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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峰:“红色教授”的故事
来源:河北共产党员   作者:王晓平   更新时间:2021-08-18   浏览:1117


杨秀峰

“红色教授”杨秀峰,对河北人民来说并不陌生。1937年抗战爆发,他投笔从戎到冀西组建抗日武装,先后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职,在河北工作生活达15年之久。他一心为民,清正廉洁,功勋卓著,被誉为“人民公仆”,但由于一贯谦虚低调,有些事迹并不为人们熟知。

脱掉长衫组建冀西抗日游击队

杨秀峰是河北迁安县人。受家庭影响,青少年时期他便热爱读书,倾心革命。1930年在赴法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维护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成为他毕生奋斗目标。

1934年杨秀峰学成回国,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等几所大学任教。借助大学教授这一公开身份,他积极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革命理论,在平津文化界秘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深得青年学生的崇敬和爱戴,被誉为“红色教授”。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已是不惑之年的杨秀峰毅然投笔从戎。他将两岁的独生子托付亲友,与夫人一起带领平津进步学生奔赴抗日前线。当荷枪实弹的国民党溃兵潮水般地往后撤退时,一群身穿西装、旗袍、戴着眼镜的五颜六色的队伍却迎着溃兵开往前线。

按照中共北方局秘密指示,杨秀峰回河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游击战争。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冀西民训处特派员,有在冀西地区直接委任县长和发展抗日武装的权力。以此为掩护,他迅速组建成立冀西民训处,抢在日军占领之前,派工作团到平山、井陉、行唐等县进行抗日动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抗日武装。

1937年10月12日,日军进逼井陉。杨秀峰虽然一介书生,却十分沉着冷静,临危不惧。他亲自动员井陉县长和公安局长组织保安武装相机抗击敌人,但县长和公安局长却寻机逃跑。保安团长听从命令集合队伍待命,却只剩下30多人。这时,民训处部分工作人员也慌张起来,收拾行装准备撤退。杨秀峰见状,当即召开小会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我们的任务是组织群众抗敌,如果也像他们那样临阵脱逃,是不必到冀西来的。即使必要撤退,未经组织决定就这样慌张也是不对的!”后来军队已从前线撤退,这时杨秀峰才率领冀西民训处机关和井陉保卫团30余人,随着退却的部队,一起撤往娘子关。

转移途中,杨秀峰注意发动群众和收编县保安队,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冀西抗日游击队。从此,开始了转战冀西、冀南的艰苦战斗历程。由于我党团结抗战的正确政策和杨秀峰的个人影响,在很短的时间里,冀西抗日游击队就发展成为几千人的冀西抗日游击总队。后来,这支队伍正式编入了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建制,成为太行山区的主力部队之一。

发起首次老区慰问活动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杨秀峰和根据地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1949年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他任省人民政府主席,工作再忙他也没有忘记那些生死与共的老区群众,总想重返老区看看近况。1950年冬,在省农业厅、林业厅几名干部的陪同下,他们轻车简从悄悄来到阜平、曲阳。

当时正值隆冬,天降大雪,杨秀峰一行乘坐的汽车开到曲阳县城再往村里就走不通了。已经年过半百的他见状二话没说,领着随行人员步行到调研地。在分别看了周围村子的情况后,杨秀峰召集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县长、县委书记,还有闻讯赶来的附近的老百姓。当时,由于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忽视、放松农村、农民的现象,农民生活水平下降,产生不满情绪。在会上,这股怨气你一言我一语倾泻出来:“现在你们进了城了,我们没有人管了。”“我们以前的几个主要收入现在没有了,我们生活越过越苦啦,怎么办啊?”有的人说到激动处还掉下了眼泪。

杨秀峰心情变得十分沉重,也掉下了眼泪。在认真分析后,他觉得群众讲得有道理,是实情。尤其在看到当时阜平、曲阳受了水灾,时至寒冬,不少老百姓还没有棉衣穿时,他更是心急如焚。现在最要紧的事是解决吃饭、穿衣问题!一贯没有向上级伸手的他,向中央打了报告:“阜平全县及曲阳山区均系老区之老区,华北机关曾长驻此地,群众与我血肉相关。中央前拨我省寒衣数量较之募得总数比例很小,可否再增拨棉被、寒衣各十数万。”报告同时请求中央贷150万斤米,作为河北省全省山地生产贷款补助,以培养灾区自身生产自救能力。毛泽东主席看后批示:“周(即周恩来):应当批准此项要求。”很快,财政部从傅作义部队留下的衣粮里拨出一部分给百姓,一下子就解决了老区人民的生活大问题。

紧接着,杨秀峰又访问了晋冀鲁豫边区首脑机关驻地涉县、武安县,冀东抗日根据地的迁西、遵化。每到一处,他都细细地看,认真地听,然后综合情况上报给了华北局和党中央。这些材料,特别是群众普遍反映的“共产党下山忘山”的话,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他们对杨秀峰重返老区的做法大加赞赏,并决定以中央人民政府名义组织访问团对所有老革命根据地进行一次访问。

1951年8月下旬,华北局派出以刘澜涛为团长、杨秀峰为副团长的北方革命根据地访问团,下设九个分团,分赴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访问。杨秀峰携带了特制的毛泽东专为老区人民书写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题字,重上太行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遍访原晋冀鲁豫边区的心脏地区涉县、武乡等地。他一边访问一边帮助解决问题,遇到个别十分迫切的问题,立即打电话请华北局和政务院帮助。

1951年9月下旬,全国访问工作大部结束。9月底,被邀请的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代表随各访问团一起抵京,参加首都国庆典礼,并且在10月9日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周恩来表示党不会下了山忘了山,进了城忘了乡,目前国家还有许多困难,希望老根据地的同志们要理解,今后要尽力帮助老根据地的人民解决困难。这次访问过后,老区的人民群众感觉到党并没有忘记他们,干劲日益高涨。

主持查处开国第一大案

新中国成立后,党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而贪污腐化现象也迅速滋生蔓延,程度之严重,令人震惊。1951 年10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借助这一强劲东风,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贪污腐化的惊天大案浮出水面。

当时,因河北省委书记林铁赴苏联疗养,省政府主席杨秀峰负责牵头处理这起案子。在他的积极领导下,案件处理迅速。11月下旬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上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行为全部公开揭发出来。11月29日、12月2日,刘、张二人归案。之后,省委组成以杨秀峰为主任,省委组织部部长薛迅为副主任的“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彻查此案。

杨秀峰一贯清正廉洁,对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疾恶如仇。在担任冀南行署主任期间,有一个伙食管理员贪污同志们的生活津贴,有一个马夫偷卖马料,且都屡教不改,在杨秀峰的建议下,司法机关严办这两个败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他领导制定了《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其中贪污达500元即处以死刑。因此,刘、张贪污案一出,杨秀峰极为震惊、愤恨,但同时他又因为没有及时发现而深深自责。

12月16日,省人民政府将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提出了报告。报告中检查了省政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并请求给以处分。更让人意外的是,杨秀峰在1952年1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沉重的责任 惨痛的教训》长篇文章。在文章中,他一针见血地提出,河北省人民政府对刘、张二人贪污腐化行为长期没有发觉未能及早处置的原因“主要是河北省人民政府特别是我在领导上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在细细分析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后,他言辞恳切地写道:“以上是我从领导责任上对刘、张罪行所作的极不全面的初步检查。我深刻感到我的官僚主义毒害的严重责任,它使国家资财受到了巨大损失,并使人民政府的信誉蒙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害!想到这些,万分痛心!”

杨秀峰勇于承担责任的做法,产生了积极、正面影响。他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登出后,《河北日报》先后刊登了省财政厅厅长、省生产救灾委员会秘书长、省水利厅厅长、中国人民银行河北分行行长、省劳动人事厅等单位和个人的文章,检查本单位及个人在刘、张问题上的责任。针对性、尖锐性的文章报道日日不断,对一些单位、一些省级市级党政领导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揭发,被批评揭发的单位及领导也作出检查检讨。1952年2月10日,随着刘、张二犯被依法枪决,河北的“三反”“五反”运动迅速展开,党风进一步端正,社会风气日益净化。


来源:河北省委《共产党员》杂志

本网编辑:郝洪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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