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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精神故事: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来源:甘惜分 天扬故事   作者:甘惜分 天扬故事   更新时间:2020-03-16   浏览:211
  

      2013年12月,吕梁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晋绥日报漫忆》摄制组组在北京采访了一位中国新闻教育家、新闻学者,中国新闻学界泰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资深教授甘惜分。他一直怀念革命老区兴县,一直怀念晋绥日报住过的地方——高家村。


      


      什么是故乡?不用说,人们总是把自己的祖籍或出生地当作故乡。可是,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有时也把在其中生活的时期比较长、对一生的影响比较大的地方 — 不管这地方是富裕,还是贫穷 — 当作自己的故乡。

      我就是这样,我是把晋西北当作我的第二故乡的。晋西北,尤其是兴县、蔚汾河(多美的名字)两岸的山山水水,那些大大小小的村庄,李家湾、蔡家崖、北坡、石岭子、高家村、赵家川口、碧村、黑峪口……,那些疏疏落落的人家,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路,我对它们是多么熟悉,几平闭着眼睛也可以通行无阻。

      一个南方青年入,从数干里之外来到北国黄河之滨的山区,一呆就是十年,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全国革命胜利,从青年到壮年,从嘴上没毛到胡子巴差,把自己的青春时代献给了这里的土地和人民,这在我是引以为荣的。这里难道不是我的故乡吗?故乡就是母亲,晋西北就是我的第二个母亲。

      1949年告別了晋西北,十年过去,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多么怀念她,怀念我的第二故乡。我多么盼望有一天能故地重游,亲一亲那养我育我、我也为之流过汗水的故土。这种思念之情有时近乎一种病态,一种怀乡病,一想到她就入了神。

      在北京,有时也听到传说,说晋西北还是那样贫困,人民生活还是那样艰难,说是临县(我们过去把它叫做晋西北的乌克兰 — 粮仓)的人口大量外流。听到母亲遭难,为人子者岂不伤心!心我不敢相信,我越是想要亲自去看一看。

      1976年9月下旬,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个时机很不吉祥。我先在西安,适逢毛泽东同志去世。在延安,我参加了举国同哀的追悼会。最后到了晋西北,还到处可见挽联和花圈。不过这也好,促使我回忆过去,看看现在,想想将来。

      感谢老朋友苏光同志,他是晋绥日报的老战友,他和他的儿子同我一同前往。

      

        

       苏光儿子苏小苏回忆当时的情景

      
      吉普车在公路上奔驰,忻县、静乐、岚县,一站一站地过去,在岚县,我察看了我的胞兄向群同志的墓地(他1948年在土地改革中牺牲在那里),然后向兴县前进。“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正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过了界河口,已是兴县境界,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

      我想起了高家村,那是《晋绥日报》的所在地,党的政策和主张从这里传播到各县各区,传播到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去。人民的情绪和要求也往往集中到这里来,又变成印刷品传到各地去。

      我多么熟悉它。我记得河边的乱石,我记得村边的栆树林,我记得村口那个猪圈,我记得村里的小街道,我记得村中的那个戏台,我记得有一年降了一次暴雨,冲坏了多少窑洞,我住的窑洞也是满炕泥水,被褥也泡在泥沙中。我记得邻村的农民白金栋,三四十岁还没有娶妻。如今呢?他变了模样吗?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想起了高丽生同志,我同他朝夕相处,同住一眼窑洞,睡在一条炕上达数年之久。他一口广东话,小小的个子,却很结实,我同他共同种植一块西红柿,到河边挑水总是他自愿承担,可以看出他从小养成的劳动习惯。他性格强而又好斗,我同他既能协同工作,又时不时发生争论,争论得面红耳赤,过后却又照常协同工作,好象不曾有过争论似的,这就是高丽生的性格。

      他精力过人,从不午睡,他利用午休时间,干了好多工作,效率惊人。可惜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材,六十年代却被康生陷害,在北京工人日报工作时期为小说《刘志丹》一案被撤职下放,于1974年含冤去世。

      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高丽生同志的生前战友们聚集一堂。向他脱帽致哀,内心都有难言之隐。《晋绥日报》的战友,现在散居南北各地,十年浩劫,十九遭难,但象高丽生同志那样被迫害致死者幸而还不多。

      我还想起了那些日夜战斗的岁月。高家村这个普通的山村,由于《晋绥日报》在此安营扎寨而平添了无限生气。“没有星期天,只有礼拜天”,是玩笑,也是一种自我陶醉,大家都不计报酬地工作,无所谓“加班加点”,都是自觉地习惯于日夜奔忙。

      大多数同志都是单身汉,了无家室之累,只有报国之心。从春到冬,从黎明到漏夜更残,高家村充满了紧张的战斗生活。一到夜间,各个窑洞灯火通明,有时还听到大声争论,直到报纸印出,发往各地,编辑同志才熄灯就寝。而这时,隔壁的老乡们却又即将开始新的一天的劳动了。

         

      我想起了其乐融融的物质生活。衣是粗衣,食是淡饭,住是窑洞,行是步行,“物质享受”这几个字谁也不去想。一种共同的政治信念,一种对前途充满阳光的理想,使大家对当前的艰难困苦甘之如饴。谁得了微薄的稿费(那稿费是按小米几升几合来计算的,按小米价折成边区纸币发给,这在今天的作家们看来大概只能算是笑谈),买几斤肉,或几包花生红枣,大家灯下共享,欢声笑语,不知夜空中斗换星移。

      在汽车的颠簸中,我的思想驰骋无边无际,忽然,兴县城到了。它变了,昔日南关外的商业区,成了景况萧疏、门可罗雀的居民点。幸而东关外盖起了一幢幢楼房,总算有点兴旺发达气象。

      驱车直奔高家村而去。我昐望已久的故土!你是何等模样?是苍老衰落?还是风华正茂?你别回过脸去,让我仔细端详。

      我心里一沉。我看到的高家村,与从前的高家村并没有显著的区别。还是那些石头砌的窑洞,石头垒的墙,墙上堆放着枣刺,还是旧时那样简陋的厕所,还是那样零乱的宅边小路,还是那样树木寥落,尘土飞扬。

          

      《晋绥日报》同志们住过的那些院内,过去是打通了的,现在却一一隔开,独门独户。我住的那间窑,如今成了羊圈,羊群不在,只剩下遍地的羊粪。老乡们聚拢来了,几十年不见,老者逝去少辈出,面孔多已生疏,但问长问短,还是昔日交情。

      我为他们在墙边照相,衣裤鞋帽,不异从前。我脑中思付:地球绕太阳运转二十多圈,在宇宙间,不过一瞬,但在人世间,二十多年也不算短。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可是这个政权到底为人民解决了多少困难?对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这个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想想。可是,在那个年月(1976年)痛苦只能往肚子里咽,这样的想法从不敢与别人谈起。

      告別了,老乡们拿出一口袋红枣相赠,我们哪里敢收受?只擦了几颗,深表谢意。别了,乡亲们,但愿下次相见,能见到你们的幸福生活。

          

      一路访古寻迹,我们又到了蔡家崖。在我的印象中,这里是蔚汾河两岸最富裕的村庄,其标志是这个村里有一户远近闻名的大地主的庄院,贺龙同志的司令部就曾住在这个大院落中。我对这个大院很熟悉,四十年代我常来。我第一次访续范亭将军,也就在这个院里。院里有院,那正北一排整齐的石窑,的确是气派非凡。院西为一排厢房,却是抗战后新建的。如今,我走进这个花木成荫的大宅第,景物如旧,触目的却是一排排哀悼的花圈。毛泽东同志逝世不到二十天,这些花圖如新。游故地,思旧情,令人百感交集。

      仿佛回到了1948年4月2日上午,我们《晋绥日报》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的工作人员,大约二十来人吧,坐在西房最南那间平房里静候。十时许,毛泽东主席从北向南沿屋檐下缓步走来,进入室内,我们起立鼓掌欢迎。他向我们一一握手,一一问过过姓名,然后缓缓地纵古论今,谈到办报的一系列方针,这就是载入《毛泽东选集》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历史流转快三十年,而今我环顾四周,毛主席的谈话还在耳边回响。我伫立在花圈面前,眼前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向我的脑际冲激,现实向我提问:《晋绥日报》谈话的精神,而今安在?

      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诫:要反“左”,“左”是冒险主义。当然反“左”也要防右。《晋绥日报》对晋绥解放区的工作是做过重大贡献的,但它也反复宣传过“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晋绥日报》的编者按语调子越来越高,动不动就质问干部:“你们这些老爷们!“左”得可爱,效果如何?在晋绥解放区工作过的同志当能记得:那时晋绥边区生产下降,手工业停产,学校关闭,干部挨整,人心浮动。

        

      这当然不仅是,而且主要不是《晋绥日报》编辑部的问题,而是当时晋绥地区党的领导工作中的问题。毛泽东同志1947年冬到1948年初在陕北戎马倥偬中停骖思索,注意到《晋缓日报》的思想倾向性,发出了“锋芒毕露,盛气凌人”的警告,继而又以路过晋绥地区之便,对晋绥干部会议讲话,要求掌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对《晋绥日报》的同志们耳提面命,要我们注意掌握党的政策,不要左右摇摆。

      在所有解放区的报纸中、独有《晋缓日报》的编入员有这样一次特殊的时机,亲聆毛泽东同志畅论办报方针。这是难得的。当然,毛主席的论述适合于一切党报,他是在对所有党报发出指示。

      言犹在耳。毛主席讲话的基本出发点是办好党报,党报要宣传党的政策,要团结人民,要得到人民支持,要坚持真理,要坚持真理又须要尖锐泼辣的文风。

      请问《晋绥日报》的谈话精神,你在哪里?


                     来源:甘惜分  天扬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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