派繁荣气象,被誉为“太行山上的小天津”。

为推动黄崖洞兵工厂建设,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搬迁到山西省黎城县黄崖洞镇下赤峪村。曾在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工作的刘鹏任军工部部长。1939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组建的300多人工人行军营被分配到黄崖洞兵工厂等单位。黄崖洞兵工厂拥有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毕业的研究生郭栋材,留学英国的冶金博士张清华,柏林工业大学钢铁系毕业的陆达,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研究生张芳,北平大学工学院毕业的郑汉涛、牛志华,清华大学工学院毕业的高源、李守文,等等。这些具有国际视野、专业技术过硬的青年才俊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兵工厂建设奉献了青春年华。

在黄崖洞兵工厂建设的关键时刻,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5月前后任命刘鼎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彭德怀副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后勤部长亲自从八路军总部送刘鼎到几十里外的军工部机关,一路上再三叮咛他把军工生产抓紧搞起来。刘鼎上任后,带领和组织军工技术人员在黄崖洞兵工厂开展了制式步枪试制、子弹生产、“五○炮”和炮弹研制、烈性炸药研制,提高管理技术,培训军工技术,创办军工学校,使太行军工发展进入鼎盛时期。1940年上半年黄崖洞兵工厂成功研制“五五式”步枪,第二年成功研制“五○”掷弹筒和炮弹,实现月产“五五式”步枪430支、“五○”掷弹筒200多门、炮弹3000发,年总产量可装备16个团,被朱德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谈起黄崖洞兵工厂的军工技术人员和职工,刘鼎回忆说:“他们为抗击日寇,抛弃了优厚的待遇和比较安定的生活投身革命,来根据地吃杂粮、咸菜,穿的是补丁套补丁的粗布衣服,住草棚土炕,以苦为乐,以救国为荣。兵工厂的职工们为了抗战的胜利,没日没夜地挥洒着汗水。他们嚼着黑豆和红高粱,用最简陋的生产工具,打造出八路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

人民军工事业发展,支撑着抗日根据地建设。抗日根据地发展,极大威胁着敌人后方。1939年以来,日军实施所谓“囚笼政策”,企图阻断八路军与根据地联系。为打破日寇“囚笼”政策,八路军于1940年8月20日-12月5日发动“百团大战”。这次战役中,八路军常常受到日军“五○”毫米掷弹筒的火力压制。1940年9月9日,彭德怀主持召开军工部生产会议,要求兵工厂抓紧试制这种体积小、重量轻、携带方便、杀伤力大的掷弹筒。黄崖洞等兵工厂通过剖析缴获的日军的掷弹筒,很快掌握全部技术参数,到1941年4月,第一批“五○小炮”试制成功。

黄崖洞兵工厂的机器轰鸣声,震惊日本朝野。1940年10月下旬,日军从两面夹攻黄崖洞兵工厂。由于防守严密,工厂安然无恙。第二年11月10日,日军调集装备精良三十六师团和第四混成旅5000余人,在飞机配合下再犯黄崖洞。八路军总部特务团1500名将士在彭德怀、左权指挥下,浴血奋战8天8夜,取得歼敌1000余人、毙敌850余人、敌我伤亡6:1的辉煌战绩。战斗中,17岁的八路军司号员崔振芳,被敌弹轰开的飞石割断喉咙而壮烈殉国;温德胜、张仁成、王守城3名战士被100多名日军围逼到悬崖绝顶跳崖殉国。战斗结束后,二连卫生员李富元跑到崖底收殓烈士遗体,30多年后已是五十四军参谋长的李富元再次来到黄崖洞故地,迎着山风向早年牺牲的战友默默凭吊。

赵姑村,位于黎城县城北40多公里处。这里地处山沟,生长着茂密的杨树林,只有一条小路通往沟外,不易被外人发现。由于日寇多次多路重兵进犯黄崖洞,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搬迁到这里。村上二三十户人家视军队为亲人,家家腾房挪窑、户户送菜献粮、献铜献铁熬硝。彭德怀、左权、杨立三、刘伯承、徐向前、宋任穷、滕代远、陆定一等八路军领导,多次到赵姑村视察工作。军工部在这里一边坚持反“扫荡”,一边组织军工生产,将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前线。

梁沟村位于太行山之巅,四周崇山峻岭,深山密林,群山环抱,悬崖绝壁。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当年选中这块天然屏障作为师先遣支队修械所地址。1940年2月20日,梁沟兵工厂在此成立。这年4月,彭德怀亲自到梁沟兵工厂视察,看到成品库里存放的大批崭新的“八一式”马步枪,看到涂着清漆的核桃木枪托,看到用敌战区钢轨制成的零部件,非常高兴,他勉励大家自己动手、多造武器,极大地鼓舞了军工战士的战斗士气。

尖庙村,位于山西省辽县。1940年4月,八路军军工部抽调部分技术干部和技术能手,利用敌占区和延安运来的10余台机器和专用机床、部分自造的工具,在山西辽县上口村组建了兵器生产专用设备研制实验所。1941年1月,在尖庙村成立军工部机器厂。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机械工程系、抗战爆发后回国参战、建国后担任一机部负责人的“机械专家”郭栋才,会同技师唐成仪等反复攻关,制造出车床、冲床、磨床及专用刃具量具,解决了军工生产专用设备不足的难题。

柳沟村,位于山西省武乡县东南部一条长长的山沟里。这里有丰富的煤矿、铁矿资源,有土法炼铁传统,当地民众以柳沟村为中心开办许多小铁厂。八路军接收柳沟铁厂后对方炉炼铁、塔锅炼铁这种传统冶炼工艺进行改造,出铁量成倍增长。1940年秋,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冶金专家陆达,建造火焰反射加热炉,分解弹壳碳化铁,析出中性碳使铸件软化,攻克白口生铁韧化处理技术难题,弹壳铸件合格率由30%上升到95%,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冶炼工艺实现质的飞跃。

随着柳沟铁厂不断发展,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将一些炸弹厂并入进来,使柳沟铁厂迅速成为一家技术力量强、生产组织健全、专门生产手榴弹、地雷和炮弹壳的兵工厂。1940年5月,兵工厂从增强拉火帽引药爆炸率、控制发火时间、增强黑炸药爆破力、弹壳表面采用凹凸方格花纹等方面入手,全面改进生产工艺技术,大大增强手榴弹的杀伤力。

地雷,作为一种埋入地下或布设于地面的廉价爆炸性火器,最早发源于中国。1941年夏秋,遵照朱德、彭德怀“关于大量制造地雷”训令,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在抗日根据地掀起“村村碾炸药,户户造地雷”的群众性爆破运动,与日寇展开轰轰烈烈“地雷战”。许多村庄把地雷阵摆到敌人碉堡据点周围,使敌人陷入了全民族抗战的汪洋大海。

火药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自古凝聚着中国人的智慧。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作战武器装填的多是黑火药,威力有限。毛泽东号召八路军兵工厂尽可能发展工兵炸药。八路军总部要求兵工厂研制高能火药炸药,做到弹药自给。研制烈性炸药犹如同魔鬼跳舞,稍有不慎就会爆炸。八路军兵工厂缺乏安全防护措施,工人们每天在气温较低的拂晓,蹲在山溪边端着盛有混酸的瓷盆,用水冲盆底降温方法使盆内硝化温度保持在摄氏16度至20度之间,发现盆内冒烟,立即将盆子沉入水底,避免爆炸事故发生。在如此艰险的情况下,他们制造出硝酸铵、硝铵炸药、单基发射药、双基发射药、硝铵炸药等高能火炸药,结束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只能生产黑火药的历史。在研制火炸药的过程中,出身于山西省洪洞县民间爆竹匠家庭的教逢春,忍着两个叔叔、妻子、儿子被炸死、自己被炸伤的痛苦,刻苦钻研炮弹制造技术,多次置身排险,被誉为“火工品的外科医师”。

硫酸是研制火炸药重要原料,被喻为“火药之母”。1942年5月,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在黎城县北部一个名叫百宝峧的小山村建起化学厂。他们根据铅室制酸法原理土法上马,利用陶瓷缸垒成缸塔,形成蒸馏塔,在露天制酸。硫酸腐蚀性强、气味刺鼻。有的工人牙齿被腐蚀、衣服被烧坏,不得不赤身工作。但为抗日胜利,他们忍受着世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昼夜生产,研制出硝酸、酒精、乙醚、硝化棉等化工品,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化学工业逐步发展起来。

“既出武器,又出人才”是八路军军工发展的基本方针。坐落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北郊的中北大学,其前身是1941年八路军总部创办的太行工业学校。1941年5月,太行工业学校正式成立,刘鼎任校长,刘致中任副校长,教职员达到300余名。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汇报了这一喜讯,毛泽东回电:“这对我们赢得最后的胜利十分有利。”面对敌人频繁“扫荡”,全校教师学工一边学习一边战斗,表现出不畏强敌、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人民军工的发展,引起日军的高度注意和极度恐惧。日军多次派出特务,刺探收集八路军兵工厂情况,每次“扫荡”都把兵工厂和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作为重点目标。在1942年5月日军的“铁臂合围”中,军工部和太行工业学校师生被围困在辽县十字岭。突围中,刘致中副校长英勇牺牲。副参谋长左权不顾个人安危,指挥部队和学校师生转移到安全地方,自己不幸中弹、血洒太行,成为八路军抗战期间为国捐躯的最高级别将领。听到左权牺牲噩耗,朱德沉痛写下“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挽诗。左权将军牺牲时,唯一的女儿左太北尚在襁褓中。这位烈士遗孤在父亲牺牲60年后,重走太行。此时的她,仿佛感到父亲英魂已经化作太行山的千山万壑。

今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馆陈列着一门口径82毫米、长123厘米的曲射平射两用迫击炮。这是当年八路军军工部针对抗战后期堡垒攻坚作战而组织研制的兵器。为夺取抗战胜利,军工部邀请红军强渡大渡河战役中一炮命中对岸敌堡的“神炮手”、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副团长赵章成来到兵工厂指导,在“八二”迫击炮尾部增加400毫米的尾管,采取拉火击发装置,将底盘倾斜着地,使炮筒与地平线保持5度以下倾角,实现曲射与平射的作战要求。在反“扫荡”斗争中,这种武器被八路军战士们操在手中,发挥了无与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研制迫击炮基础上,军工部于1940年9月开始组织力量制造迫击炮的炮弹。抗日战争反攻前夕,被誉为“炮弹大王”的甄荣典奉命来到一座新建的炮弹厂,第一天造出45颗大炮弹。他的工友段德书回忆说:“他是有名的炮弹大王,平均每七十五秒就能生产一颗炮弹。”

1943年是个严重灾年,蝗灾肆虐,遮天盖地,太行山区近30万灾民缺吃少穿。职工们下班后就去山上挖野菜,野菜吃光了就吃树叶。在这种情况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兵工厂普遍开展了以“提高功效、多造武器、支援抗日”为主要内容的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运动,涌现一批英雄模范。这年冬,军工部评选出甄荣典、杨鸿章、柴栋良、教逢春、石成玉、陈兆祥、刘贵福、邵希明、李银成、郭栋才、王孝堂、尚文元、孙永福、安蓬莱、张浩、王明钦、高文喜、关丁旺等18名劳动英雄参加群英大会。军工英雄们像一面面旗帜,引领人民军工建设快速发展。

晋冀豫根据地兵工发展,离不开边区政府和人民群众无私支援和奉献牺牲。八路军军工部机关和兵工厂每到一地,几乎都是利用当地群众的房屋和庙宇进行生产和生活。许多群众不顾路途遥远和艰难险阻,经年累月为兵工厂运输物资。敌人挨家挨户盘查时,群众把兵工厂工人当成自家儿女加以掩护。日寇“扫荡”时,群众为八路军兵工厂站岗放哨。1941年冬,日寇偷袭黄崖洞兵工厂时,彭清礼全家被日寇抓去,宁死不透露兵工厂消息。人民群众爱军工,军工战士爱人民。无论何种环境条件下,八路军兵工厂职工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忠实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从而凝聚起克敌制胜的强大力量。

数载磨砺,几度春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不仅建立了一批兵工厂,而且建立一批专业化机器制造厂,不仅提升了部队战斗力,而且改变了太行山区落后面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事工业从锻造大刀片、长矛、红缨枪、刺刀发展到修理机械、大炮、改装机枪和迫击炮,从造地雷、手榴弹到批量制造步枪、掷弹筒、迫击炮、枪弹、掷弹筒弹、迫击炮弹、山炮弹、发射药、炸药以及军工专业生产装备等,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提升。据统计,抗战期间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兵工厂累计修枪数万支,修炮约1000门,生产枪9758支、掷弹筒2500具、迫击炮改平射炮数10门、复装新制子弹223万余发、手榴弹58万余枚、掷弹筒弹198000余发、各种口径迫击炮弹38万发。同时协助地方民兵武装生产地雷和手榴弹1000万枚以上,无烟火药7700多公斤,硝铵炸药11750多公斤。晋冀豫根据地兵工厂数量和武器弹药产量在抗日根据地名列前茅。邓小平说:八路军“四年来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一个铜板、一个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第四集 策杖五台

五台山,位于太行山脉北麓、忻州境内,方圆五百余里,山势连绵环抱,五峰如柱擎天,峰顶平坦如台,殿宇楼台错落,寺院庙宇毗连。这就是著名佛教圣地五台山。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水浒传》描绘“花和尚”鲁智深五台策杖、山门演武,被人们传为佳话。

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日军侵略三晋大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率师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等3000人,以五台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毛泽东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适应抗日武装作战的需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兵工厂精心打制出克敌制胜的神兵利器,用生命和热血、用智慧和胆魄,创造人民军工策杖五台的时代传奇。

“策杖寻幽上翠岭,清凉春尽早芳研。千崖花缀千崖锦,五顶峰连五顶天。”五台山南台脚下石嘴镇,有座兴建于元代的古刹普济寺。这里,依山傍水,风景如画。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宣告在这里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叶青山任卫生部长,查国桢任供给部长。供给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的供应保障,统一领导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兵工厂建设。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兵工厂把军火补给供应作为重责大任。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毛泽东致电聂荣臻指出:“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强调:“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靠自己筹集供给之。”

北岳恒山,位于山西浑源县,始于阴山,横跨塞外,西衔雁门,东跨太行,南障三晋,北瞰云代,巍峨耸峙,莽莽苍苍,东西绵延五百里。为贯彻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山崇岭峻、经济富庶的北岳地区为中心,紧急筹划兵工厂建设事宜。聂荣臻指出:“我们的人民需要吃饭,这是首先要解决的;枪炮要弹药去喂养,这是第二要解决的大事。”在聂荣臻的战略视野里,军事工业是与吃饭同样重要的头等大事。

阜平,隶属河北保定,是中国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所在地。1937年11月18日,成立不久的晋察冀军区从五台县迁到这里后不久,聂荣臻指示军区供给部立即建立军事工业。早年精通珠算、红军时期负责军需供给、时任晋察冀军区供给部部长、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河北蕲春县人查国祯闻令即行,紧急抽调杜光斗、李根仁、郭宝钱等军工人员,积极投身到晋察冀军区修械所建设中。

跑泉厂村,位于五台县东北30公里、晋冀两省交界处。整个村庄坐北向南,青山环抱,交通闭塞,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1937年冬,跑泉厂村来了一支10多人的队伍。他们中有老红军,有太原兵工厂的返乡工人,有当地的铁匠、木匠、铜匠等民间手艺人。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他们汇聚到跑泉厂村,住农房,搭草棚,制机具,开始修理残损枪械弹药,以“叮叮当当”的节奏正式宣告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人民军工的诞生。

作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做梦都想“撒豆成兵”。在他看来,没有武装,一切都谈不上;要有武装,只有用滚雪球的办法来发展。1937年12月22日,晋察冀军区部队打退日寇八路围攻,歼敌逾千,初步建立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选举产生晋察冀边区政府。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到晋察冀边区工作前夕,毛泽东向他介绍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

平山位于河北省西部、太行山东麓、滹沱河上游,这里地貌繁杂,古树参天。一棵500年树龄的油松挺立在蛟潭庄镇桑园口村,见证着人间的沧桑变迁。1938年8月,日军实行大“扫荡”。为确保兵工厂安全,晋察冀军区供给部修械所从跑泉厂村转移至桑园口村,改称“晋察冀军区供给部第一修械所”,下设机工、木工、铁工、锻工等股,主要任务是修配枪械、制造刺刀、仿制7.62毫米口径手枪和7.9毫米口径步枪。在与日寇周旋的日子里,这里生产的“边区造”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抗日最前线。

“拿到边区造,鬼子吓一跳”;“有了边区造,鬼子跑不掉。”这是前方抗日将士对晋察冀军区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的热情歌颂。晋察冀边区修械所是一支不直接参战的部队,但像挥向敌人头上的铁杖,遍布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提升着八路军战斗力,巩固扩大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说:“建立根据地和革命武装队伍,没有他们不行。”

晋察冀军区供给部修械所建立之初,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阜平县城接待一位前来考察的美国军事观察员,他的名字叫卡尔逊。当卡尔逊问及晋察冀边区枪支弹药补充问题时,聂荣臻告诉卡尔逊:根据地枪支弹药来源很多,但目前主要是由日伪军供给;八路军坚持长期对日作战需要补充军火越来越多,光靠敌人运输不行,国民政府不可靠,到外面采购又受到日军的围困封锁,只有自力更生;军区要搞兵工厂,各军分区都要跟随部队建立修械所和枪弹厂。

1939年3月,晋察冀军区在河北省唐县大石头沟村组建制造手榴弹的修械所,在涞源县五亩村组建修理枪械的修械所。晋察冀军区所属的冀中军区、晋东北分区和一、二、三、四军分区以及地方武装,都结合各自所需组建规模不等修械所。这年4月,晋察冀军区成立工业部,把规模较大、基础较好的几个修械所纳入到工业部集中领导下,形成了晋察冀根据地军事工业发展的主体力量。

白银坨,位于唐县和易县交界处、太行山腹地。1937年秋,吕正操率部在此开创冀中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冀中军区供给部在冀中饶阳县城以北20里处的大官亭成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规模最大的修械所。全所拥有各种机床70余台、柴油机3部,职工最多时达到1000多人,主要生产步枪、手榴弹、地雷、炮弹等武器弹药。一年后,大官亭修械所实现月产手榴弹3至5万枚、新枪50支、大刀和刺刀各900把、迫击炮弹1500发,缓解了八路军作战武器弹药紧缺的燃眉之急。

东冶镇,自古就是冶炼铜铁之地。1937年10月,晋东北游击司令部在此成立。时任八路军总部供给部副部长、建国后担任第二机械部部长的开国上将赵尔陆,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第二军分区供给部的主要任务是筹集部队所需经费、物资。他们收集阎锡山部队南撤丢弃的武器装备物资,成立武器修理厂、运输大队等,保障了抗日作战部队的需求。

曲阳,被誉为“晋察冀边区抗日模范县”。1937年12月,一位名叫汪金满的工人来到河北曲阳县灵山镇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部驻地,要求参加八路军。征得同意后,这位唐县南街经营铁厂的工人,用6匹骡子将厂里的摇轮机、烘炉、老虎钳、步枪零件等驮到灵山镇,支上摊子为八路军修理枪械,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修械所宣告诞生,汪金满任所长。到1938年底,修械所工人发展到139人,能够修理步枪机枪,制作小口径手枪,浇铸手榴弹壳、地雷壳,旋制手榴弹柄,生产黑色炸药、黄色炸药,装置手榴弹、地雷,修造能力显著提升。

位于平西县蒲洼乡的芦子水村,地处大山深处。这里奇峰石怪,谷深涧幽,环境幽静。1938年3月,晋察冀军区第一支队政委邓华率部在这里创建平西抗日根据地。1939年初春,晋察冀军区生产管理处委派军区东北学兵连连长何鸣歧、生产管理处副处长白贵云等人来到芦子水村勘察,最终选中东坡腰处一座四合院建立兵工厂。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萧克三次到芦子水村兵工厂勉励大家克服困难,团结一致,尽快生产出合格的产品。第一任厂长何鸣岐带来翻砂、炸药、木工、组装各车间,克服困难,生产手榴弹、地雷、短枪等简易武器弹药。1941年9月,时年26岁的何鸣岐厂长在拆除炸弹引信中不幸牺牲。第二任厂长白贵云在改造武器实验中不幸以身殉职。今天,何鸣岐等16位人民军工烈士的英灵就长眠在平西抗日烈士陵园的青松翠柏之间。

天砚山,位于冀晋交界处平山县西北部蛟潭庄镇。这里地势嵯峨,陡峭挺拔,谷深地险,山高林密。1938年8月,聂荣臻司令员来到平山,看到得天独厚地理环境和稳固的群众基础,高兴地称平山为“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随后,边区党政军机关移驻平山县蛟潭庄。11月7日,边区军民经过48天艰苦奋战,粉碎了日寇25路大举围攻。1939年2月19日,己卯年大年初一,聂荣臻在蛟潭庄晋察冀司令部接见一位军工专家。他就是早年毕业于天津工学院、后到日本仙台帝国大学专攻机械制造、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被派到晋察冀边区的刘再生。这次会面谈论中心话题是军工建设问题。聂荣臻提出“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就地取材,小型配套”方针,要求刘再生主抓晋察冀军区军事工业。这年4月,晋察冀军区军工部在河北完县神南镇成立,刘再生任部长,张珍任副部长,杨成任政委。军工部成立后,对边区修械所枪弹厂进行整编,以大沙河为界,在大沙河以北形成以唐县为中心的晋察冀军区北区军工研制基地;在大沙河以南形成了以平山县为中心的晋察冀军区南区军工研制基地。

晋察冀军工规模不断扩大,引起日寇极大关注。1939年冬天,日军调集两万余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荡”。11月3日,八路军一部在雁宿崖伏击歼敌五百余人。4日,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率两个大队1500余人由涞源向雁宿崖方向驰援。八路军以6个团兵力在黄土岭以东峡谷设伏,歼敌900余人,击毙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阿部规秀之死,震惊日本朝野。《朝日新闻》报道称:“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军官的牺牲,这是没有先例的。”

黄土岭大捷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大捷后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极大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与这一胜利喜讯同样振奋人心的,是晋察冀兵工战线成功研制出合格硫酸和高能炸药。1939年10月,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技术研究室太行山脚下、背靠青虚山葛公庙的河北唐县葛公村成立。1940年3月,兵工厂技师张方、黄锡川来到青虚山下的大岸沟村考察。7月,晋察冀军区在此成立后来被誉为“红色军火化工发源地”的大岸沟化学厂。建厂初期只有三四十名职工,人数最多时达200多人。由于当地男子大都参军参战,新招工人多是妇女。为抗战胜利,这些平日足不出户的农家妇女,集结在大岸沟化学厂,用她们特有的细腻与坚韧,从事着她们认为天底下最陌生而最有意义的工作。

经过反复探索,大岸沟化学厂于1940年上半年成功研制出合格硫酸。第一瓶硫酸样品送到晋察冀军区机关时,聂荣臻高兴地说:“有了第一瓶,就能有第二瓶、第三瓶……”他勉励军工技术人员再接再厉,尽快实现批量生产。喜讯传来,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6月30日致电聂荣臻,指出:“你们已能自造硫酸、硝酸,这是我们工业建设上一大进步,也是解决工业建设特别是兵工建设之主要关键。”随着基础化工原料研制成功,大岸沟化学厂在军工生产领域迈出新步伐。他们在自行设计制造胶化机、轧片机、滚切机、球磨机等专用设备的基础上,成功研制无烟药和高能炸药。研制高能炸药的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技术研究室负责人、建国后任重工业部计划司、一机部技术司负责人的张方被晋察冀边区政府授予“模范干部”荣誉称号,研究无烟药的技师韦彬被晋察冀边区政府授予“模范工作者”荣誉称号,被晋察冀日报称为“敌后研究室与制造无烟药成功的第一人。”

随着大批新技术实现突破,大岸沟化学厂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军工专业化工厂。美国军事观察组看到大岸沟化学厂在异常简陋的条件下生产出合格硫酸、硝酸及高能炸药,无不目瞪口呆,惊呼:“奇迹”。美国观察员不仅看到人民军工艰苦奋斗取得的惊人的奇迹,而且看到了像陪同他们参观的军工部副部长张珍那样操着流利英语与他们谈笑风生的军工部领导干部,看到了大批舍弃优越生活条件、在穷乡僻壤和物质匮乏条件下誓死忠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高级知识分子,看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用智慧和力量研制生产的各种武器弹药。美国观察员还应该看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兵工厂研制生产的跳雷、子母雷等武器弹药,与抗日军民发明创造的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围困战、伏击战、水上游击战等游击战法紧密结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大舞台上演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所有这些,都让美国观察员感叹不已:“我们的军队,其他国家的军队也是,只要被包围一段时间打不胜的话,就投降了。而你们不但没有投降,而且越战越强,还能自制军火,竟搞起了这么大规模的军工厂,真是了不起!”

晋察冀边区军工战线,坚持军民结合生产。兵工厂既生产瓷制品、革制品、铁制器等民用产品,又生产马具、枪套、手榴弹、地雷等军用产品,还能够生产火炸药等军工原材料。经过调整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兵工厂职工人数达到2000余人,逐步发展形成炮弹、子弹、工兵炸药和手榴弹为主要产品的军工生产体系,达到月产“五○”炮弹1万多发、子弹10万余发、手榴弹10万枚生产能力;硫酸、硝酸、雷银、乙醚、甘油等重要化工原料基本实现自给;硝化甘油、雷管和无烟药除满足自己需要外,还支援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地方武器弹药生产。与此同时,晋察冀军区按照八路军总部指示,派出军工干部和技师支援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军火化工厂建设。到这年下半年,西至延安、东至渤海湾、北到冀热辽、南到苏北和鄂豫皖的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处处都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工战士奔波忙碌的身影。

1945年,抗日战争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来胜利曙光。这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伴随着晋察冀军区部队大反攻,晋察冀根据地人民军工发展形成独立完整的生产体系。几十年过后,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1984年6月10日给张珍信中指出:“晋察冀的军工生产在刘再复和张珍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当时那样艰苦环境下,不仅能生产步枪子弹(复装子弹)、手榴弹和地雷,还生产迫击炮弹。而且为了解决材料缺少的困难,又搞了复装子弹(自制全新子弹)技术。当时不仅供给本区使用,还支援友邻部队,在战略反攻时起了很大作用。”

晋察冀人民军工的建设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兵工厂运输机器设备、原材料和产品时,人民群众自愿组成运输队,赶着驴骡翻山越岭。缺衣少食时,群众省吃俭用向兵工厂提供粮食。敌人来“扫荡”,人民群众冒死帮助兵工厂隐藏设备。1943年,日寇到大岸沟化工厂“扫荡”期间,游击队员贾喜元被捕,宁死不透露兵工厂信息。这年9月29日,日寇包围大石沟,村治安员陈庆友被捕,日寇搜出制造军火材料存根,逼他供出军火材料和设备埋藏地点,他宁死不屈,被刺90多刀,至死方休。人民群众这种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精神,激励着无数军工战士为抗战胜利而鞠躬尽瘁、奋不顾身、忘我工作,推动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事工业从修械型步入造弹药型阶段,实现武器装备自主研制生产。

赢得战争胜利需要利剑和精神,二者缺一不可。回眸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人民军工建设,尽管困难重重、环境艰险、条件艰苦,但军工战士坚定“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的信念,他们不是“唯武器论者”,但他们坚信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中国解放区的军队一旦得到新式武器的装备,它就会更加强大,就能够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了。”

第五集 横戈吕梁

乾坤动,吕梁生;天工镂,地貌成。巍巍吕梁,北起管涔,南绝龙门,东览太行奇韵,西听黄河惊涛,横压八百余里,万壑纵地,千峰横空,叠嶂竞险,苍颜峥嵘,不愧为晋西高原的“脊骨山”。这里是华北华中与陕北联系的唯一通道,战略地位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山西吕梁离石区后王家坡,矗立着一座北武当古兵器博物馆。这里陈列的中国古代兵器,诠释着中国兵器的发展历史,展示着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智慧的精神品格。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望着这些曾经叱咤疆场的中国古代兵器,人们的思绪掠过晋西高原,对八百里吕梁产生无尽遐想。1937年9月3日,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贺龙率岭师部、第三五八旅、第三五九旅及教导团等抗日武装8200余人,以吕梁及其支脉管涔山为中心,与敌寇展开殊死斗争,开辟包括晋西北以及绥远省大青山地区在内的晋绥抗日根据地。伴随路军第一二○师前进步伐,晋绥抗日根据地人民军工在号称“兵器仓库”的晋绥大地上奋发图强,艰苦创业,书写了人民军工横戈吕梁的恢弘篇章。

半壁河山烽火里,民族脊梁横金戈。史料记载:八路军第一二○师修械所是由红二方面军修械所改编而来的。红一、二、四方面军中,红二方面军成立最晚,是长征途中惟一没有受到多大损失的红军主力部队。毛泽东盛赞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有一万人,没有亏本,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成立于1936年7月的红二方面军转战南北,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洪湖兵工厂、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东冲兵工厂、湘赣省军区兵工厂、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鄂东南兵工厂、湘鄂赣省兵工厂、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塔卧兵工厂及躲狮坪兵工厂。兵工厂的创建,促进了革命根据地建设,为后来抗日战争提供有力支撑。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协议,红二方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红二方面军修械所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师修械所。1937年9月,八路军第一二○师修械所在杨开林所长的带领下,挺进晋西北,随军流动修械,奋勇驰骋在抗日战场上。

娄烦,位于太原西北的吕梁山区腹地,境内西北部群山环绕,东北丘陵起伏,源于管涔山麓的汾河南北纵贯全境。位于娄烦县城西南20公里的米峪镇有200多户人家,有一批店铺商铺,是一个繁华小镇。1938年,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人武装自卫旅进驻米峪镇,利用有利地形条件组建修械所。建所初期全所拥有1部车床、1部铣床,主要任务是修理坏枪,打制刺刀、大刀和红缨枪。米峪镇及其附近村镇100多名铁匠听说要造兵器杀东洋鬼子,纷纷把自家打铁炉搬来,参加修械所劳动,修械所职工队伍很快发展到100多人,在不到两个月时间打造300多把大刀、1600多杆红缨枪、1000多刺刀。为支援抗日部队杀敌,他们不顾7月天气炎热,夜以继日工作。附近村民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一到晚上,地上炉火通红,空中烟雾缭绕,火炉旁小伙子替师傅们抡大锤,师傅们耐心传授技艺,风匣呼呼声、铁锤叮当声,此起彼伏,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

圪徐沟,位于米峪镇以东的深沟里,南面是盛产木材的关帝山,地形隐蔽,资源丰富。1938年11月,工卫旅修械所根据旅部指示,转移到交城吴家沟青龙庙,后转移到米峪镇圪徐沟村。机器房、钳工房、库房被安放在天主教堂3孔土窑里,铁匠房分散在村内多处地方,炸弹组驻扎在窑庄,工人住在群众腾出的窑洞里。在这条人迹罕至的深沟里,圪徐沟修械所锻工组、机钳组、木工组、炸弹组各负其责,齐心协力修械造枪、造手榴弹。以钳工匠王子华为主组成的试制组,突发奇想,开始造枪造弹。没有图纸,就从旧枪上拆卸零件仿制;没有工具,就临时制作;没有原料,就扒获敌占区钢轨;没有动力,就自制手摇木轮传动。经过数月攻关,到1939年夏成功仿制出中正式7.9毫米步枪。第二年,为庆祝贺龙46岁生日,此枪被命名为“四六式”步枪。这年7月,在试枪现场,数百名群众纷纷前来观看。在群众期待的目光里,试枪工作顺利达标,现场一片欢腾。

圪徐沟修械所在步枪研制上的成功,鼓舞着工人们土法制造手榴弹的热情。硫磺是从外地购买的,木炭是自己烧制的,土硝是自己熬制的,壳体是用铁匠炉炼制的,原材料是战场上捡来的弹壳及群众捐献出的破犁铧、破铁锅等。工人们制造小炼铁炉,每天炼制200多个弹壳。没有试验场所,就将拉响的手榴弹扔进一座废弃土窑,用筛子筛土拣出弹壳碎片,观察弹壳粉碎程度,研判爆炸威力和速度。在如此简陋条件下,修械所实现月产手榴弹6000枚以上,有力保障八路军前方作战的弹药供应,受到了抗日将士的一致好评。

兵工大发展,人民是靠山。圪徐沟是一个只有1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修械所100多人进驻后,群众纷纷让出自家窑洞,住进村外临时避雨的破窑。青年民兵主动承担运送枪支弹药任务,牵着毛驴翻山越岭,把一箱箱武器弹药送往前方。妇女为修械所工人缝衣服做鞋子,孩子们为修械所拣废铁。1939年秋季的一天,盘踞在静乐县的日寇窜到米峪镇,企图突袭八路军兵工厂。他们用刺刀逼迫一位名叫王贵子的农民带路到圪徐沟村,王贵子把鬼子引到石峪村。鬼子恼羞成怒,当场将他杀死。这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动用其旧军部队向山西新军发动武装进攻,制造“晋西事变”。1940年2月,挺进冀中地区执行协同任务的贺龙师长率八路军第一二○师返回晋西北地区。这年3月,八路军第一二○师修械厂副厂长陈亚藩和工人冯忠祥来到米峪镇圪徐沟组织修械所转移。来不及搬运的弹壳、木柄、炸药等大量半成品,只好就地掩埋起来。后来,冯忠祥冒着生命危险带领20余名工人返回圪徐沟,挖出当初转移时被掩埋的半成品,继续组装手榴弹。在一次装配手榴弹时失火爆炸,冯忠祥的一只眼睛被炸瞎。但他没有退缩,带领工人们把手榴弹装配完毕,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大青山,位于绥远省 (内蒙古自治区) 武川县境内。抗战时期,这里是沟通华北和西北的纽带,具有重要战略地位。1938年8月底,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在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和参谋长姚喆的带领下,穿过平绥铁路进入武川县,开辟了以武川县为中心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武川县德胜沟,四周峻峰争奇,林木茂盛,到处是悬崖绝壁,大青山的主峰九峰山矗立在德胜沟西南部。从1938年冬开始,中共绥远省委、晋察行署和地委一直驻守在这里。直到今天,这里依然保存着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部旧址、电台和李井泉政委驻地遗址、教导队遗址、操场遗址、供销社遗址、伙房遗址、省委专署地委遗址、警卫连遗址,还有兵工修械所、卫生队遗址等。在德胜沟村南的榆树沟向阳处有数间残破窑洞,这就是兵工修械所和卫生队遗址。兵工修械所工人在敌人不断“扫荡”、部队连续转移、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想方设法把枪支修好藏好,从未因环境条件艰苦而中断。在创建大青山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武川各族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旗帜下参军参战,传情报,抬担架,护伤员,挖窑洞,做军鞋,军民共筑血肉长城。

今天,在兴县城以西十五华里的蔡家崖,有一处晋绥边区政府及军区司令部旧址。这处旧址是晋绥开明绅士牛友兰捐献给抗日民主政府的宅院花园,人称“花园院”。1940年2月,中共中央在此成立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晋西北、晋西南、大青山地区的各项工作。

在今天兴县城以西15华里的蔡家崖村,存有一处晋绥边区政府及军区司令部旧址。旧址北倚元宝山,南襟蔚汾河,坐北朝南,分东西两个相对独立的院落,是晋绥开明绅士牛友兰的宅院和花园,当地人称“花园院”。抗战时期,牛友兰将此院落全部捐献给抗日民主政府。1940年2月,中共中央在此成立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晋西北、晋西南、大青山地区各项工作,贺龙任书记,关向应任副书记。6月,贺龙指挥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在娄烦米峪镇粉碎日军“扫荡”,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1月7日,八路军第一二○师奉命成立晋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周士第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晋西北军区后勤部负责军事工业,陈希云改任后勤部部长。1942年,晋绥军区司令部暨第一二○师师部移驻“花园院”,同时,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蔡家崖由此成为晋绥地区的“小延安”。在“花园院”居住和战斗期间,贺龙高度重视晋绥抗日根据地军工建设。他指出:“我们要在这里扎根,要建设人民政权,要发展军工生产,支援抗日战争。”

佳县,位于陕西东北、黄河中段晋陕峡谷西岸,北为丘陵片沙区,西南部为丘陵沟壑区,东为滔滔黄河,是颂歌《东方红》诞生地。在佳县城南、黄河之滨、白云山之间一条被喻为“一线天”的山沟里,有一个名叫牸牛沟的小村庄。1940年5月1日,八路军第一二○师修械所先后从米峪镇圪徐沟转移到保德县扒楼沟,后从扒楼沟转移到陕西省佳县牸牛沟,扩建为八路军第一二○师修械厂,又称“牸牛沟修械厂”,杨开林任厂长,邓吉鑫任政治委员。建所初期有职工400多人,驻有两个连共600余名战士,除在地方政府借住窑洞外,自己动手盖房。由于住房困难,工房白天用于生产,晚上作为宿舍。全所共有6部机器和2台动力设备,后来逐步增到40余部机器、1台二十五马力蒸汽锅炉、2部柴油机及各种小型设备。修械厂建成后,贺龙师长高兴地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兵工厂。你们要努力生产,前方战士在等着你们制造的武器哩!”这年8月,在听取修械厂情况汇报后,贺龙师长指出:“晋绥建立兵工厂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你们要想方设法多生产武器,多造些子弹、手榴弹、步枪、机关枪,让前方战士多打胜仗。”贺龙师长指示要求,极大激发了牸牛沟修械厂工人的使命感。为让前方战士多打胜仗,他们不畏艰苦,日夜拼搏,加紧进行技术革新和军工生产。

牸牛沟修械厂建立,标志着晋绥抗日根据地第一座兵工厂诞生。修械厂里的兵工技术人员温承鼎和吴奎龙根据前线战士要求,参照日军用“五○”掷弹筒的样式,对自产掷弹筒进行革新,于1944年成功研制出重量轻、使用方便、威力大的掷弹筒。这种掷弹筒的使命中率达到94%,比日军使用的掷弹筒命中率提高9%,深受部队指战员欢迎。修械厂根据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关于“谁发明的兵器就用谁的名字命名”的指示要求,决定用温承鼎和吴奎龙两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将他们发明制造的掷弹筒命名为“鼎龙式”掷弹筒。

今天,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着一支“向应式”半自动步枪。这支半自动步枪就诞生于在牸牛沟修械厂。1944年,晋绥军区后勤部工业部一厂钳工温承鼎和武元章、刘万祥等以美国造小口径半自动步枪做模型,经过改进,成功研制7.9毫米自动调拴的半自动步枪。他们在步枪上增加活塞杆、活塞筒、闭锁机和复进簧等部件,使步枪能够自动连续发射。为防止发射时枪口跳动,他们在枪上增设防跳器。1945年6月1日,该枪经试验完全达到实战要求,射程比美国造半自动步枪远300米。该枪最后以关向应政委名字命名为“向应式”半自动步枪,以纪念这位为革命日夜操劳、英年早逝的军事家。

在晋绥抗日根据地,发明创造的喜讯从军工战线频频传来。晋绥军区后勤部工业部一厂积极开展发明创造活动,取得可喜成绩。陕吉泰和张学志研制的切爆发管机将工作效率提高13.5倍。范明瑞创造划炮弹引信刀、划引信碰火帽刀、铣碰火帽的改锥槽刀,使生产原料和工作时间大大减省。武斌创造的铣引信丝扣机,使生产效率提高1.5倍。李焕创造引信重锤划钻和洋柯重锤模子,分别节省人工1.5倍和6倍。赵举进在刀架压板上改进刀具,既节约劳动时间,又提高产品质量。另外,高子英革新宣传弹和燃烧弹,田佩闵创造分盘机可铣任何齿轮,李成其研制划火帽保险套。这些发明创造,显示出人民军工战士的聪明才智。

临县,依山傍水,古称“表里山河”,地理位置重要,富产铁、煤、木料等资源。1942年12月,中共晋绥分局机关由娄烦迁入临县招贤镇,同时抽调八路军第一二○师修造厂部分干部,协同当地党群部门,开展军火生产。招贤铁厂从此由铸造农具转为铸造地雷和手榴弹壳。1944年1月,中共临县县委在上咀头村建厂生产地雷、手榴弹。1945年2月,随着群众性爆炸运动快速发展,晋绥抗日根据地兵工厂成功制造各种地雷,在反“扫荡”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增强晋绥抗日根据地军工能力,晋绥抗日根据地1944年10月在牸牛沟成立晋绥军区后勤部工业部。工业部成立后,以牸牛沟修械厂为中心重新调整、扩建新建4个兵工厂:将牸牛沟修械厂改为工业部一厂,主要生产掷弹筒、弹和机器,工业部副部长杨开林兼任厂长;将牸牛沟修械厂分厂扩建为工业部二厂,主要生产手榴弹、地雷,研制八二迫击炮、一二○迫击炮和复装七五山炮弹,郝继唐任厂长;在临县招贤镇雷家茆的高炉试验工作组改为工业部三厂;将万户峪化学厂改名为工业部四厂。军区工业部还陆续兴办丁家坪针织厂、阎家坪毛纺厂、荷叶坪酒厂、乌镇油布厂、木头峪被服厂等民用工厂。这些工厂的建设,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

兵工战线一条条,生产英雄真不少。共产党员张秋凤1938年冬到工卫旅修械队当翻砂工,生产竞赛中他勤学苦干,成为优秀技工。他所在的小组增产地雷、手榴弹和掷弹筒弹弹壳3万个,翻砂效率提高30%至50%,适用砂型由50%提高到81%,1941年和1942年连续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模范”。1943年4月30日,晋绥行署、军区后勤部、总工会组织开展“学习张秋凤运动”,促进军工生产,涌现大批劳动英雄模范。在1944年12月召开的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上,有131名民兵英雄、56名纺织英雄、77名公营和民营工厂劳动英雄、40名模范工作者、11名模范学习者、22名机关劳动英雄,受到表彰奖励。

1945年8月,晋绥军区部队在贺龙、李井泉指挥下向日伪军发起了大反攻。伴随抗战反攻临近和抗日武装力量壮大,八路军频繁作战对弹药的需求量大增,特别需要爆破敌人碉堡和攻城的炸药。晋绥军区后勤部工业部1945年3月在佳县李家坪成立生产火炸药和总装炮弹、手榴弹、复装子弹的晋绥火药厂。建厂初期资金少、原料缺、能源缺、人员缺。没有电,就靠自然通风。制硫酸的焚硫炉溢出二氧化硫,反应中产生一氧化氮,酸气弥漫整个厂房;制造硝化甘油、硝基萘时产生大量酸雾,工人没有防护设备,衣服被腐蚀得褴褛不堪,工人们冬天光着膀子工作,硝化一次脱一层皮。硝化甘油毒性大,人接触后感觉头疼。制雷汞时,毒气体弥漫不散,工人每硝化一次就会血管膨胀。他们躺在地上休息片刻,迅速起来继续劳动。职工们生活很困难,很少吃到肉和白面。如此艰苦条件下,他们奋不顾身,忘我工作,保证了军工产品质量和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

吕梁苍苍,汾水洋洋;军工勋业,山高水长。八年抗战中,八路军第一二○师以及晋绥军区部队作战近二万次,消灭日伪军十二万余人,建立晋绥抗日根据地,并协同其他的抗日根据地开辟恒山区、加强平西区、巩固冀中区,保卫陕甘宁边区。为确保晋绥军区和八路军第一二○师作战部队频繁作战的武器弹药供应,晋绥军区兵工厂在十分艰难条件下日夜拼搏、浴血苦战,累计制造地雷12691个、手榴弹282909枚、“五○”掷弹筒1070门、“五○”弹129600多发、掷弹筒1000多个、步枪刺刀3300把、步枪276支、机枪20挺、子弹2500发。晋绥抗日根据地人民军工披肝沥胆、挥洒激情、倾注心血、奉献力量,齐心协力打造了晋绥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凶残日寇的铁骨金梁,为夺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节选

【作者简介】王楗夫,山东省国防科工办副主任、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1968年12月出生,籍贯诸城,汉族,中共党员。主要著作:《毛泽东书信赏析》、《文章大家毛泽东》、《小平忠告》、《为人民服务》、《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八路军兵工厂》、《群众路线:党的生命线》、《铁血荣光——抗战时期中国人民军工建设发展纪实》、《齐长城》、《九女孝亲》、《军工文化略论》。

本网编辑:郝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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