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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百岁记者刘江访谈录
来源:山西学习平台   作者:首阳   更新时间:2020-12-11   浏览:2640


刘江,中国当代著名记者、作家、诗人、书法家。山西和顺人,1918年7 月14日出生。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胜利报》《晋冀豫日报》《新华日报》记者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兼总编辑、山西省人民广播局局长、山西省出版局局长、山西省文化局局长、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主要代表作有《太行风云》《傅山书法研究》《太行魂》《烽火摇篮曲》和17卷23册《刘江文集》等。

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拜访了老部长刘江。老部长103岁了,著作等身,功成名就,人赠荣誉封号甚多,他不为所眩,自谓是“卧龙岗散淡的人”。然而,四次登门访谈,每次都见他早早地坐在支有国旗、党旗的书桌前,一手执放大镜,伏案聚精会神地读缩印版《辞海》,一手握笔写着画着,忙碌有加。他出版的作品近千万字,仅《刘江文集》就有17集23卷,至今依然笔耕不辍,坚持每年一集地书写着。老人健谈,喜爱 “记者”称号,谈到自己的记者生涯,便口说手画,万里黄河东到海,千仞太行上摩天地作起了世纪谈,显示出他作家、诗人、书法家的风采。立冬之日暖阳下,他讲起从前饥寒交迫的故事,血与火的青春年华,满腔热忱殷殷嘱咐——



太行山 王林/摄

一、百年沧桑 话说太行

中国名记者——这是你说的,我只能说我是一名中国记者。你说我是中国目前最年长的记者,我不敢肯定。党建立100年了,算起来,我为党做新闻宣传工作有83年了,我熟悉的老同志、老战友都走了,毕竟我是103岁的人了。

往事历历在目,身边倒下去的人太多了。最痛心的是抗日战争1942年5月在太行山,日军大“扫荡”,在辽县十字岭那一次,刘伯承说过我们连折两员文武大将,武的就是左权副参谋长,文的就是新华日报(华北版)总编辑兼社长何云。那一次,光是我们新华日报社一下子就牺牲了46个人(注:太行新闻烈士碑上刻有57人的名单),他们都是大知识分子呀,会说外语,博古通今!他们都是我敬爱的战友和兄弟。我为他们痛惜,痛惜他们没有像我一样过上这样的好光景!

回想到90多年前,奶奶唠叨:“人家,人家,过光景没人还成什么家?”后来才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成为客观真理,其核心就是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和发展社会的根本。我们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次将为人民服务提高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境界,这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亮点。可以总结一句话,我们的一切高科技,不论九天揽月还是五洋捉鳖,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外化。离开为人民服务,什么都是空的。我自认为,人民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正在于此。

今天是农历九月二十二,正好是立冬日。看这阳光灿烂,室内地暖,家中如春天温暖。想起从前,我和哥哥从小与奶奶生活在一起,睡在一起。晚上睡觉没有被褥,我们祖孙三人伙盖父亲一件破袍子,一到立冬,晚上睡下后,就要把我们三个人的衣裳裤子加盖在破袍上,这就是过冬的被窝。睡后都要翻身转动,所盖“被窝”经三人左拉右扯便难以遮身,这时奶奶就要坐起来黑捞黑摸重新整理,每天黑夜至少要起来两三次。那时就记得奶奶信佛,一天三烧香三磕头三念经,“阿弥陀佛,救苦救难,渡众生,不当哩,行好哩……五男二女送老哩……”听了也不懂是什么意思,问奶奶,她只说:“你们还小哩,往后长大慢慢就知道了。”自古人云:太行天下脊与天为党,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你就是生在太行山顶,穷困的生活也压迫得人挺不直脊梁。当时全中国都站不起来,都是蜷曲着生活的。

我的故乡就在太行山脊上的和顺县温源村,我爷爷兄弟五人,辛勤劳作不够维持全家生活,其中两人在二十多岁时病故。我爷爷考上了秀才,靠教私塾、卖文章每年能挣几吊钱,直到30岁才娶了我奶奶。我奶奶出身地主家庭,但是不识字。家中虽有地主家庭的接济,维持生活也艰难。他们结婚的第二年,我爷爷32岁时便病故。清朝变民国,县上贴出告示,改私塾建国民小学,我父亲上了高小,两年毕业后,当上小学教员,每年大约能挣30吊钱。奶奶曾幸福地回忆:“一开头就买下二亩麻地,就在村边,那可高兴煞人了!”在过光景上,奶奶说她是“针尖上削铁”,为挣几个铜钱天天搓麻绳。家里长年是酸菜饭,最幸福的是每年正月十六能吃一顿炸油糕。

我出生于民国初年,见证了阎锡山治下的山西。山西是当时全国的“模范省”,然而,物质生活如此穷困,更兼社会兵荒马乱,真是民不聊生。任是深山更深处,也是无计躲匪乱。民国十四年(1925年)我上初小,就随着奶奶、母亲躲匪乱,她们都裹着小脚一瘸一拐地逃难。先是听大人们说,是河北的土匪樊钟秀率部从东面打进了太行山,阎(锡山)督军说他们是土匪,便从西面派蔡荣寿带领一旅官军来剿匪了,土匪打着没打着不清楚,反正是老百姓被抢了个精光。后来又听大人说,抢劫的不是樊钟秀,而正是阎督军的官军。接着有消息说,阎督军枪崩了蔡旅长,又派来商震师长带领官军剿匪了。有人说,商师长从太原坐火车到了阳泉车站,坐着轿子上山,离咱村不远了。自古“兵匪一家”,听到这消息,全村当下乱成一堆又逃难。我奶奶说打她记事这动乱就没有消停过,这就是近代的中国。

长大了,我懂得奶奶为什么念佛了。在我10岁左右,我家发展到兴旺的顶点,只靠我父亲的教学收入,置庄买地已经达到了七八十亩,家中每年都用两个长工,正月十六上工,十月三十下工。我的家乡正处太行山之巅,一年平均不到120天的庄稼生长期,如果七月(白露期)早霜,玉米、山药蛋和各种豆类即会大为减产,荞麦就几乎没有收成。我家所种近80亩地,每年即便是好年景,最多也就能收三四千斤,全家九口人加上长工和短工,哪里够吃。早春便几乎吃不到粮食,这就要挖野菜、摘树叶吃。我家算富农,光景尚且饥寒交迫,更别说贫苦农民的生活了。

这些年来,我国连续十多年夏秋两季都是农业丰收年,昨天刚看了新闻,今年虽受疫情灾情等各种影响,我国仍取得了农业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1.3亿万斤,全国14亿人口,人均粮食达到900多斤。我们这么计算,还不包括现在生活中所吃的肉、蛋、蔬菜等副食品。说到这里,我又不禁回想到我的童年,奶奶曾幸福地给我们回忆:“当时家里三口人一年就吃了二斤油!”新旧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该有多大!全国人民如此坚决拥护和热爱中国共产党,这就不难看出共产党从来就是一心为人民谋幸福的。

你今天能听我回忆我奶奶讲过的故事,远比听“白发宫女说天宝逸事”有意义。百岁老人讲其奶奶讲的百年故事,时间就赓续近二百年,足可以上溯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化的全过程了。没有比较哪能得出正确的历史认识,好的记者必须了解历史才能站在正确的一面,否则就只能做浮光掠影的“客里空”。


《新华日报》(太行版)部分采编人员1946年合影。

二、少年失学 牧牛放羊

事非经过不知难。我上高小时,课堂上老师讲,报刊上也宣传,咱们山西表里山河,自强不息,阎督军先是“整理村范”,接着又建立兵工厂,能制造枪炮子弹。蒋介石一直想吞并山西,干看没办法。老师为了让大家爱山西,还教我们唱《山西省歌》。我现在都一字不忘,“山西省,北带归绥,外统蒙藩境,东临燕赵娘子关,俯视陉井间。”可是只上了八个月的课,中原大战爆发了。真是毛主席诗词里写的“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由于张学良易帜抄后路,阎锡山、冯玉祥的联军在河南让蒋介石打败了。阎冯联军撤退,从中原翻爬进太行山,只有不到8万人的小小和顺县,一下子爬进来两个整师的人马,遍地都是大兵,仅我家就驻有一个连部的大伙房,还有骑兵连的马。太行山上的和顺县本来就穷困,这几万兵马要就地取粮取草、抓丁拉伕,把个小小和顺县折腾得鸡飞狗跳,天天催粮派款,逼得我们村长的老爹都上吊了。有租地的贫下中农因为种地交费不断头往上加,一开春便退去租地,所剩劳力就给人打短工。地主、富农想出卖土地又贵贱没人要,我家也成为驻军征用钱粮的重点户。

十年打柴一天烧。一个中原大战,老阎把个山西的家当都贴进去了,报刊上宣传的三政六事,什么模范省近代化、现代化,统统都破产了,农业、手工业、家庭经济毁灭了,绿秆庄稼、铁秆庄稼都完蛋了,农村更别提学校教育了。当时大军占学校,校长只好宣布“全班毕业”,事后有一张“毕业文凭”发到家中。其实我们班都是不够格的高小肄业生。我参加革命后所填表格,学历都填“高小毕业”。说实话,说得准确些儿,我只能算是“高粱地毕业”。

失学后回到家中,父亲从报刊上获得养羊是最赚钱的一门生意,说日本人专门要买快到产期的“肚剥羔”,一个怀羔母羊就能卖到七八块钱。父亲便想出来一个恢复原来家庭经济状况的办法,借高利贷买进四十多只羊。我哥是高小毕业的,他对我说:“我想了一下,咱们的全部家当合起来,把土地和房产都卖掉,大概能卖3000块钱。要用这些钱到天津、北平那些大城市里,不管做什么买卖,我看要比父亲说的养羊保险。”参加革命后,我才回想到这桩事,其实他的思想正是一种萌发资本主义的想法。在这样动乱的社会,萌发一点资本主义也是难得的。失学后我成了羊倌,放了三年羊,为羊看病治伤,为羊接生,对每只羊都产生了感情,看到要出卖一只怀羔母羊,非常心疼。

我不仅学会了如何放羊,如何在疾风暴雨中生活,如何给小公羊阉割、帮母羊生养,就是对大小牲畜的饲养我也学到很多知识,包括大牲畜的口齿年龄我都可以识别。我的邻家居舍遇有牛驴生养,他们还叫我去帮过忙。

记得我和哥哥从没穿过里表全新的棉衣,奶奶总要在我的衣服上打几层补丁,最外一层是最破烂的,赶到除夕,奶奶才把最外一层撕下,用笤帚疙瘩把里面的灰土烂絮掸掉,这便成了第二天过大年的“新衣”。后来官军住在我家,过了冬天,当兵的就把他们的棉衣拆开,从里面掏出棉絮擦屁股。祖母在村边把这些擦过大便的棉花捡回来晒干,然后用柳条捶打干净,给我絮在棉袄里,穿上深感比过去絮的烂棉花“套子”要暖和。富农家尚且如此,广大贫农的境况可想而知。我奶奶26岁守寡,84岁病故,当时我与长兄都在外边从事抗日、革命,均未能为奶奶送终,这成为我俩人生一大遗憾!

我走进革命队伍,才懂得了20世纪初年各地军阀混战的实质。不论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还是蒋介石、阎锡山,新旧军阀实为一丘之貉,无不都属于买办资产阶级,都有帝国主义列强作后台靠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一为帝国主义,二为买办资产阶级,三为地主阶级,都是欺压掠夺中国人民的独夫民贼。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八十年前读了毛主席的《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等著作,他指出,中国百分之九十七是农民,官僚资本和地主阶级只不过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现在全国到处布满干柴,只要有人一点星火,即会燃起燎原大火。事实就是如此,那时驻平定、昔阳、和顺三县城的高桂滋部,就发生了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兵变”,一度建立了红军,但是遭到了阎锡山的残酷镇压。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依靠广大农村和农民,人民就会在解放的大道上迅跑。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新中国,中国人才真正站立起来了。



位于左权麻田西山上的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 赵新生/摄

三、大刀开刃 保卫家乡

旧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阎锡山想搞独立王国独善其身搞建设,搞发展,哪可能呢?再加上外国列强的欺负,中国近代化太难了。不说远的、大的,单说在我家,太行山上一家富农搞不成农业种地,搞不成手工业搓麻,想按报纸上宣传的日本要买“肚剥羔”去养羊卖羔,又由于日本人侵占了东三省,买卖早已不见,奢想从事畜牧搞“出口”业也没有了下文。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独立自由的现代化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保证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实现现代化。

种地、搓麻、养羊都找不到生活出路,家里只好把我送进县城一家私人承包的粮食税局做佣人,为人家做饭、清扫、提茶壶、倒夜壶,每天要往返三里到城外担水,受尽主人欺凌。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东三省被日本鬼子抢占,接着察哈尔、热河告急。然而,国民党、阎锡山不顾民族危机,却加强了反共。然而,关于共产党的消息却越来越多了。20世纪30年代初,和顺县已有党的地下活动,有小报小刊的传单,青年们受到了一些启蒙,知道了日本人欺负我们,要亡国灭种了。有说共产党红军已经从陕北打过黄河到山西了,红军打到了洪洞、赵城、孝义,还说红军很快就要打到太原城了,已经派人到和顺了。先生们议论:“说共产党来了是杀人如割草,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没听说杀过一个人,倒是传说只打老财,把钱粮都分给了穷人。”和顺县城的“反共”叫嚣一天比一天高,政府下令要强调人人学唱“反共”歌,捕杀共产党人。据说,被杀的证据是那人鞋底上钉有五个蘑菇钉(可能是指鞋底衲有五角星),还有的是身上搜出了12根红头火柴。前几年看到日本防卫厅编的材料,书里记有1936年红军东征时确实给和顺县派出地下工作者,宣传抗日救亡。

我的革命启蒙和文化启蒙是同时进行的。我虚岁六岁上小学,是从“人手口刀尺,鸡犬马牛羊”和打算盘“小九九”学起的。这都是机械式的学习,我则只顾贪耍。真正懂事还是七八岁以后,我们换了新老师刘启墉先生,他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先生给我们讲,汉朝班超出使西域,他只带了三十多人,一去就是三十多年,终于把当年战乱、分裂所困扰的西域统一成为后来的新疆。先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只有统一才能强盛,要爱国就要学习班超。刘老师给我们讲宋朝忠臣岳飞“精忠报国”,讲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讲甲午海战、八国联军、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讲到清政府如何腐败,中国人民如何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割地赔款等,特别讲1928年日本人在济南制造的“五三惨案”,用极为残忍的手段对中国人民烧杀奸淫,不到三天时间就杀害了我济南人民一千余人,把蔡公时等17个外交人员剜眼割舌全部残杀!刘启墉先生讲得掉泪哽咽,我们小学生哭成一团!这对我后来参加革命影响巨大。

从前在村里的感受只是物质生活的,到了县城就对黑暗政治有认识了。1936年在县城压抑的我扔掉行李逃回村里,当年冬天太原有来人在村上学校开会,宣传动员大家参加抗日牺盟会,我踊跃报名参加了。“七七事变”后,在太原上学的姨表弟张福兴停学返乡很快组织“抗日学生会”,我就是在他介绍下秘密参加了共产党。随即,党组织暗中指派我为抗日村长。同时,我又向党组织介绍苏尚清担任了全村自卫队队长,我们组织铁匠打了30多把开刃大砍刀,作为抗日的武器。

在根据地整风运动中,党组织要干部围绕“从何而来,到何而去”讲个人历史和政治思想,这个问题对我这个生长在太行山的“土包子”最好过关,因为:鬼子打到了家门口,家乡沦为敌占区,不革命没法活!



刘江近照

四、一手握笔 一手握枪

“红日照遍了东方,中华儿女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那时我们就唱成“中华儿女”,哪有什么“自由之神”?救中国要靠我们自己,人民靠我们去组织,反动派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

1938年,党组织将我调到胜利报社工作,从那时起我就算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了。《胜利报》1938年5月1日创刊于和顺县园街村,是中共晋冀特委的机关报。它是我党在太行山根据地创办最早的大众化报刊之一,是朱德总司令题写的报头。报纸四开两版,用粉连纸单面石印,栏目有社论、评论、新闻、通讯、工作研究、经验介绍等,还有小说、漫画连载等。1941年7月7日,《胜利报》升格为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易名为《晋冀豫日报》,即由地委报变成了省委报;年底,又并入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它是党的喉舌,是党在华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指导抗日斗争的工具,是“敌后抗日的一面旗帜”。

我对新闻工作有天然的亲近感。因为我对文史知识感兴趣是从小学开始的,当时在我心目中,惊奇和羡慕我的老师刘启墉先生的知识丰富。有一天中午,我和同学翟存银两人最早到校,我便拉他悄悄溜进先生的办公室,一眼便看到他桌案上有《华民日报》《小孩报》等几本报刊。那时的报刊多少能给太行山里吹进山外的一些风,先生是靠这些联系着外面的世界。我刚当抗日村长时,也是借助传单小报学政策,学工作。如今进了报社,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利用报纸唤醒民众,宣传动员组织人民进行革命,是很神圣的事业。我从报社的缮写员、校对员开始干起,干中学,学中干,那是用刻刀用钢针一笔一画地刻石版、刻蜡纸的工作,容不得一丝差错。

年轻人不清楚石印,那我多讲讲。石印接近于雕版印刷,它是利用油水不相容的原理在石板上印刷。先将质地细腻的石灰石板打磨得非常平整光滑,然后用药水(油性墨)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字绘图,再刷上薄薄的一层水,用墨磙在纸上滚动。这时有油性图文线条的地方因为没有水就获得油墨;相反,空白处有水,不沾染墨,然后覆上纸,加压,就获得一份报样。但这时报栏得到的图文是反的。所以,实际运用时还得加一道工序:先用药水在纸上写字或绘画,然后用压力覆到石上,揭去纸,刷水、上墨,再覆纸,加压,就得到一份正的图文:正——反——正,这就是石印。写版刻版时要把手洗得干干净净,蘸着药水,大气不敢出,不敢让手出汗,悬着肘写呀刻呀,万不敢让手挨到版上。就这样,搞印刷的同志还是求爷爷告奶奶地说:手千万不敢挨着版,不然就毁了版没法印,印出报来也看不清楚。我是一夜一夜地写版刻版,有正文,有标题,有各种字体和图案。要说现在的搞书法,不能不说就是从那时打下的基本功。

我参加新闻宣传工作,不是投笔从戎,也不是弃武从文,是在党的指引下,一手持砍刀来的,当记者是手里又多了一件革命利器的事情。在报社我学会了以笔为武器,但我也从来没有放下手中枪。在反“扫荡”时我们把印刷机器掩埋起来,我总带着一支步枪先行开路,报社只带一部电台和铅印机,一边战斗一边出报。

不谦虚地说,大多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从家门到校门再到革命队伍,像我这样放过羊、务过农、逃过难、做过佣人,有“从狼嘴里叼出过羊”经历的人不多,尤其我大胆泼辣勇敢。在我所经过的机关单位,我都是生活大队长,每天组织带领大家早起跑步爬山。从1940年起,举凡在各次反“扫荡”战斗、机关大生产等,不论上山开荒种地,还是掏大粪送肥到地,我几乎都是以带头人或负责人出面。战斗到来,我总是机关选拔出来的少数荷枪实弹的战斗员。游击途中集体过夜,晚上的站岗放哨,特别是后半夜到黎明这一段,几乎都是由我一人来站岗放哨。每次反“扫荡”战结束后,对战斗中的模范人员进行表扬或奖励,一块毛巾、一块肥皂的奖品都有我的份。

1942年5月,日寇对太行革命根据地大“扫荡”,我所在的《新华日报》,因为该报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每次反“扫荡”行动都是听从八路军总部指挥,分路出发去游击。《新华日报》社作为总部下属的一个行军大队,社长何云任大队长。大队要选拔10个身强力壮者组成战斗班,我算是尖兵。我带了一支“七九”步枪,是战斗班里配发子弹最多的人,共有三排15发,一路冲锋,特别有荣誉感。这次大“扫荡”一到,总部即令报社要跟随总部统一行动。5月22日,左权将军率总部直属少数部队或各个后方单位(政治部、供给部、银行、抗大六分校、朝鲜义勇队、报社等)被敌包围在晋冀两省交界的十字岭附近。我们报社紧跟总部。在十字岭山头与鬼子激烈战斗中,左权将军壮烈殉国。敌人采取“篦梳战术”,把我们整个大队冲散了,战斗班又化整为零分到各小队。我回到由总务科、电务科、校对科、图书资料室合编的小队,这个小队由史纪言带队。因为我在牧羊中和狼有斗争经验,胆量大,半夜我去侦察,带领大家打游击,凭着三条步枪最后领着十多人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接着,我们又组织担架返回去,把从狼嘴里叼出羊的斗争经验都用上了,硬是从敌人的刀枪下抢救出伤员。那一次,我们小队冲出来的同志多,别的小队就损失大了。社长兼总编何云等46个同志壮烈牺牲了。这些烈士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来的精英呀,还有的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都是大知识分子呀,是我们报社的主要领导和骨干人员。他们的牺牲,造成新华日报毁灭性的损失。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反“扫荡”战后,克服一切困难,很快又在战地恢复了出报。1943年10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改为《新华日报》太行版,成为中共太行区党委机关报。从那时开始,我被调作随军记者。我们一群生于太行山长于太行山的“土包子”正是迎难而上,一下子就顶上去了!接着干!我们是在烈火中重生的一群,接着奋斗了,一直迎来新中国的成立。你要写一本《凤凰涅槃——太行新华日报研究》专著,我赞成,我支持,它不仅是《山西日报》的前身,更为山西乃至新中国的新闻宣传文化出版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人才和领导干部,它真是在战地上浴火重生的一只金凤凰,值得深入研究。



刘江为《凤凰涅槃》一书题词。

五、记者责任 使命担当

在报社,我从缮写员、校对员干起,当战地记者,当编辑,先后担任通讯科、编辑科科长,一直战斗在太行山上。1949年随解放大军进入太原,一进城先是成立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组建全省广播新闻队伍。接着,被紧急抽调创办太原市委机关《太原日报》, “光杆司令”“招兵买马”,组建新闻记者队伍。一直为全省新闻、宣传、文化、出版工作铺摊子、搭架子、建队伍、强素质,说是几十年当领导,实际上是个大记者,事必躬亲、言传身教、率先垂范地及时报道时事政治,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进行文艺创作,以笔墨反映中国革命史,记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进步伐,奏唱时代的主旋律。直到离休,八十多岁还创办了《山西公关报》《山西商报》等报刊,参与创办三晋文化研究会,积极进行历史优秀文化的整理研究,加强中外文化交流。2000年创刊的《山西商报》是一张全方位面向城市市民,侧重于经济、文化报道的综合性新闻日报,成为都市民众参与经济生活、了解市场动态、参评天下大事、关注衣食住行的窗口平台。可以说,我一辈子都在干党的新闻宣传文化事业,而且我的儿子、孙子也正在从事记者工作。

我的体会是,新闻工作是一项最实际最迅速的政治工作,新闻记者是时代生活的记录者,同时也是指导社会前进的引导者。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就是反映人民生活,服务人民利益,引导人民前进。而要承担这种职责和使命,就必须强调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要有高度的政治修养。

战争年代很艰苦,一个月就两块钱,穷成那个样子,随时都可能死,敌人一来多少人吓跑了、叛变了,这哪能干成革命?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没有一股牺牲奋斗精神,那是一天也干不成的!邓小平说,一靠理想二靠纪律,过去革命是这样,今天搞建设也是这样。这就是讲政治。

记者编辑常讲究要有“新闻鼻”“新闻眼”,观察问题要敏锐,判断事物要准确,没有政治修养你能有灵敏的新闻“嗅觉”吗?岂不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政治是要学习的,但首先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对人民有感情。

谈到对人民的思想感情,当时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整风的一大内容。一年时间的整风运动,可以说在个人思想上是一大改造,使每个人都深刻领会了什么是人民感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教育,为我们后来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对人民的感情是在深入生活中形成的。战争年代,我们的记者是血里火里与敌人真刀真枪、面对面地拼杀呀!哪可不是光写文章的事情。记者王良在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时被活埋了,记者陈宗平被日寇割了头挖了心,他们都是在和敌人进行白刃战中牺牲的。正因为我和抗日英雄们一起去前线端炮楼、扒火车、杀鬼子,才能记录下太行英雄赵亨德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也才能写出《太行风云》。当然,一人之笔未必能反映出人民解放事业的大气磅礴,但是深入生活,一腔热血为人民服务,是可以一滴水见七彩阳光的,生活的点滴积累都是可以为人民、为革命做出贡献的。就如我自小放羊,和狼打交道,拼死也要硬生生从狼嘴里夺回羊来,这经验自然就用在了打鬼子、救伤员上了。1947年,我们新华日报社一个女同志难产,大家手足无措,我凭着接生羊羔的经验,终于使母女平安。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北京日报》工作,住在苏州胡同。1954年我去看望过她一次,她把女儿叫来指着我说:“这是你刘江大爷,他在山西工作,你可要记住他是你的救命恩人!”离休后,我凭着自己的气功和养生方法,每天早晨义务去登门为一个下岗职工治病,这难道不是为人民服务吗?凭着政治正确的“新闻鼻”,时时处处都有写作素材。

政治不能代替一切,光有人民感情也是不够的,记者还必须具备必要的业务素质和能力本领,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譬如,记者的采访与写作。拿采访二字来说,青年记者多是“访”而缺“采”,访问了一个人,归来便写通讯、特写、访问记。但是,仅靠一些访得的材料热炒热卖是不行的,一篇出色的通讯,必须有多方面材料的配置、陪衬、对照,而这就需要有平时采集储蓄的材料来加以装潢、点缀了。老练的新闻记者,身上经常带有许多笔记本或材料册。要善于收集、积蓄、整理和使用材料,随时都要记一点到里面支撑,这上面的东西平时也许用不到,一旦用一粒两粒,整个新闻通讯稿便立即活泼起来。好文学并不等于好新闻,好新闻要讲究技术修养,如处理文字、图片、版面,标题、引言、按语等。总之,一要认识自己所担负的是一种政治的社会的事业;二要注意待人诚恳,虚心好学,不胡言乱语瞎调侃;三要时时警惕自己的身份和责任,不假公济私,不急功好名,不做损害事业和人格的事。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这就是我们新闻宣传工作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六大职责和使命。职责重大,使命神圣,新闻宣传工作者能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吗?



刘江为记者节二十周年题词。

六、结束语

今天是农历九月二十二,立冬节气,我给你讲了中国人民在饥寒交迫的时代如何挣扎的故事;今天是公历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我给你讲了党是如何领导人民革命翻身解放的故事;今天又是记者节前夕,我给你讲了党的新闻工作者担当与使命的故事。

现在,我把给你题写的这几幅字的内容解释一下:

第一幅:福 就是幸福,红色的祝福就是驱邪避灾的幸福。由于今年发生了疫情,社会上流传有关于庚子年如何如何的蛊惑人心的流言蜚语,要不信邪不怕鬼。我以战争的幸运者、百年沧桑的见证者,庚子年祝福祖国“风景这边独好”。

第二幅:凤凰涅槃——新华日报(太行版) 为你题写的书名。这个书名真实地反映了《新华日报》的历史和作用,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第三幅:中国精神万岁 供《凤凰涅槃》一书的扉面使用。中国精神就是毛主席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第四幅:点滴社会传媒均应以人民利益为基准,当是每个新闻工作者的思维与灵魂;力促各类科学的创新是当今时代的必须,是人类命运共同的必须。 这是为第二十一个中国记者节题词,不用多解释了。

我来重点给你解释一下条幅内的款识封号、闲章钤印:

“百岁散叟刘江”——散叟就是指我是一个散淡的老头儿。散淡,诸葛亮称“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也是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之意。

“百岁不算老”——习总书记讲过,“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岗位工作有离退休一说,但党的事业是党员终身奋斗的事业,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太行山人”——我生在太行山,长在太行山,一辈子在山西,我爱我的家乡。

“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往开来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七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创业,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发展成就。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困扰中华民族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彻底解决。在党的领导下,14亿人民团结奋进,汇聚着磅礴力量,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在望,中华民族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更辉煌的新征程,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这就是中国智慧。

“合作共赢”——习总书记倡导共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以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的理念开启了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 2018年举行了首届进博会,2019年举行第二届进博会,这两届进博会意向成交额超过1200亿美元。今年11月4日,又举行了第三届进博会。尽管全球都受到疫情冲击影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赴会参展,回头率超过70%,专业采购商达到40万人,注册单位达11.2万家,显示出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选择和信任。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我们制定出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人民生活将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正如习总书记在国庆70周年讲话时指出的: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

你给我的采访题目,我都谈了;我给你的题词内容,我都讲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晋绥网向致敬刘江前辈!

          本网编辑:王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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