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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突如其来的使命 -- 《终极之战 塞北夺城》
来源: 时事文史   作者:时事文史   更新时间:2020-03-13   浏览:2067

《不息的号角》

              ——段苏权将军散记


七.、终极之战  塞北夺城

2.突如其来的使命



苏军对日开战态势图

8月9日,对日本法西斯来说,注定是充满噩梦和最难捱的一天。从子夜0时10分开始,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统领下,苏军3个方面军计有诸兵种部队131个师、117个旅及21个边防区,总计157万人,从西、北、东三个方向越过中苏、中蒙边界,在比整个西欧面积还大的中国国土上,向夙敌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



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2颗原子弹

上午11时2分,美国空军在日本长崎投下第2颗原子弹,“使九州的一角完全毁灭”(重光葵语),为了向在竞选中落败的丘吉尔表达敬意,将这颗原子弹命名为“胖子”。苏联将对日宣战和出兵东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有耳闻。在雅尔塔会议前,中共中央从斯大林的几封电报中,已获悉苏军在西线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将要出兵东北。3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苏联计划打日本的问题。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苏共派驻延安的情报组成员弗拉基米洛夫(即孙平),对中共领导人说:苏联一定会出兵中国,但他不知道具体的行动计划,也不知雅尔塔会议具体内容,只是强调苏联的利益,就是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利益,谈判的内容和战略意图须绝对保密。


    8月9日一大早,毛泽东披着一件衬衣从窑洞里走出来,叶剑英兴奋地跑来告诉毛,新华社刚从广播中收听到一则消息,昨天苏联向日本宣战,今天凌晨苏联红军已经越过了边界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消息,随即通知全体中央委员在杨家岭开会,毛泽东难掩兴奋之情:苏联参战了,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太痛快,原来以为要与美国配合,真是那样才是麻烦呢。毛泽东讲此话有一个潜台词,15天前,即柏林时间7月26日晚9时20分,美、中、英三国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即《波茨坦公告》。全文13条,落脚点是“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为了满足蒋委员长的虚荣心,杜鲁门答应将公告上3国首脑的名字顺序调换一下,蒋的名字放在了英国首相前面。苏联对美国人背着他们起草《波茨坦公告》颇为不满,次日莫洛托夫拜访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贝氏堂而皇之地说:我们没有同苏联政府商量,主要考虑到你们不是日本的交战国,我们不想为难你们。其结果,给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世人某种印象,苏俄似乎是亚洲战场的旁观者。此时此刻,中共并不了解苏联出兵的真实意图和具体态度,会议仍旧决定,立即开始配备干部,发动攻势,准备几十个旅打仗,尽可能争取集中多数兵力与苏军实现战役上的配合。毛说,我们要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义。我们在第1个时期的主要方针是取之于日伪,然后才有可能在第2时期回过头来对付内战的威胁。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立即起草并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相较于8个月前毛泽东在《1945年的任务》演说中提出的“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同日,毛泽东和朱德致电斯大林大元帅,热烈欢迎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致敬电中特意提到“一万万人民”,这个数字相当于苏联(包括各加盟共和国,总计约1.8亿人)总人口的55%以上。但是朱、毛的贺电石沉大海,始终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本人的任何答复。早在44年10月,周恩来就如此描述国共力量的对比:中共正规军57万,民兵220万,“几已达到国民党现有部队的相等数目”;中共建立了591个县政权,“几已达国民党政府失去的721县的百分之八十二”(见《解放日报》44年10月12日第1版)。事后证明,这样的提法恰恰是斯大林所担心的,据美国权威历史学者沃尔特《美国、俄国和冷战 1945~1980》书中引述的材料,一旦苏联对日开战,“局势将变得非常困难,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肯定会提供合作,但苏联却必须特别当心,不可授人以柄,让人指责他的目的是使东亚布尔什维克化”。


    此时此刻,宋子文及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刚由国民党中宣部长改任)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在莫斯科商议和草拟《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其中最棘手的,是外蒙古问题。宋子文说,《雅尔塔协定》规定外蒙古现状须予维持,应该是维持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即苏联承认外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斯大林早有预见地说,按《雅尔塔协定》,在外蒙古后面有括弧,内有“蒙古人民共和国”字样,这意谓着独立。宋说,承认外蒙独立,必然使西藏问题复杂化,中国政府将威信扫地。斯大林说,很长时期,中国同外蒙古没有任何联系,中国不可能失掉他本来没有的东西。最后,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提出战后在外蒙古进行公民投票,如果多数赞成独立,中国就承认其独立,条件是苏联应承认中国在东北的领土主权和行政的完整,不支持中共和新疆的变乱,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尽管蒋介石对雅尔塔协议耿耿于怀——他也是事后才得知的,在日记中写下“忍气吞声,负重致远”8个字,但百万苏军在3000公里战线快速推进,已容不得国民政府吞吞吐吐、讨价还价,斯大林警告宋子文:中国政府最好尽快达成协议,否则,中共就要进入东北了。从6月30日开始,前后12次正式谈判,苏联方面坚持雅尔塔会议所定内容,不允更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也从旁规劝宋氏:如中国此次不能与苏联洽成协定,则结果对中国必更不利,因如此苏联进兵东三省,将无所约束(见《宋子文呈蒋主席报告》,45年7月9日)。7月13日,美国副国务卿格鲁致国务卿贝尔纳斯1份备忘录,清楚表明:苏联人参加对日战争并同意不支持共产党,中国必将受益颇丰。为此利益,中国必须准备作出合理的让步,既然这些无损于美国的利益或违反美国的政策,我们不应该支持中国反对这些在其它各个方面都合理的让步。8月12日,王世杰致电蒋介石:此次缔约,可以明中苏之关系,保证苏军撤退,限定苏方在东北的权益,停止谈判则前途隐忧甚大。14日夜,王世杰和莫洛托夫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24日正式对外公布。中苏条约的签订明显对中共不利,当事人王世杰毫不掩饰地承认,由他在莫斯科签署的条约极大地限制了中共的活动。国防部长何应钦则声称,这个条约将使共产党人感到极大的失望。俄罗斯学者曾这样评价: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8月14日条约的签署犹如遭到一次休克性的袭击。通过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确立了二战后的对华政策,他选择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结盟,以获得苏联在华的一系列现实利益。


    8月10日,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天。在18个小时内,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7道命令,其中有3道命令是有关配合苏联红军作战的。这3道命令与其说是八路军的行动指南,不如说是抢占先机的政治宣传,与苏联配合作战仅仅是中共的一厢情愿。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3个月内,斯大林给毛泽东连发两电,要中共向北派出重点,防止日军在北平——张家口——包头一线集结。同年9月,苏联统帅部直接给毛泽东发电,要八路军准备在日军进攻苏联时展开行动。除此之外,斯大林从来没有把中共领导的“土八路”放在眼里,对苏联计划在中国境内实施的军事行动也未向中共透露过一星半点。早在6月10日,毛泽东在“七大”1份报告中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占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毛泽东建议,“七大”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时应考虑选东北籍的同志。中共中央对美英苏《雅尔塔协议》一无所知,对即将达成的《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也毫不知情。8月9日,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毛泽东主持7屇1中全会第2次会议,毛阐述了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的任务有4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现在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是痛快的,具体如何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及对日开展全面反攻的7道命令,其中第2号令是命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张学思、万毅分别率部向热河、辽宁挺进,这是“打回老家去”顺理成章的安排。同时令现驻冀热辽边境的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晋察冀军区所部向秦皇岛、张家口、山海关、北平等地进军。在朱总司令发布公开命令的同时,中共中央又电告晋绥、晋察冀、山东等地党组织:本日延安广播总部命令第2号系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所率部队外,并非要吕正操、张学思、万毅部马上开往东北。不过,中共很快发现,局势的发展并非如己所愿。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第1号命令,宣布中国战区(满洲除外)的日伪军一一包括法属印度支那一一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军投降,从而使中共受降失去合法依据。当时的形势正如杜鲁门总统所说,“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权利仅限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拿过去”(见《杜鲁门回忆录》)。当天下午,年过半百的朱德,戴着一副老花眼镜,正聚精会神审阅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发给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的说帖,请他们转给各自政府——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有权按照有关国际文件接受被其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外交说帖虽然有3,但中共主要还是希望得到苏联老大哥的首肯和发声,遗憾的是,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置若罔闻。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谈到东北问题,毛说:东北的工作如何?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派军队去现在还不能定,还要看形势,有可能不能去。中共中央夺取东北战略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军在东北的动向及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其实早在雅尔塔会议前后,美苏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就确立了基本框架,一是两国都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冲突;二是苏联承认美国在中国事务上的主导地位,美国表示理解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所拥有的特殊权益。为了安抚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防止其向美英等西方国家“一边倒”,8月14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提出三点声明:苏联政府同意给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援助,此项援助只能给国民党政府;苏联政府承认东北3省是中国的一部分,尊重中国在东3省的主权与领土、行政完整;对于新疆最近事变(指1944年伊犁、塔城、阿勒泰爆发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史称“三区革命”),苏联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莫斯科公开声明,对中共中央确定下一步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更添变数和困窘。早在44年底,中共已经着眼战后的前途问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经取得惊人的发展,军队扩大到78万人,民兵发展到200余万,根据地人口超过9000万,毛泽东雄心万丈,“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这个准备一定要有”(见《毛泽东在董必武12月关于大后方工作报告上的批示》,44年12月20日)。在中共“七大”召开之际,毛对此显得信心十足。虽然中共的力量远逊于国民党,何况蒋介石背后还有最为强大的美国撑腰,但毛相信,中国革命定会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得到苏联的帮助,苏联在东欧积极扶持共产党政权及对远东事务的介入,都增强了此种信念。为什么苏联多年不援助中共呢?毛泽东断言,“人家不是不援助,而是情况不允许”。“即使是今天,也要准备苏联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援助我们”。但他又笑着问台下的代表:苏联总是会援助的,“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说着,他用手笔划着自己的脖子,半开玩笑地说:“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如果不来,杀我脑袋”(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45年5月31日)!44年夏季,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向蒋介石保证: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不再援助外国共产党;苏联政府现在不给,将来也不会给中国共产党任何援助。事实上,在整个抗战期间,莫斯科一直是这样做的。45年4月15日,赫尔利大使曾就国共关系同苏联首脑会谈,苏方表示,中共党员实际上不是共产主义者,苏联并未援助中共;苏联并不希望中国内部分裂和内战;苏联希望同中国保持较为密切的协调关系。斯大林特别指出:苏联和英美两国都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同时对中国全国军队完成统一愿予协助。接到平北部队最初的会师报告,特别是詹大南与苏军已“确取联络”,约定20日与我军共同夺取张家口的消息,令中共首脑大为兴奋——此时平北电传中央的效率之高令人称奇,毛泽东毫不迟疑地签发战斗指令,以晋察冀军区主力“配合红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见《毛泽东关于配合苏联红军夺取张家口、平津等地给程、耿的指示》,45年8月20日)。同时中共中央给各分局下达指示:“……你们立即注意乘红军扫除察热之敌伪后,应派遣必要兵力和干部,向察北、热北通外蒙之大小道路开展我之工作,并巩固其交通是有特别意义”。张家口解放的头1天,斯大林给毛泽东发来电报,给兴头上的毛和中共高层狠狠浇了1瓢冷水。电报明确要求中共与蒋介石进行合作,通过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反对与国民党进行战争,并断言,一旦战争打起来,中华民族将会毁灭一半(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这份电报引起毛的极大反感,“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同时毛也敏锐意识到,借助苏联的军事实力夺取大城市,有些自娱自乐了,当天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军委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公开承认“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改变前此夺取和进攻大城市的部署,“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在这种情势下,中央对于派兵进入东北,不得不持谨慎态度,最急切需要的是摸清苏军在占领区的政策,以及斯大林如何在同盟国和兄弟党之间走钢丝?換句话说,莫斯科与中国的双重接近还要维持多久和怎样的程度?


    8月10日,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示所属各部:第12、13、19军分区迅速夺取张家口、张北、多伦,冀热辽军区主力一部立即向辽宁、吉林挺进。命令发出后,毛泽东让聂荣臻留下来开个小会,周恩来说,你们全军的重点任务是尽量多占一些地方和主要交通线,要高度重视东北,争取东北成为我们的根据地。会后,身在延安的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立即给平北军分区拍发了加急电报,毛泽东一心想同苏联配合作战、相向而行,于是长期活跃在长城内外的平北部队就成了与苏联红军会师并配合作战的首选。8月11日上午10时,程子华、耿飚收到聂荣臻、萧克、刘澜涛从延安发来的电报:“外蒙已宣战并出兵,可能直趋张家口,望郭天民率部配合苏蒙军首先占领张家口。并令平北骑兵沿张(家口)库(伦)大道与蒙军联络,蒙军到张家口后,要求1、2架飞机来延接我们”。12日,毛泽东给晋绥、晋察冀两分局下令:“(一)红军不日可占哈尔滨,外蒙军南下已到林西与突泉。(二)我绥远部队务用全力歼灭傅作义东进部队,我晋冀、平北、冀东3区部队务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军及红军”(见《毛泽东年谱》)。同日,正率部围攻赤城的平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段苏权,收到程、耿转发的急电,延安总部从莫斯科广播的路透社电讯中得知,“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已出现在日本占领下的热河林西附近,林西位于北平东北250英里处”,“据悉北平西北100英里蒙疆首都附近发生战事”,由此推断苏蒙联军穿越300公里富盐沼泽地、戈壁荒漠,“可能直趋张家口”,牵制日本华北派遣军。


平北察蒙骑兵支队

为此命令平北察蒙骑兵支队沿张库大道与苏蒙联军联络,将情况随时报告中央,同时平北部队作好进攻张家口的准备。库伦即今乌兰巴托,元朝定都北京,开辟了这条官马大道,清代重修以北京为中心的驿路时,对该道进行了重点整修。“西有杀虎口(在山西右玉县境内,又称西口),东有张家口”,这条联接中蒙俄3国的运输线,每逢夏秋时节,马驼成群、且行且牧,成就了“皮都”和“华北第2商埠”之名的张家口,尊享300年的兴旺繁华(直到1918年外蒙发生颜色革命),并成为中国第1条自主修建的铁路线终点。段接电不敢稍懈,即刻做了部署,令平北主力部队在雕鹗堡、三岔口一线集结,于8月15日迫近张家口。正在大囫囵以南、石窑子以北坝顶休整的察蒙骑兵支队,接到电令后迅速集结了3个骑兵连和2个步兵连,分别从崇礼县狮子沟和张北脑包图出发,向张北县城和德化(今化德)方向去接应苏蒙联军。“13日近午,冀察军区派电台台长、译电员各1名,携带电台及与中央分局联络的电码,到达坝头我察蒙分委驻地,并转告军区指示,此电台专门负责与中央分局联络,随时听取由晋察冀转来的中央指示”(柴书林《回忆与苏蒙联军会师》)。苏蒙联军西路总队8月11日进入中国二连浩特,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取道滂江进占德化,14日晚进入张北县城;一路经苏尼特右旗南下,经商都亦到达张北县城。16日晚察蒙支队报告,他们于15日在察哈尔盟首府张北县城外遇到苏蒙联军,联军对这支衣冠不整、武器长短不齐的部队产生严重怀疑,不许我军进城,命我以班为单位,把枪架起来,马栓到另一边,统由联军看管。苏军有一个传统,无论何时何地,即便打了败仗,军容严整都是第一位的,以至晋察冀军区在得到平北报告后,专门发布《与苏军联络注意事项》,发各军区首长(要求只传达到分区首长),内称“红军抵达张北前,曾于化德因敌伪装我军与之联络,而对红军突然袭击。在张北与我平北骑兵会合,因我军容不整,又无正式联络手续而引起对我怀疑,命令我军出城。现我已派12分区政委前往正式联络,今后望各军区分区首长,对此深加注意,严整军纪军容,与红军会师时一定要派负责干部与之接洽,告知敌我军事情况,方便对我了解与信任,以便配合作战并及时上报”。



柴书林

此后,经副政委兼察北办事处主任柴书林和副支队长吴广义反复交涉,“城防司令”(上校)才将他们带到公会镇,路过白城子即元中都遗址,引至一处野外帐篷,见到一中将衔者(疑系扎哈罗夫),柴、吴向他敬礼同时喊了一声“达瓦列士”(同志),中将也回了一声“达瓦列士”并紧紧握手。中午以野餐招待,随即商妥分别向各自上级汇报,如无误,明天中午将县城交付我方管理。柴、吴赴公会镇办交涉,随行支队士官的生活全由苏军包下来,每人发一套铝制餐具,一日三餐全是苏军厨车做的面包和稀饭。虽然双方语言不通,但非常友好,尤其爱与我军小战士嘻笑打闹。苏军战士伸出大姆指说“斯大林”,我们则说“毛泽东”,分手时互相拥抱、握手、亲吻,更是亲切。两军会师的这一天,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读了《终战诏书》,随即日本内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中午,苏遵约派一上校与我方会谈,承认我为八路军,将城内日伪军的仓储物资、武器弹药全部移交我们,防务仍由苏军负责。张北最晚在南北朝时就已立城,名怀荒镇,盛于元朝,武宗时在张北不远处建有元中都,显赫一时。有清以来因路(张库大道)雀起、引商致富,35、36年间,张北有1700多住户,80%是工商户,手工作坊、商号、旅店比比皆是,县城里的大小商店多达400余家。17日上午,程、耿向集总叶(剑英)、滕(代远)、杨(尚昆)报告:“冀察删电平北主力已到张家口东60里之青边口,铣电已进距张家口20里。张家口现集敌1个旅团,近日积极外运物资并大部抓丁向西向北运送,可能是构筑工事防止苏军。12分区已派骑兵向化德方向前进以与苏军联络”。据韵目代日表,删为15日,铣为16日。清末开通电报时,因费用昂贵,人们为节约用字,一度以地支代替月份、韵目代替日期。当晚晋察冀军区接到平北电报,于22时向中央报告:“我冀察军区部队于16日在张北,同苏联红军已会师。红军要联络手续,应如何办,请即示”。在这份抄收件右上角,周恩来写有“快送主席”4个字,在右下角则写有“已办—毛”,可见中央对该件的重视程度。19日晚,察蒙支队受到邀请,翌日晨在张北南门楼城头上观战。狼窝沟是位于张北城正南15公里野狐岭黑风口的小村,“辞去狼窝张北行,此途古代惯用兵”(郭沬若诗句),野狐岭东西绵延数十里,岭北是坝上草原,岭南沟壑纵横,黑风口又将野狐岭拦腰截断,成为沟通张家口和坝上、内蒙的咽喉。黑风口地势险要,它将长城斩断,两边山高坡陡,岭上崎岖蜿蜒,平均海拔1600米(最高峰1639米),是神威台(后称万全)坝上的险隘。唐朝衰亡之后,天朝重心东移,这里就成了狼烟不断、金戈铁马的战场,其中尤以蒙金1211年的野狐岭大战为最。金国以张北为防御蒙古的前沿要冲,当时成吉思汗率3个儿子和不足10万人马(有说8万),进攻在坝上筑有坚固工事的40万金军,用死士猛攻中路,打开缺口,最终将金兵精锐殄灭殆尽。以少胜多的战争典范,改写了中国历史,对世界格局和走向也产生影响。1935年岁末,蒙奸李守信的伪蒙古军占领察北各县旗后,进驻张北城,1个月后,德王策划的察哈尔盟公署在张北挂牌执政。日寇曾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沿坝顶修了总长约600华里,点线结合环形永久性筑垒工事,用钢筋混凝土修建明碉暗堡200多个,事后将3000多民工拉至安固里淖杀人灭口。苏蒙联军从8月17日开始天天进行炮击,侦察机也不断从头顶上飞过,20日晨更是以两轮急促猛烈的炮火猛轰狼窝沟前沿阵地。我方曾建议绕过雷区和壕沟,从侧翼进攻,未被苏军指挥官采纳。在攻击日军前沿北路大桥战斗中,联军先后击退日军十数次反扑,使后续主力得以迅速通过,冒雨冲向野狐岭日军阵地。经过雷区和防坦克壕,联军再次受阻,晌午时终于突破了黄花坪、老北台等日军阵地。20日夜,苏蒙联军再次发起攻击,深入到黑风口东侧山岳地带,日军拼死抵抗,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战。21日上午,日军打着白旗提议停火,以种种借口拖延时间,以掩护绥远、大同之敌和张家口4万多侨民撤逃,拒不缴械。21日晚,日军利用夜幕悄悄向张家口撤退,22日联军占领日军狼窝沟全部阵地。是役沉重打击了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之主力,震慑了张家口日军,据苏联国防部档案馆档案,“担任骑兵机械化集群先遣支队的摩托化步兵27旅向张家口发展进攻,8月18日同预有准备并已占领筑垒地域防御阵地的日军遭遇,第2天,该旅进行了多次战斗侦察,并调来了炮兵和后勤。……8月21日,骑兵机械化集群以主力实施正面突击,对日军防御阵地发起了坚决的冲击”。此役“该集群的部队缴获24门火炮、20门迫击炮、101挺机枪、31具火箭筒及其它武器和弹药”,联军亦死伤400余人,履行了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据事后查明,参与张北狼窝沟之战的联军部队,包括蒙古机械化第27团、第7装甲旅及骑兵1部,苏军第30摩托化团、第3炮兵团等。



狼窝沟苏蒙联军烈士碑

56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张北县境内重建苏蒙联军烈士纪念塔、烈士墓和纪念碑,座落在小狼窝沟村西南、野狐岭半山上。纪念塔高28.8米,镌刻着60名烈士名单、职务,聂荣臻、谢觉哉、乌兰夫、张苏分别题词,塔顶有3颗等高互连的红五星,在日月辉映下闪闪发光。87年5月,段苏权参观狼窝沟苏蒙联军烈士碑陈列馆,亦应邀写下长长的题字,以缅怀这些长眠异国他乡的国际主义战士。





    15日傍晚,段苏权和詹大南率平北军分区主力部队,抵达张家口东边的青边口、人头山一线,先头部队进至距张家口20里的羊房堡。青边口南距宣化20公里,是离明宣府城最近的重要隘口,由于清水河上游是崇礼县的正沟河,青边口北面出长城外山下5里远是水晶屯,从而马队可沿河川直奔关口。在关口中间,有个特殊的敌楼,当地人称九门九关台,和蓟镇长城(以八达岭长城为代表)的空心敌楼不同,楼下面是实心,有台阶通上面的房子和楼顶。青边口堡位于明长城南侧7里处,今为青边口村,堡建于宣德5年,现堡墙包砖已被拆光,东城墙还存有1个砖券门洞。中路长城的最西端起自海拔1613米的人头山(旧志称鳌头岭,是张家口市区最高峰),与上西路长城相接,经1575米的西高山、1518米的高嘴山、1800米的东高山,终于1809米的猴儿山,全长19公里,分属常峪口堡、青边口堡、羊房堡管理。羊房堡关在青边口以西10里处,为中路最西端的军戍堡城,现关隘尽失,只有人行小道从关口穿过通往崇礼。小清水河和大清水河流经这几处关堡,沿着河沟分布许多小村庄,村民不少是蒙族,有的村庄始建于元代。“1945年8月,八路军在收复张家口的战斗中,平北军分区政委段苏权的前线指挥部就设在青边口村,今指挥部旧址依然完好”(见《张家口市军事志》)。16日下午晚些时候,接到察蒙支队接收张北的电报,段苏权决定亲赴前方掌握第1手资料。詹大南回忆说,“我知道段苏权脚有残疾,长途跋涉不便,就主动提出‘让我去吧’,段同意并说‘那好,叫张克宇跟你去’。当晚我和地委委员、城工部长张克宇带1部电台,由10团3连长孙玉禄、指导员袁伯修率全连护送。从青边口到张北,要从张家口东南到正北绕半个圈,要经过好几道山梁和深沟,还要绕过敌伪占领的村镇,持续向张北急进。我们20余人又走了1夜,于18日拂晓到达张北县城,我决定立即进城,首先与支队取得联系。但守城门的苏军对我们不信任,交涉结果只允许人进去,枪支、电台、照相机都被扣下。为避免发生误会,我派通信员返回,通知3连在离张北10余里的蔡脑包村待命”(詹大南《回忆与苏蒙联军联络的经过》)。詹大南代段艰难跋涉,其腿脚也难称利索,40年在平西反扫荡中,被日军掷弹筒弹击中大腿,跛了3个多月,幸赖印度柯棣华大夫做了手术,从此留下碗口大的疤。18日的接触极不顺利,苏军只有两个中校出来与詹大南接谈,表情冷淡,态度消极,顾左右而言它,净扯些题外的话,并称要有斯大林的命令才能与我方谈判。事后分析,察蒙支队的接触已引起苏方警觉(在延安已被公开),这也正是苏联上层所担心的,因此,苏联一方面不断宣称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同时还多次公开在美国政府外交官员面前评价中共为“假牛油式”的、“红皮白萝卜”,非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者,谨言慎行和保持距离看来是张北苏军接获的最新指示。


    8月17日,除向中央报告外,程、耿又向集总(集团军总部)报告:“我们与苏联红军在张北会师,向我部队要联络手续,请指示”。18日17时,程、耿专电李富春,报告第一支与苏联红军会师的中国军队,“与红军会师系平北部队,根据中央宣布张学思部在此方向活动,为了对外宣传,故发表为张学思部”。此件右侧有传阅首长签名,即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18时,延安以中央名义给程、耿发电,“我军与张北红军会师的部队是何部?有多少人?负责首长是谁?望即电告,以便正式介绍和办理联络手续,望即刻覆”。根据平北分区察蒙骑兵支队已与苏军会师的报告,周恩来迅即找聂荣臻、萧克了解平北部队的情况,21时,中央又一次发出“带电台密赶张北与红军联络”的急电,此番指名道姓,由周恩来拟稿:“分局:(一)望立即电令平北分区政委段苏权,带电台及与分局通电的密码,迅速赶往张北与红军会面,取得联络。段到后可将晋察冀军事情形告知红军司令,并负责将红军情形及其意见迅速电告延安。(二)经过现在张北与红军会师的我军,将附上朱总司令给红军贺电亲自送去,以便联络,并配合其作战”。22时,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专电询问与苏军会师部队的番号及首长名姓,程、耿回电“军区司令郭天民、政委刘道生,平北分区代理司令詹大南、政委段苏权”。


我军与苏联红军在张北会师后会面情景

19日上午,詹大南拿着朱德总司令的贺电向苏军表示祝贺,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但仍见不到苏军高层,更由于准备不足,没有俄语翻译,“我们找的两个商人只会讲外蒙独立前的蒙语,又不懂军事术语和政治术语,他把我们的话翻成蒙语,还要由蒙军翻译成俄语,所以1句话要过几道关,折腾半天还说不清楚”。苏军高级将领对朱德“特使”避而不见,并称朱总司令来也不好使,詹大南凭直觉隐约感觉到苏联决策者预设了壁垒,两军高层会面及商讨联合作战的阻力来自上层。但詹大南却也有极好消息传来,19日下午5时,程、耿向军委及集总(18集团军总部省称)报告:“12分区詹部已与苏军确取联络,并已组织配合攻击张家口。苏军预定20日分三路攻击,各部队排以上单位指挥用红旗联络,……与红军联合行动之部队兵力待报”。20日21时,段苏权给程、耿发报,归纳了《我们3天来对苏军的观感》:“(一)对群众和蒙古官兵团结,(以下字迹模糊)愿还政权付我,重我党员,知道我国有阶级敌人。(二)此路似牵制动作,兵力不大,重炮少,全系摩托化,大部崩子车(应译为摩托车)。(三)我军人员提议多不采纳,和不愿接谈。军事动作只1人主观的要求我们。(四)我大多人员不敢接洽,最怕下枪,已下一部尚未交还。同苏方率3个连去康保,平北支队干部均怕在此。(五)军事配合动作实在困难,谈话不通,怕打误会,曾有12个反正警察,被打死11个,1个重伤。(六)对敌军物资破坏很多。以1尺布換5个鸡子,并及其它医药1部。(七)中国政治问题知道很少,只知道朱德,不知道毛泽东。讨厌我们便服。(八)张北全境地方工作大致建立,公会公安干部极缺,国特土匪活动厉害”。苏联实行工商业国有化改造和农业集体化,大肆镇压“反革命”,斯大林于36年11月宣布,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公会即公会镇,是张北县3大镇之一,原名沙拉胡同(蒙语,意为水草丰茂之地),1919年建教堂,以“公记堂”名之,大权由阮、姚、林、孙、李5大家族的天主教事务会长把持,遂改名公会。段苏权心目中的抗战,不是单纯的“打鬼子“,否则就无法理解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磨擦及其必然性,也无法理解共产党人积极引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和调整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这份电报在中共核心高层传阅,右上方标有“抄任、刘、周、陈云、真、叶”字样,因与军委关系不大,未抄送朱、彭。彭真时任中组部部长兼城工部部长,因与彭德怀重姓,故彭真以真省称。20日平北主力部队进攻张家口,苏军答允的配合作战,不仅爽约,连个联络官都没见着,当夜段苏权去电詹大南,询问苏军司令官驻地,表示要亲赴前方打探虚实。詹大南与张克宇21日上午复电:“(一)苏军司令因秘密和来往不定,不知在哪里。(二)我之意见没有来翻译与苏联的组织介绍,就是朱总司令也不能解决。你们最好在现地积极破坏铁路,待苏军入张市再会合为好,来此无益,我们取得密切联系好了。(三)我们来时已经代表朱总向苏军致贺了,快将目前不能配合的严重困难转报中央,由莫斯科来电命令该军找我们面谈为好”。中午12时,段苏权向晋察冀军区报告:“本日詹来两次报告现转去,据此情形,如果不经过莫斯科红军总部或有较好的翻译长时间的谈,哪怕是上面军官也不易联络好。再者该司令已离张北上前线去,战场上,无确切证照携带,不便与其接洽,同时我们两个团在张市东部无法照顾。此外我同意詹意:一面转达中央,一面詹与之密切联系,待苏军到张市后,我主力调来,那时容易消除其怀疑,再去谈就方便了。以上请即复”。23时又再次匆忙电告:“接詹17时电,苏军令我军23日前将张家口、宣化铁路彻底破坏,又说问他要求什么,不愿说,要到张家口后再告”。此电在延安的译电稿上,注有“已电话告叶子龙—业务室”字样,叶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詹大南与苏军的接触,每封电报都火速上达“天庭”,了解和掌握苏军动态是中共决策层的第一要务,而且也都马上有指示流出。至于为什么要破坏铁路,大家都深感困惑不解,段苏权受命协助苏军作战,南下被晋察冀军区团团包围的平津,应是倚马可待之事,8年抗战,总算从鬼子手里夺回了平绥铁路,为何不加利用自毁“神器”呢?但很快就有了结论,果然要到收复张家口后才见谜底。


                来源:时事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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