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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敲开岁月的门
来源: 平遥雪野   作者:郝文俊   更新时间:2019-08-07   浏览:809


一九九一年的农历八月十六,那是一个灰暗的日子。
早晨,哥哥把我叫回娘家:父亲怕是不行了。我站在父亲的炕头,拉着父亲又黄又柴的手,紧紧地攥着,眼睛盯着他,唯恐一松手,一眨眼,他就会消失,会溶化了。“孩子,几点了?”我说:“九点一刻。爸爸,今天是秋分。”父亲安详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愕然了,“秋分”不正是父亲对我常提起的那个日子吗——孩子,熬到秋分,爸爸就要走了。听到这个节令他已无心无力再扎挣,这个世界彻底抛弃了他,像掰掉一片被病毒蚀透的枯叶一样。
这一刻墙上悬挂的时钟莫名其妙地戛然而止,就像父亲专用的暖瓶在我手里无情由地爆裂一样,种种迹象预示着父亲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这一刻泪水夺眶而出,抑制不住的悲声已顾不了人之将去不能嚎啕的乡俗。
人常说,父爱如山,而我们的父爱却如细雨无声地滋润着他的孩子们,这爱、这情尽在点点滴滴中。在那段风雨交加的岁月里,在那个特别的社会背景下,父亲并不健壮的身体不可能如山一样给我们挡风遮雨,给我们强有力的依靠,只能用他的慈祥给我们撒一层绵绵细雨,用他单薄的肩膀挑起十一张嘴巴。




在《东方红》唱响的前夜,我们的家庭诞生了。伴着雄鸡在东方的一声报晓,姐姐、二姐、三姐接踵而至,热闹的家庭给初为人父的父亲带来了喜悦。特别是乖巧伶俐的二姐,总爱抹了红脸蛋,站在箱子上唱歌跳舞,深得父母的宠爱,邻里的羡慕。一九五六年,农村流行一种重感冒,老百姓叫“吭喘病”。不幸的是病魔找上了二姐,她夭折了。才四岁呀,正是蓓蕾含春的季节,还未来得及好好看一眼这个世界呢。父亲无法接受命运给他的不公安排,抱着二姐失声痛哭:既然来了为甚要走,既然要走何必要来呀。命运的风刀霜剑在年轻的父亲心上刻了一道深深的创痕。




我小时候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像当时每个农民家庭一样,我们家也是食不果腹,虽然有母亲顿顿称着面匀点着而不至于断了粮。可是,因为营养不良哥哥长成了大头鸡胸,五姐到了三岁还不能下地走路,我刚生下就是罗圈腿,连小被子都撑得盖不住。父亲看着我直掉眼泪:担心长不大,又怕长大了嫁不掉,更怕嫁了没人疼。与其在世上被人歧视,遭人欺凌,还不如趁不晓事扔掉呢。可是,面对一条瘦弱的狗娃儿一样的生命,他终究不忍心,大不了长不成人样儿,自己至死守着、养着也认命了。
九个孩子,两个大人,十一张嘴都要吃,而农业社的定量供应是远远不够的。哥哥胃口大又吃不饱,每天坐在门槛上,拉着唱腔叫嚷着:饥了——饥了——。父亲心疼也没办法。只能给我们画饼充饥。那个“饼”就是我们一致要求的,百听不厌的“牛雕的故事”。天黑了,为了打发那个饥饿的长夜,我们兄弟姐妹围坐在簸箩边,一边剥玉米粒或棉桃壳,一边享受父亲描绘的美味:从前,有个财主家里祝寿,在院子里摆满了丰盛的酒席,有鸡、有鸭、有猪蹄、还有红烧鲤鱼……突然,天上有一只牛雕飞过,不小心掉了下来,正好砸在餐桌上……后来财主如何让牛雕驮着找到太阳的屋子,如何往口袋里装金子,如何因贪心被太阳烧死,我们不大在意,我们关注的是那些美味,我们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一个个咽着口水想象,想象餐桌上冒着热气,喷着浓香,肥得流油,红得耀眼的鸡鸭鱼肉,那幻觉就像安徒生童话中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那时候,我们很饥饿,但是,我们很幸福。我们一家人厮守着,姊妹们凑在一块就是一台样板戏:一会儿“临行喝妈一碗酒”,一会儿“甘洒热血写春秋”;一会儿“听奶奶讲革命”,一会儿“智斗”。唱红的、唱黑的、唱生的、唱旦的样样不缺,我们饿着肚子穷开心着。就是那样,九个孩子,父母硬是没舍得送给别人家一个呢。




是的,别人说父爱如山,我们的父爱却如雨。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第一次去太原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令我难以忘怀。那时候我四五岁,下了火车,我兴奋地东张西望,问这问那。父亲抱着我走在太原光光的马路上。他走走停停不知在找什么。一会儿,他在路边一个卖水果的门市部前站住了,眼睛冒着光,盯着铺面上摆着的一把把嫩黄的东西。也许是激动,也许是拮据,他的手抖抖索索伸进衣袋里,又拿出来,再伸进去。那时候农民在城里人的眼里就是乡巴佬。城里人看乡巴佬的目光大都是不屑的。父亲根本不在乎售货员的小觑,太原这么大,谁认识谁呢,他摸出钱给我买了一个香蕉,仅仅一个。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一向节俭的父亲为我买了他认为世上最好吃的奢侈品——一个香蕉。他很小心地剥开皮,凑到鼻尖闻了一下,递给我说:这是香蕉。孩子,吃吧,好吃呢。父亲微笑着盯着我的嘴。可是,我只咬了一个尖,便吐了出来,那粘粘的脂粉味怎么也接受不了。我说:还不如胡萝卜好吃呢。父亲唏嘘不已,连连说:真可惜了。这么好吃的东西,这可是香蕉呐。他自己不情愿地吃了。年幼无知的我,因为从小养成的口味,白白糟蹋了父亲的一份好心情。父亲只好再破费一次,买了一把葡萄干,叮咛着我,路上全吃光了啊,别剩下,叫姑姑看见了不好。那时,闹地的农民还比不上不种粮的工人能吃饱饭呢,到城里亲戚家走动,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了。无非是蹭顿饭吃,再拿回几件穿小的旧衣服。就是这样,村里人也眼馋着呢,叫“沾光”。父亲怕尖刻的姑姑说:你们家没钱还买葡萄干吃,好手大啊,挨饿也不受屈。




虽然是农民,父亲把尊严看得很重。
家里孩子多,劳力少,从农业社吃口粮起,就年年亏欠集体的粮食,折了价就叫“款”。因为劳力少,赚不回足够的工分和所消费的粮食相抵,我家便成了“欠款户”。虽然不偷不抢,纯粹的良民,然而,只一个欠款户的头衔就压得父亲抬不起头来。有一次,他喝了一点酒,想到眼下的境况,悲从中来,他垂泪嘱咐哥哥姐姐们:如果我死了也还不上饥荒的话,俺孩们记得,长大了一定好好干活,把欠款还了,给爸爸长长脸。到那一天可一定要在爸爸的坟上烧张纸告一声啊。生活的颤音凝结着凄凉,回旋着一股“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悲怆和无奈。只不过陆游是伟人,想着报国雪耻收复失地的伟业,而父亲只是一介草民,小小的情怀也唯能装下一个小家、一份自尊罢了。
父亲生在望族大户,书香门第。所以,很看重学文化。他曾就读于“平遥县立初级中学”,后来由于家业败落休学了。我很小的时候,他常常给我讲社会,讲宇宙。宇宙的浩渺无边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产生强力的探求欲望。父亲给我幼小的心灵插上了想象的翅膀。
我小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学校都忙着批林批孔,学工、学农、学军,根本不能正常上课读书。课外读物更没有。小到小人书,大到线装小说,饥不择食的我只要逮着一本书就如获至宝。那时候我很小,连字都识不了几个,读书的渠道全是吃姐姐们的“过水面”。姐姐们借回书来怕我弄坏了,当然也怕我学坏了,所以,读过后便藏起来。她们下地劳动走了,家里便是我的天下,柜顶上够不着便踩着高凳找,锅灶下、炕洞里总能翻出来。不管是香花还是毒草,不管是《艳阳天》还是《迎春花》我都不放过。读完了再放回原处。这样渐渐提高了阅读能力。有一次,我在姑姑家捧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专心地读,一位叔叔看见了很诧异,对爸爸说:这么小的孩子,就能读懂这样的书吗?不简单,不简单呐。父亲听了很得意。父亲不太爱张扬,而他当时的笑容直到今天都是我记忆中最明朗的画面。




那时候,我们不像如今的孩子学习负担重,我们有充足的时间玩。除了唱歌,我们也比赛画画儿。拿十六开白纸画好了贴在墙上。五姐喜欢唱歌,所以画《洪湖赤卫队》里的韩英,我喜欢诗,就看着历史课本画李白。四姐看我的李白好,她也要画人物。她看着周总理的像画总理。结果还用说吗?她的课题太难了。画总理不成,便添了副眼镜,取名:戴眼镜的人。我取笑她:四姐,不如再改一改,改成长胡子的人,或者改成大树,改成黑板吧。父亲发现我喜欢画画,常常向做高工的姑父要一些晒图纸。每到年底他总会从姑姑家带回一卷卷晒图纸和中国画挂历。那些晒图纸我便以为是宣纸。只是没有中国画颜料,也没当宣纸用。大多裁开画了白描、素描、水彩画。那些东西在当时可是最养眼的物品呢,我一直珍藏着。如今,物是人非,那些挂历也不再是单纯的画片,它们附着了父亲的灵魂,承载着父亲的慈爱,还有我对父亲沉甸甸的思念。
父亲是农民,他却不像别的家长只关心孩子的吃穿。他常常说:幸子就是杀子。他尤其注重我们品质和智慧的培养。孩子们没有条件深造一直是他的心病。姐姐是文革前的一中生,一中还未毕业就赶上了文革。后来,三姐、哥哥、五姐都因为家里人口多劳力少,在升高中时被生产队捋了下来。四姐有幸读到了高一,母亲生了一场大病,在老师和校长的叹息声中她不得不辍学。我初中毕业,文革结束了。高中期间,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父亲兴奋地说:孩子,你赶上了。然而,那一丁点的机会对农民太苛刻了,面对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升学成才之路,父亲并不放弃。我没考上高校,他继续支持我复读,在当时重男轻女的农村,我与别的女孩子不同,我是幸运的。面对太多的遗憾,太多的希冀,太多的爱,我只有一个目标。不为以后日子好过,只为父母争光。直到有一天在父亲给我送干粮的时候,同学问我:他是你爷爷吗?我才发现四十三岁才生下我的父亲已是满头白发,是我同龄人的爷爷辈了。我泪流满面,是啊,父亲老了,我怎忍心再要他供我复读呢?如果我能为他分担一些劳累,那个光不争也罢。我的愿望只有盼弟弟妹妹实现了。




改革开放后,农民的光景一天天好起来,可是父亲却病倒了。肝癌晚期被医生宣告了半年的生命期限。漫长的等待,等待。理智地等待死亡,天真地等待奇迹。
那时,回娘家就是扮角色。为了掩饰父亲的病情,进门前先换一副开怀的笑脸,再甜甜地问候一声:爸爸,好点了吗?像面具一样摆给他。然而,并不蹩脚的演技却演砸了父亲的心情。他怪我不如姐姐和他亲,他都病成这样了,姐姐回一次家哭一回,我却还能笑出来。可是,他怎么能知道,伴着笑声滚落的泪珠在转身的瞬间擦掉咽下了呢?也许是为了试探病情,也许是为了表达那份倒计时的慈爱。有一天,父亲用他的筷子从碗里夹起腊肠送到我嘴边,为了掩饰他的病情,更为了保留那份彼此的温暖,我把腊肠不在意地有滋有味地吃掉:很好吃呀,爸爸。其实,父亲的病情他很清楚,即使我们不说破,彼此都心照不宣。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些小把戏也太小儿科了。
病魔是无情的,尤其生在肝脏。
记得有一段时间有些好转,父亲居然骑着车子在自家庄稼地里转了一圈。回到院子里,他叉着腰抑制不住仰天大笑。似乎在向天宣告:我活了,我又活过来了!尽管他对生活有无限的渴望,尽管我们曾虔诚地录下父亲用孱弱的声音对生命的祈求——《好人一生平安》。然而,该来的还是来了,不想走的还是走了。
带着深深的眷恋,父亲走了。我们拉他不住,拉不住啊。我唯一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买一副寿木板。我在棺木上为他画了一幅飞天乐女演奏的“娱乐升平”图。希望他来生幸福平安。最后,再画一把他最爱吃的香蕉,以铭记他的养育之恩,寄托我的思父之情。





选摘编辑:郝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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