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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拾红色记忆 ——掠影陈希云
来源:毕节地区文联   作者:罗建明 李东升    更新时间:2019-11-06   浏览:306

    到达陕北的红2方面军一部。前排左起:陈文彬、李建良、罗志敏、刘道生、陈文彪、颜金生、李贞;中排左起:陈希云、朱瑞、卢冬生、王震、甘泗淇、贺炳炎、陈伯钧、贺龙、任弼时、左权;后排左起:1.王定一,2.朱绍田,3.张子意,5.黄新廷,6.刘少文,7.成钧,8.周士第,10.廖汉生,11.关向应,13.谷志标,14.朱明,15.王绍南,16.戴文彬,18.李井泉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张颁布于1936年2月21日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第四号)》,落款为“主席:贺龙 代主席:陈希云 副主席:朱长清”。这三位以黔西北为中心的川滇黔苏区政府领导,曾经用他们穿着草鞋的双脚走过乌蒙山的沟壑;曾经用他们粗糙的双手为当时的“干人”分过谷米;也曾带走了五千多黔西北各族儿女,让他们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谱写了灿烂的篇章……他们中十大开国元帅之一的贺龙,早就以他“两把菜刀闹革命”、“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的英雄传奇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惨遭遇而家喻户晓。但是对后两位领导者,人们却知之甚少,就是在他们曾经创建的革命根据地、颁发过这张红色文告的红色老区——毕节,同样对他们的革命生涯知晓不多,且那依稀的零碎记忆,也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淡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作为革命老区的民众,我们有必要唤起心底的记忆,追思与缅怀那些舍生忘死的丰功伟绩。

                 一、川滇黔省革委会的沿革及其领导人
     1934年7月,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的率领下,奉命离开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成为了中央红军序列中率先踏上战略转移征途、完成牵制敌人和探道任务的第一支队伍。当红六军团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转战,与凶猛围攻的国民党军队顽强拼杀,从出发时的七千多人减少到三千多人的时候,终于在印江县木黄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师后改为二军团)会师了。会师后红二、六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发动了“湘西攻势”,克永顺、攻常德、占桑植、进桃源,直接威逼长沙。由于军事上的胜利,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形成。根据地成立了任弼时任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省委,1934年12月1日,在大庸县天主教堂又诞生了苏维埃政权——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先后在大庸永定镇、永顺卧塔及龙山兴隆街、茨岩塘办公。湘鄂川黔省革委的组成人员为:
主 席 贺 龙
副主席 夏 曦 朱长清
委 员 贺 龙 夏 曦 朱长清
秘书长 张启龙
劳动部部长 朱长清
粮食部部长 张经展
财政部部长 喻 杰(代理) 陈希云 虞志清
土地没收委员会主任 王邦秀
财产没收委员会主任 陈希云
肃反委员会主任  吴德峰
     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正规部队130个团,加上大量反动地方武装共30多万人,采取持久战和堡垒围困方针,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企图将红军主力逼歼于龙山、永顺、大庸之间。此时红二、六军团与党中央联系中断,南方8省只剩下这一块根据地,其它游击区相距甚远,又很分散,彼此不能呼应配合。红二、六军团兵力与敌军相比,众寡非常悬殊。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分委决定突围,争取在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开辟新根据地。
     占领上述地区后,被敌人围歼的严峻形势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休整7天后,红二、六军团开始西进,拟到乌江以西,长江以南的川滇黔地区活动,争取在贵州西北部建立根据地。1936年1月20日,在突破余庆、龙溪封锁线的途中,和党中央失去联系达半年之久的红二、六军团,突然收到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的两次电报,指示“二六军团可在川、滇、黔活动”;“应以佯攻贵阳之势,速转黔大毕地区,群众地形均可暂作根据地”。于是红二、六军团挥师逼近贵阳,迷惑与调动了蒋介石布置在贵阳以西,鸭池河渡口的敌23师、99师后,突然绕道黔北奔袭扎佐、修文,1936年2月2日突破乌江上游天险鸭池河,占领了黔西北东大门的黔西县,开始了以毕节地区为中心的川滇黔革命根据地创建。是时,中央红军踏遍万水千山,历尽千辛万苦,在敌人的围追阻截中落脚于陕北,而红二、六军团则在以坚持争取在湘黔滇创建新根据地、继续坚持和发展江南革命斗争为目的的斗争中,在黔西北取得了一个“黄金时期。”

   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完整意义上的革命根据地,大多建立有党的组织,政权机关,革命武装。以黔西北为中心的川滇黔根据地,则完全具备了这些红色要素。2月5日,在黔西县召开的载入中国革命史册的“黔西会议”上,组建了以任弼时任书记的中共川滇黔省委,标志着湘鄂川黔根据地及其领导机构使命的结束。2月6日占领大定(大方),2月8日在县城召开军民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陈希云宣读了《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阐明了苏区新政府在根据地的宗旨、施政方针。

   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原则上由原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原班人马组成。鉴于原副主席夏曦身兼中共川滇黔省委委员、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双重职务,且承担配合任弼时、王震抓根据地建设的主要任务,故不再兼政府副主席职务。主要领导为:
主 席 贺 龙
代主席 陈希云
副主席 朱长清
     当时贺龙主要负责指挥两军团的外线作战,故由陈希云履行主席职责。2月14日,中共川滇黔省委又将贵州省工委领导的三支武装组建为根据地地方军队——贵州抗日救国军,以黔西北为中心的川滇黔省根据地建设进入了全新时期。
                 二、杰出的后勤指挥员
     战争时期的政体,是党政军为一体的领导集权控制模式。作为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代主席的陈希云,不但是代主席、财产没收委员会主任,还是二军团后勤部长。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保证部队战斗力,不但是他此时的主要职责,而且贯穿了他一生的革命春秋。
     陈希云1902年出生于湖南茶陵县秩堂乡墨庄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据陈希云之子原国家建设部副部长陈斌回忆说:“我父亲从小非常聪慧,家庭贫穷,十多岁便在一个地主开设的染布坊做工。由于干活勤快细心,深受大家喜欢。有一个师傅特别喜爱他,干活之余的空闲,便教他学打算盘。师傅教得认真,再加上他刻苦的勤学苦练,算盘便打得又快又好,技巧超过了周围所有的人。更有一绝便是能头顶算盘,左、右手同时拨珠计算,能达到准确无误。教他算盘的师傅是中共地下党员,1927年经师傅介绍,父亲参加了革命,一直从事财政和后勤工作,这和他善于理财,精通珠算分不开的。”
     投身革命后,陈希云任乡农会会长,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湘赣根据地形成,任茶陵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不久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银行行长兼财政部长。1933年苏区形势紧张,转入军队,任六军团十七师供给部长,投入了湘赣苏区反围剿斗争。陈希云由于是独子,17岁不到家里便按传统习惯让他结了婚,第二年任六军团供给部长后,接到从苏区突围西征的命令。陈希云在出发前匆忙回了一趟家,把13岁的孩子陈斌交给茶陵县苏维埃主席谭余保,踏上了战略转移征途(13岁的陈斌编入留在苏区的湘赣省委警卫连,经过九死一生的艰难斗争后,在抗战时期回到延安)。红二、六军团会师后,陈希云任二军团供给部长,以杰出的后勤工作,保障了红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而发动的“湘西战役”和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创建,在川滇黔省苏区被推选为代主席。
     在新根据地,陈希云投入了紧张忘我的工作。有几件事至今还在广为流传。
     1935年,中央红军在毕节辗转战斗时,在老百姓手中留下不少瑞金苏区发行的纸币。这些苏维埃政权的货币,有的是向老百姓购物时给付的,有的是给挑夫、向导的酬劳,也有的作为一种将来兑付的凭据,甚至有红军当作玩艺儿送给驻地小孩玩耍的……不管怎样,反正都失去其商品交换的价值。红二、六军团到来后,有大胆的群众,便拿来找部队要求兑换成大洋。这可是个难题,贫困的红二、六军团,虽然在黔西北根据地打土豪收获不少,但战士们还衣衫破烂,脚上穿着破草鞋。要把响当当的大洋拿出去换这些废币,各级后勤干部心痛得抽气。贺龙得知情况后指示道:“换!什么他们我们,都是红军。共产党不糊弄百姓。”陈希云按贺龙指示,迅速组织各级后勤干部,在各驻地设立兑换点,以五千多现大洋换回了群众手中废币。老百姓纷纷传扬:头届红军留下的“毛儿票”,这批红军认帐。这新政府硬是象他们布告上说的那样,不损害百姓利益。
     毕节首富刘熙乙在红二、六军团到来之际,响应地下党的宣传,首先让自己的商号带头开张营业,并组织员工参加欢迎红军。红军入城后,他让商号免费给部队送去了蜡烛、煤油供照明之用。根据他出生贫穷,白手创业的经历,新政权将他定性为开明绅士,民族商人,排除在土豪劣绅之外,所经营商号亦予以保护。特别是红军到他的百货店购五色纸张书写标语,连搭送的两支毛笔也要照价付款的行为,更是感动了这位民族资本家。看到陈希云穿着草鞋、冒着淋漓细雨为筹集后勤供应奔走,刘熙乙约上省工委委员、贵州抗日救国军参谋长邓止戈,给他送去了一双胶鞋和一把泸州桐油布雨伞。当时的情景是动人的。陈希云先是拿起这两样礼物观察,随即抛在桌上,突然抓住刘熙乙的双肩摇晃着喊道:“说!雨伞胶鞋还有多少?”惊愕中刘熙乙不知怎样回答。陈希云赶紧扶他坐了下来,再说道:“刘老板别误会,一看见这俩件宝贝疙瘩,我高兴呀!战士们从湘西寒冬腊月走出来,光脚实板冻得裂口横一条竖一条,裂口渗出血,一步一个血印呀!还有,行军途中遇上大雨,淋得裤裆底下无干纱。这东西他们没有,我用不起呀。你的商号里还有多少这玩艺,有多少咱们照价全要。”刘熙乙回答:“这两种货物红军还真是用得着。不过我商号里存货也才有胶鞋百来双,雨伞几十把呀”。邓止戈见陈希云一脸失望,便动员刘熙乙想办法组织进货,最达限度地供应红军。刘熙乙也急红军之所急,马上给重庆、泸州的商号拍电报织组进货。货物组织好后,贵州抗日救国军战士500多人穿上便装,组成挑夫队马不停蹄地奔泸州运货,使物资快捷安全到达毕节。收货时因两样物资各商号进货价格不一,需汇总计算。陈希云抓过算盘分咐拿着账本的两个伙计:“报账!”便欲左右手开打。刘熙乙不相信地摇头,两个伙计也呆住没报数字。“念呀!”陈希云催促,两个伙计各自报出一连串数字。一阵清脆的算盘声,数字与商号的计算准确无误。刘熙乙敬佩地往算盘千位上拨下两颗珠子:“红军藏龙卧虎呀!冲着这一手算盘,总价上我让利二千。”争执中刘熙乙说:“仁义之师,岂可赚钱。这批胶鞋、雨伞,只收成本,不算利润。刚才拨下的两颗珠子就是利润,算我对红军的一点心意。”这两万双胶鞋、雨伞,在后来的乌蒙山回旋战以及长征途中,发挥了宝贵的作用。
     到达新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衣裳破烂,粮袋空空。赶制军服,加工军粮是后勤部门的首要任务。要在短期内赶制2万套服装,需要大量人手,除红二、六军团设在女校(今二小)的被服加工厂外,地下党组织、毕节中心县委、苏维埃政权、大方拥红委员会,均参加组织动员了两县城乡所有缝纫店、裁缝铺,甚至“老衣店”以及大量家庭妇女,组成了无数个加工厂,日夜不停地赶制军服;至于军粮,除日常生活外,每个战士的干粮袋还需装上预计5—10天生活的粮食,仅此一项,就急需赶制加工军粮近10万公斤。打土豪缴获以及购买的大多是谷子,不得不送到众多碾米厂加工成大米。那一段时间,陈希云不分白天黑夜,马不停蹄地奔走在这些加工厂检查、指导、督促,全然顾不上吃饭、睡觉。在女校检查验收服装时,又累又饿,晕倒在地,喂了一碗稀饭才苏醒过来。由于出色地完成了后勤供给准备,为红二、六军团胜利完成长征作出了卓越贡献,陈希云多次受到贺龙、任弼时的称赞。

                三、把革命的粮袋扛在肩上
     走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20师。陈希云先后任师供给部长、晋绥军区后勤部长、晋西北军区后勤部长、晋西北根据地财政部长。他常对战友们说:“战士扛的是枪支,咱们扛的是粮袋,都是把革命扛在肩头上。”作为供给战线上的组织者、领导者,陈希云用后勤保障这个战争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保证了解放大西北、大西南的胜利进程,荣获了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人民功臣”勋章。
     改编为八路军后的120师,部队供给状况虽有所改变,但国共两党政治上的根本分歧,则令后勤供给如晴雨表而阴晴不定。这就决定了部队后勤供给系统工作不能松懈,自我调剂的沉重担子时时压在肩上。从1940年1月开始,敌伪部队对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蚕食、封锁”行动,国共两党之间也曾一度关系紧张,部队后勤供应极度奇缺,急需粮食、武器、弹药。师领导也认识到经济问题的严重性,贺龙对后勤部长陈希云说:“从现在起我管后勤部,你要每天给我汇报一次。”为了筹集资金换回部队急需的物品,陈希云和副部长范子喻马不停蹄地分别深入到晋东和晋中,到敌占区去筹集粮款,结果收效甚微。成天因苦苦思索怎样解决供给困难的陈希云,有一天半夜突然跳下床来,敲开了副部长范子喻的房门,到天亮时两人最后敲定出一个新的方案。当时在根据地的绥远地区,有一个地方叫大青山,出产的土特产品深受民众喜爱,民间流传着“绥远有三宝:莜麦、山药、羊皮袄”的赞誉。于是两人便到大青山地区筹集上述物资,再运到敌占区和国统区去换取晋西北急需的资金。这一招果然见效,第一次变卖物资,就带回了四十万元大洋。这时,延安的党中央经济也极为困难。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后勤部长叶季壮发来电报向120师求援。贺龙找来陈希云、范子喻,让他们看了延安发来的电报。这还有啥说的?先要保住头才有身子!两位后勤部长和贺龙一样,急党中央所急,向延安送去了二十五万元大洋。从那时起,他们经常向延安送钱,最终送了多少已成了无法统计的数字。
     面对战争与经济的困难局面,从1940年起,根据地掀起了坚持“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的热潮,隶属于120师的359旅,因把荒凉贫瘠的南泥湾建设成“陕北的好江南”而传唱至今。作为师后勤部长的陈希云,除了后勤供给的日常工作外,还积极参加和组织全师开展大生产运动。部队不但在短时间内开荒9万多亩,种蔬菜1300多亩,还大量养殖马、牛、羊、猪。这为改善根据地的后勤供给条件,粉碎敌人的封锁,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提供了物质保障。
                 四、参加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性阶段。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使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陷入困境。为支持长期战争,同年4月,由薄一波、董必武主持,党中央在华北召开了各解放区后勤部长、财政部长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陈希云作为晋西北的代表,在会议上除报告了陕甘宁、晋绥财政经济工作状况,还对解放区财政工作中发展后方经济、支持解放战争等问题提出了极有创见的探讨:(1)财政经济工作存在的问题;(2)人民负担问题;(3)开源问题;(4)精简与节约问题;(5)财务行政管理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工作思路的建议,为解放区财经工作奠定了新的基础。4月16日,党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任董必武为主任的决定》,陈希云作为晋绥代表与薛暮桥、方毅、南汉宸、姚依林、杨立三、白如冰等各解放区代表一道,被中央任命为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参加办事处的经常性工作。财经办事处实质上履行了早期中央财经委员会职责,它的任务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统一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政策,指导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推行;除特别重大问题,需报中央及其工委会讨论,并通过中央局执行外,在一般问题上,可直接指挥各解放区财经办事处执行。
     说到华北财经办事处,还涉及“中国人民银行”命名的一件趣事。
     按华北财经会议决定,董必武主持制定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章程》,提出了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的任务。经党中央同意,决定开始组建统一的中央银行,在华北、西北、华东三大解放区发行统一的纸币。在此之前,各解放区间发行的纸币互不统一,各地货物流通和老百姓买卖极不方便。组建统一的中央银行,在办事人员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他们都是来自各解放区主管经济工作的行家,对未来的中央银行早就期盼在心。有人立即提出新中央银行的名称问题,杨立三喊着说:“令人振奋!新银行起个什么名字呢?”来自华东解放区的薛暮桥说:“我建议用‘联合银行’,我们各个解放区银行的大联合嘛。”“我建议用‘解放银行’,解放区的银行嘛,中国银行业解放后建立的银行。”白如冰说。陈希云道:“我赞成白如冰起的名字,不过这是全国性的银行,最好还是加上几个字,叫‘全国解放银行’。”众人喜形于色,兴奋地各自发表见解。但是姚依林和南汉宸却摇头。姚依林说:“你们起的几个名字好是好,但是局限性也不少。”南汉宸紧接着说:“以后我们建国了,再过五十年或一百年,还叫解放?还说联合?那就过时了!”他这一点拨,众人一想说:“嗨哟,这名字还真得好好琢磨琢磨。”
     第二天午饭前,大家围坐于饭桌前,银行命名一事自然又成为饭前讨论的话题。从晋察冀边区银行来的何亭松副总经理说:“我经过一晚上的反复琢磨,想了几十个名字,都不对劲,又推翻了。天亮时觉得‘中国人民银行’这个名字比较适合。”董必武一听,也觉得这个名字比较好,马上接口说:“未来的中央银行,我看就定为中国人民银行。蛮好!你们想,国民党的银行是四大家族的银行,名字也叫得多;我们的银行是人民的,人民的银行就叫‘人民银行’,我看没错。赞成赞成!人民银行,人民大众的银行。”“就用这个名字好!”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道。由此,镶嵌在我国金融史册上的一个光辉命名,在这些经济行家的集思广益中,在没有任何繁文缛节的情形下诞生了。董必武笑着说:“这不是我们就能定下来的,经中央批准后,我们才能用。不过这个名字,我们可以上报中央。”
     1947年10月2日,正在陕北山沟沟里与胡宗南大军艰苦转战的毛泽东,坐在石头上收到董必武自邯郸拍来的电报:“已派南汉宸赴渤海与张(鼎丞)、邓(子恢)商议建银行的具体办法。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早定,印钞时需要用。工委也同意……”毛泽东吸着香烟沉思一会,扬扬电报,递给坐在对面石头上的周恩来说:“有钱走遍天下。银行银行,没有银子就行不通呀。”10月8日,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意见回电:“……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
     随着战争的南移,1949年3月12日,晋绥军区后勤部长兼边区财政部长的陈希云来到边区洪涛钱币印刷厂,对所有工作人员作了妥善的随军工作安排,解散印刷厂后,他投入了进军大西南的滚滚洪流中,并挑起了西南军区后勤部长的重担,同时还在邓小平兼任主任的西南财经委员会任副主任和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长。1954年11月1日,陈希云任中央粮食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当选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五、舐犊情深树后人
     1957年2月6日,陈希云这位从湘赣根据地转移到黔西北,再从毕节踏上长征之路,一直在革命征途上长征不已的共产主义战士,终于走完了生命的征途。弥留之际,他对党和人民没有丝毫的个人要求。这个一生从事财经工作、与金银财宝打了一辈子交道、两袖清风的财经专家没有任何财物可留赠后代。唯一念念不忘的是对子女殷切的希望,也就是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在他艰难的口述中,身边同志记下了他的遗言,题目叫《对孩子们的遗嘱》。至今,这篇遗嘱仍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它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和对青少年一代培育、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教材。全文是:
     现在国家正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在这个时期与你们永别了!你们正处于青年、童年时期,希望你们现在或将来长大成人后,要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千辛万苦的斗争取得的。
     中国的革命事业是长期的、艰苦的。我们的革命目的是要在我国消灭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制度,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目前人民民主革命阶段已经完成,但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任务仍然非常艰巨,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在革命红炉里锻炼自己,成为有坚韧不拔意志的人,锻炼自己成为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和优良革命品质的人,并在生活上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现在和将来都希望你们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和政治理论水平,同时注意锻炼身体,保持健康的体格。至于你们的职业,将来可根据身体条件来选择。但我希望你们都要有军事知识,当国家需要你们的时候,才能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党的利益,而且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你们都应该学习。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父母亲,有了党的领导就不管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革命事业就一定会彻底胜利!希望你们将来都能成为党的好儿女,党的好党员,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加强组织观念,不论对党、对团、对少年先锋队都应该忠诚老实地服从组织和执行组织的决定。
     团结一致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希望你们现在和将来,不论在家庭或社会,对党内或党外都应该搞好团结。
     你们在学校中学习或在工作岗位上,都应该具有正确的思想方法,那就是看问题的方法要全面,对任何事情都应该反复考虑,要加以分析,不要把大问题看成小问题,小问题看成无问题,以防片面。片面的思想方法一定会引导你们走入错误道路的。
     根据我个人在革命工作中的经验,不论做领导工作或一般工作,最好的工作方法主要有两条:第一,紧密地依靠党的领导;第二,发挥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这两条工作方法,希望你们要永远铭记。
     最后希望你们不论在学习或工作中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不要骄傲自满,尤其不要认为自己是老干部的子女就特殊起来,凡事都要虚心谨慎,戒骄戒躁!要知道凡是骄傲自满的人没有不跌跤的。
     父亲:陈希云 代笔人:邝明 证明人:傅仲
     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下午一时四十分
     人在临终,大多立(有)遗嘱,凡此均涉及逝者生前拥有资产的分配。陈希云是个例外,他留下了一篇古今中外遗嘱史上唯一不涉及财产的遗嘱,高古、旷达、淡雅有如陆放翁“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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