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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史中的山西卫生健康事业
来源:晋绥网   作者:   更新时间:2021-11-26   浏览:835


从历史的长河中走来,驻足凝眸,回望党史,百年栉风沐雨,百年砥砺前行。今年是我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医疗卫生工作

卫生防疫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

抗战时期的晋察冀根据地,包括当时热河与察哈尔省的全部、河北省大部、山西省东北部、绥远省东部和辽宁省西部广大地区。1937年11月成立晋察冀军区,1938年1月成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即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地远离大城市,交通不便,自然环境恶劣,经济文化落后,物资匮乏,医疗条件极差。抗战前,该地区一些乡村中常有疫病流行。而这里医疗卫生资源十分缺乏,到1937年,整个晋察冀地区100多个县城,没有一所像样的医院,农村的医疗资源更是稀缺。医生的医疗水平多数都很低,稍懂点医术的都称作医生,医疗技术和设备也很差。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日军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和残酷扫荡,人民群众生活更加动荡和贫困,身体健康毫无保障,抵抗力大大下降,各种传染病流行。1939年秋至1940年晋察冀边区疫病频繁爆发并大面积流行,也往往与日军细菌战有关。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扫荡”的同时,还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他们将大批注射了鼠疫、伤寒等病毒的老鼠、蝗虫等投放到边区各地,以至日军每次扫荡后,边区的军民都有一次疫病发生。如在1939年4月河间的战斗中,日军施放的毒气致使贺龙师长及王震旅长均中毒负伤。1943年春季,日军在灵寿县的上下石门村、西岔头、万司言、吕生庄一带投放鼠疫菌。开始有儿童病死,到后来老少发病很多。上下石门村共200多户,最厉害时每天就要病死40到60人。

建立边区医疗卫生体系

为减少疫病对边区军民的侵扰,改善军民生存状况,使之有较为健康的体魄投入抗日战争和生产斗争,晋察冀根据地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医疗卫生的政策,建立和逐步完善了医疗卫生机构,建立了医疗卫生体系。1938年9月,晋察冀军区在山西省五台县河北村召开了第一次军区卫生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军区卫生机构的编制、教育、救护、转运伤员、药材补充以及医务人员的动员和医务人员的技术津贴等各项工作作出了决议。1940年,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颁布了《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其中第11条规定:设立专门机关,切实救灾治水,并发扬高尚的民族友爱的互助精神;以县、区或村为单位,建立大众互助的储蓄救灾组织,提倡清洁运动,改良公共卫生,预防疾病灾害。1942年12月,晋察冀军区在平山县的寨北召开了全区的卫生工作扩大会议,初步总结了三年来的卫生工作,对下一步的卫生工作进行了布置。1944年又在北岳区召开卫生高干会议,主要研究制定有关卫生、医疗、教育、药材等工作方针。在整个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政府与军区针对医疗卫生工作颁布了许多与之相关的法规。这些条例与指示的颁布,规范了边区的医疗卫生工作,对边区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晋察冀边区处在华北抗日的最前线,对敌斗争非常激烈,加强医疗卫生防疫工作十分紧迫。鉴于此,晋察冀边区以军区和边区政府为依托,首先建立起了军区卫生医疗系统,随后建立了边区卫生医疗系统。1937年11月13日军区卫生部成立。1942年7月10日,军区组织建立了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以加强医药卫生工作的业务指导。另外,军区还建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后方医院、模范医院、特种外科医院、军区直属休养所、白求恩卫生学校以及伯华制药厂等。在各个二级军区及其下属的军分区,也设有卫生部,以此领导辖区的医疗卫生工作。各个军分区也建有后方医院、休养所和卫生队。此外,在部队中建立了卫生员制度,以团为单位建立了卫生实施指导委员会,以连为单位设立卫生委员会,以此推动部队的卫生工作。

由于对敌作战频繁,救治伤员的医疗任务十分繁重。军区后方医院的规模不断扩大,加之各分区也纷纷成立自己的医疗卫生机构,而当时军委卫校分配来的医学毕业生与能够动员参军的地方医务人员的数量十分有限。因而,整个军区的医生、护士以及医务干部等人才非常缺乏,医护人才的供需矛盾极为突出。为了尽快解决医护人才匮乏的问题,根据地请求上级尽量多派遣一些医务骨干支持边区卫生医疗工作。1938年7月,延安中央军委卫生学校毕业的陈连生、郭传镜、马水清、杨传焕等人被派遣到晋察冀军区工作。同年的11月,由江一真带领的延安赴前方医疗队来到晋察冀边区,医疗队成员有黄梅生、王义之、魏方中、李统、孙峰等。1939年,延安总部和第120师又调给冀中军区一批卫生干部,这批人包括王恩厚、高洛良、何权轩、徐选河、谢建益、方中贤等。此外,边区还争取到了外籍医疗技术人才的帮助,其中有加美援华医疗队的白求恩和布朗,还有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爱德华、巴苏华等。这些被派遣和引进的医务人员解决了边区卫生医疗工作的燃眉之急,也为后来创建卫生学校、培养医务人员提供了条件。由此,晋察冀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逐渐建立并发展起来。

卫生保健和防疫工作的展开

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而疫病流行会严重损害抗日战争的力量。所以保证军民的身体健康,成为晋察冀边区极为迫切的要求。1939年4月7日《新中华报》社论就指出: “我国之所以能进行持久战,其客观条件之一,就是在于‘人多兵多’。……每一个人讲究卫生,多活一岁,便使我们的抗战力量 多增加一分,反之,少活一岁,那不消说,便是革命力量的一份损失。正是为了‘消灭敌人’,我们必须讲究卫生,健全身体来打倒企图毒化中国、摧毁我民族健康灭我种族的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6月21日《大众日报》的一篇文章也指出:“健康就是幸福,疾病就是痛苦;没有健强的国民,就不能组织坚强的国家。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为了持久抗战和保障边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边区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来保护广大军民的身心健康。

(一)开展干部保健工作1938年12月,晋察冀军区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成立了保健委员会。1941年,军区保健委员会和军区政治部先后颁布了《关于干部保健工作的指示》《保健工作的新规定》《干部保健条例》等相关条例,对这一工作进行指导和规范。

(二)开展妇幼保健和基层群众医疗卫生工作1940年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颁布了《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其中第14条规定:严防沦陷区敌伪淫乱恶风侵入边区,实行优良的家庭教育,养成儿童优良的生活习惯,开展孕妇儿童保健工作。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简称保育会,全称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为了拯救在日寇铁蹄下亲人被害、无家可归的受难儿童,为保护中华民族未来人才,于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创立。保育会是国共两党真诚合作的产物,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成果。它首创了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战时教育事业。为了更好地推进抗战事业,服务基层民众。晋察冀军区于1944年发出指示,要求卫生部门要热心为地方群众看好病,搞好服务。在这一指示下,军区卫生部拟定了具体执行办法,各级卫 生部门更加积极开展卫生运动,以解除老百姓的实际痛苦,晋察冀边区三分区在派专门人员与县、区政权共同开展地方卫生建设过程中,也积极组织医药合作社,帮助群众解决医疗问题。部队的医务工作者不怕牺牲为群众治病,在敌占区群众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老百姓纷纷说: “鬼子给我们造成病,八路军给咱们治好病。”

(三)开展清洁卫生防疫运动预防疾病流行,卫生防疫至关重要。晋察冀边区政府于1941年发出开展清洁卫生运动的号召,“开展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集体的工作,必须全村、全区……都崇尚清洁卫生,对于疾病之免除,方克 有济。因为病菌之蔓延和传播,并不只限于不讲求清洁卫生之人家。应该把这种知识,也确实解释给民众,使民众互相督促,进行这一工作。当然我们同时也必须告诉群众,这种集体的清洁卫生工作,还 在于每一个人、每一家人先从自己个人和家庭做起。我们要使家家户户一致动员起来,把清洁卫生造成一个紧张的广泛的运动。”随后各地方也相继通过不同形式宣传清洁卫生运动。尤其是部队的卫生机关在不同季节和不同疾病流行期,帮助群众搞好环境卫生,并讲解清洁卫生的重要性。

(四)开展牲畜防疫工作牲畜养殖不仅是晋察冀边区经济来源之一,同时也为边区军民提供了重要的运输力,对边区生产生活和抗日战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抗战期间,边区畜疫不时发生。针对畜疫不断发生的严重情况,晋察冀边区坚持预防重于治疗的原则。经常向群众讲解预防畜疫应注意的事项。如:对牲畜所住的圈窝进行清洁;经常撒一些石灰、黄土或沙土;纠正人畜杂居的习惯;一旦有兽疫发生,赶紧消毒隔离治疗;对市场进行监管,严禁将带有疫病的牲畜拿到市场上出售等。此外,边区还搜集一些经验偏方,并通过报纸、广播等各种方式进行传播推广。边区农林牧殖局还颁布了《羊的疾病与治疗法》。冀中区也发布了关于牲畜脑黄症、嗓黄症、肠黄症等病症治疗方法的通知,以此来防止兽疫流行。上述种种努力,使边区牲畜发病率与死亡率都有所下降,不仅减少了群众的经济损失,也维护了边区社会经济的稳定。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开展的卫生医疗事业,是边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它是抗战时期边区应对医疗卫生面临的严峻形势的需要,也是根据地坚持抗战的迫切要求。为此,晋察冀边区积极开展医疗卫生工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卫生医疗体系,颁布了医疗政策法规;建立了新式卫生医疗机构;大力培养卫生医疗人员;积极开展干部保健工作、妇幼保健和基层群众医疗卫生工作;全力救治病患者;广泛开展清洁卫生运动与防疫工作。这些措施促进了边区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改善了当地的医疗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社会多年的不良卫生习惯,提高了军民的身体健康水平。晋察冀边区提出的医疗卫生应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重视开展以群众清洁卫生运动为主的防疫方式,都为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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