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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谦参加访苏的中国电影周
来源:王学礼 天扬故事   作者:王学礼 天扬故事   更新时间:2020-01-17   浏览:309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孙谦从东北电影制片厂调到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央电影局,在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从事专业电影编剧工作。在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初创时期,全国电影剧本严重稿荒,不少编剧多年没有剧本投拍,而孙谦却年年都有剧本审查通过、下厂投拍,连推《农家乐》《光荣人家》《陕北牧歌》《葡萄熟了的时候》《丰收》《夏天的故事》等一部部作品,被大家称为“剧本成活率最高的快手编剧”,受到了文化部、中央电影局领导的表扬,也赢得了出国学习交流的机会,这在当时也是非常难得的一项荣誉。

针对我国电影事业发展的不足和差距,为了有计划地向苏联电影学习,1954年6月,以电影局代局长王阑西为团长的中国电影工作者访问了苏联。9月19日,文化部从电影局、东影、北影、上影、北京电影洗印厂等部门,调集创作人员、技术人员共20人,组成中国电影工作者实习团,前往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学习。1954年12月,中国又派出电影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电影周活动,和苏联电影界进行电影创作文化交流。


根据电影局的选派,担任剧本创作所所长的袁文殊、剧本创作所的编剧孙谦,以及上影的作曲葛炎,导演张骏祥、郭维,演员秦怡等一行近20人,作为团员前去参加电影周活动。到当时被中国人称为“老大哥”的苏联参观访问,那可是一次机会难得的公务活动,代表的是人民荣誉和国家形象,就像平时认真不苟地对待剧本创作那样,孙谦自然不敢等闲视之、马虎对待,平时衣着随便的他,不仅到北京的一家制衣店定做了一件中山装、一身西装,买了一条领带,还郑重其事地到照相馆照了一张衣领笔挺的中山装标准照,以备有关证照上贴用。    

中国电影周期间,苏联各大城市轮流放映《智取华山》《鸡毛信》《葡萄熟了的时候》等中国影片。那时斯大林去世一年,苏联文艺界已经露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思想,当时陪同孙谦等我国代表团的苏联电影编导,在看到我们影片里的战争场面时,竟然低下头不看电影画面。当时,我国派去的电影实习团成员也向电影周代表团谈起这个问题。《智取华山》的导演郭维因为自己导演的影片人家低头不看,说:“以后再不敢做战争贩子了,再也不拍战争题材了。”随后陪同的我国留苏学生,也要求代表团成员转告国内以后少拍战争影片,说苏联、波兰这些国家战争创伤很重,观众们害怕看战争场面,并写了一封信,要求回国后转给文化部。


代表团回国后进行电影周活动总结的时候,包括孙谦在内的代表团成员讨论时觉得收获满满,特别是把“以后少拍战争片”这一条感受也写进了电影周的工作总结报告中。总结交上去刚两三天,周恩来总理就通知全体代表团到中南海开会,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总结中的这一错误。周总理说:苏联人民经过残酷的卫国战争,几乎家家有惨痛的损失,他们怕看战争场面,情有可原。但是我们却千万不能因此就不拍战争影片。帝国主义还在封锁我们,蒋介石还在梦想反攻大陆,我们不能放松战争的准备,尤其不能在思想上丢弃战争的警惕性。我们今后不是不拍战争片子,而是要多拍。

周总理严厉批评了说“不当战争贩子”这句话的导演郭维,他还说:“我们拍电影首先是为了中国观众,只有为我们的工农兵所接受的影片,对国外观众才有教育意义。我们不能去迎合外国观众的某些趣味,至于在什么电影节上得奖或者不得奖,更不要多考虑。”听了周总理的讲话,孙谦和大家一样,顿觉茅塞顿开,深受教育。

在苏联期间,孙谦轮换地穿着中山装和西服参加苏方安排的各项活动,随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塔什干、基辅等城市,会见了苏联的功勋艺术家、建筑专家,参观了乌兹别克、乌克兰的集体农庄,还到农民家庭作客访问。孙谦在莫斯科还见到了访苏实习团副团长的老战友成荫,两人见面后一起交流访苏收获,还一起参观了红场和列宁墓、斯大林墓。那时候,中苏两国友好往来,中苏人民情谊深厚,所以在莫斯科,代表团成员享受了很高礼遇,宴请频仍,住高级宾馆。

习惯了大炕头、硬板床的孙谦,晚上睡觉时,平生第一次躺在软软的席梦思床上,感觉晕晕乎乎,特别是一翻身子,顿觉上下颤动、天旋地转,真不舒服,同室的同志在均匀的呼吸声中早已安然熟睡,而他却眼巴巴地望着天花板,辗转反侧久不成眠,看着快后半夜了,万般无奈之下的孙谦,猛地翻身坐起,把被子和枕头从床上抱到地板上,把地毯当作褥子,“席地而卧”伸展开来,不一会儿,便呼声一片了。此后每晚睡觉,孙谦便都在地毯上睡觉,早上起来后,再把被子枕头抱上床头。第二天,孙谦对人说:“这种床怎么可以睡觉呢,人躺在上面就像进入棉花垛,不见了,腰也受不了。”

受不了席梦思不说,更可笑的是,孙谦还不习惯宾馆卫生间的水冲坐便。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农村的人都知道,在条件稍好一点的地方,大便的时候是蹲茅坑,就是在露天的地方,地下埋一大瓮,两块石板或者木板架在上边;到北京工作了四五年,孙谦也已习惯了蹲简易厕所,在莫斯科的宾馆里,孙谦第一次“享受”了水冲坐便,只见他脸憋得通红,脖子上青筋暴起,坐上去好长时间,却一直拉不下来,后来孙谦“坐”不住了,他干脆脱了袜子,赤脚圪蹴(蹲)在了马桶上,立刻神情自然,闸门洞开,一气呵成,顺畅完事。孙谦在莫斯科宾馆“睡地板”和“蹲坐便”的故事,后来在电影界一直传为笑谈,后来秦怡每当提起这件事,便咯咯笑个没完。


访苏回国的1955年之后,孙谦又紧张地投身于《万水千山》《未完的旅程》《谁是凶手》等电影剧本的创作改编;参加了1956年2月的文化部春节大联欢后,1956年4月,孙谦被推选为出席文化部先进工作者全国表彰会议;1957年4月,参加了文化部全国优秀影片授奖大会,当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理事,4月14日,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由于事务多、创作忙,对于访苏一事,孙谦竟然顾不得写个短篇谈谈见闻、说说感受。

到1957年的10月,孙谦才得空就三年前的访苏见闻,写了访问乌克兰、乌兹别克感受的《在乌克兰农村做客》《友谊的种子》两篇散文。孙谦在《在乌克兰农村做客》一文中这样写道:“……列宁集体农庄主席同志,热情地站在积雪的村口迎接我们!……我们访问了三家农民。天黑了,我们实在不想离开这里。我们紧紧地和特士林科同志拥抱。……转眼之间,离开列宁集体农庄已经将近三年了。……我遥祝列宁集体农庄更富裕、更美丽!”
读着孙谦这两篇访苏见闻的优美散文,再看着孙谦那张标准的中山装照片,我们仿佛也和他一起置身于那一段难忘的访苏岁月之中。


孙谦,原名孙怀谦,1920年4月5日出生于文水县南安村人,他在本村念完初级小学后,曾下地干农活,还做过小货郎,在家乡南安村的故居院子里,度过了他从出生到成长的童年、青少年时期。孙谦说:“我是文水人。故乡养育了我,我在故乡长大成人。”

1937年6月孙谦17岁时离开家乡当兵入伍,参加了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1939年9月,在决死纵队二纵队前锋剧社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0月,孙谦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1942年7月孙谦被分配在120师战斗剧社,1942年冬孙谦调到晋绥边区文联工作,1943年春创作了第一篇小说《我们是这样回到队伍里的》,1944年在七月剧社创作的秧歌剧获得“抗战七七七文艺奖”。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8月,在晋中平川参加反奸反霸,开展文艺宣传。1947年10月,参加崞县土改工作的孙谦被紧急派到刚筹建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1948年,写出个人的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盐》。

1949年8月,调往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剧本创作所。1949年冬先后创作完成了电影剧本《农家乐》《光荣人家》。1957年8月,孙谦调回山西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64年,创作了著名的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孙谦一生创作了共21部电影剧本,有16部拍成了电影。其中,《丰收》获得文化部1957年表彰的优秀电影奖,与马烽合作的电影《泪痕》《咱们的退伍兵》先后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金鸡奖。1990年,孙谦被中国电影家协会评选为第十届电影金鸡奖评委。1992年5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孙谦“人民作家”称号。1996年3月5日,孙谦因病而逝世,享年76岁。他的骨灰撒在了昔阳县大寨村虎头山的松林中。

孙谦是在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舞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他坚持走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秉持为时代写作、为农民立传的文学情怀,用农民喜闻乐见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农村历史性变革的一幅幅壮美画卷,创作出了大量的电影剧本、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他与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胡正等,为“山药蛋派”的创立发展,为新中国电影文学的不断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新中国电影文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孙谦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山西作协副主席、山西电影家协会主席。在新中国电影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2019年7月,中共文水县委、县政府在南安村修建了孙谦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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