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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红色故事:《游击队之歌》背后的故事
来源:晋绥网   作者:陈探许   更新时间:2020-09-05   浏览:515



1937年初秋,由贺绿汀、马彦祥、塞克、聂绀弩、崔嵬、欧阳山尊、宋之的等一批著名文艺家,组成抗日救亡第一演剧队。由上海出发,一路走,一路演,号召和动员全民抗战。年底,演剧队到达八路军总部的驻地--山西临汾。

在为八路军前线将士演出前,参谋长李云鹏指挥部队进场观看演出,贺绿汀惊喜地发现,竟是当年他参加广州暴动时的营长。战友相见分外热情。李云鹏拉着贺绿汀的手激动地说:“当年你写过《暴动歌》,今天你是不是该写个抗日歌呀!”“好啊!”贺绿汀满口答应了。

贺绿汀在访问八路军新成立的炮兵团时,看到排列整齐的大炮,得知全是缴获敌人的战利品。“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样的词句在诗人心中诞生。



在临汾,贺绿汀和八路军学兵大队的学兵们住在一起。连队火热的战斗生活,激发了音乐家的创作热情,当他听了彭雪枫讲授游击战术后,激动不已彻夜不眠,脑海里总是浮现出高山密林、青纱帐,机智英勇神出鬼没的游击队,贺绿汀灵感顿生,脑海中显现出一串串富有节奏感的音符。贺绿汀起身披上缴获日本人的黄呢子大衣在油灯下一曲《游击队之歌》跃然纸上。

1938年初,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洪洞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晚会上,贺绿汀指挥第一演剧队首唱了这首词曲都是他一人创作的进行曲,歌曲节奏活跃,富于变化,曲调轻快,流畅,充满旺盛的活力。此曲献给八路军将士,既切会议主题,又符合游击战原则。深获朱、彭、贺、刘、任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好评。当年夏天《游击队之歌》发表在抗战刊物上,迅速传遍八路军各部和各抗日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关心在重庆的知名文化人贺绿汀的安全,安排疏散他们夫妇离开重庆,辗转去延安。并告诉他;国民党出于反共、限共、溶共的政策,对去延安的道路封锁得紧,男同志去延安困难很大,女同志可先以八路军家属名义去,东西不要多带。装成是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这样姜瑞芝带着两个孩子,第二天一早上了去延安的大卡车。

果然,车到汉中,国民党军便截住车队,将她们押往城内。后来,周恩来得到消息,打电话给蒋介石,要求他下令对这些回延安的人放行。蒋介石迫于国内压力不得不有所收敛,只扣留了一辆八路军干部乘坐的卡车,其余车辆放行。

不久,周恩来对负责安排疏散的徐冰说:“贺绿汀这样有骨气的音乐家,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好好保护。你代表组织通知他,立即收拾行李,马上和我们护送的同志一道去香港,再转赴敌后根据地。”随即又拿出500元钱,要徐冰转交贺绿汀做路费。当徐冰将500 元钱交给贺绿汀时,贺绿汀眼里盈满了泪水。当他到周恩来的住处告别时,想打听妻儿的消息。周恩来凝视着贺绿汀说:“贺绿汀同志,你的夫人还没有到达延安,在途中就受到过革命的洗礼了。”

贺绿汀离开重庆后,由桂林到香港至上海,直至1941年5月底,才到达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盐城新四军军部,先后在华中鲁莽和新四军鲁艺培训了大量的音乐人才。

转眼到了1943年4月初,组织上通知贺绿汀可以去延安了。为路上安全起见,贺绿汀特意留起了八字胡,化名陈益吾,换上新做的长衫,装扮成买卖人,在上海他花钱让人办了一张华北通行证,开始北上。从北平到天津再到太原,几经周折,来到离石县,这里是八路军、日伪、阎锡山三方势力的交叉统治地区,情况十分复杂,一个县界的地盘上竟然有四个县政府,离石县城和公路沿线是日伪管辖的。太军路南的冀家峪是国民党县政府,只有一块县政府的牌子挂在院门上,政令过不了太军路北。抗日政权为便于开展抗日斗争,将离石县撤分为离石和离东两县。

一天,两位武工队员跑回区政府临时驻地,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一区区长陈彬报告:“区长,我们查路时抓了个叫陈益吾的外地人,在他身上竟搜出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开出的通行证!肯定是个大汉奸!”得意扬扬地边说边用手擦去脸上的汗水。区上的同志们一听,都兴奋地跳起来。陈彬心想:也是嘛,一般抓到的汉奸,都是本地有名有姓备了案的。这么大的特务机关开出的证件,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操一口外地口音的汉奸又能长成什么样子?看看去!

抓来的大汉奸留着八字胡,身穿长袍,手提牛皮箱,头戴着大礼帽、眼睛上还戴了一付墨镜,一副商人模样颇为讲究。此刻被几名队员看守着,陈彬心想,商人一般不单行,倒是特务活动不聚群,这个外地人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几经讯问,这个陈益吾说自己不是汉奸特务。是地下党安排,从新四军过来,要过黄河上延安,身上所带的证件是为准备通过敌占区花钱办得,不是日伪特务机关发得。不想快到黄河边了,却在三分区离石地界上被你们当汉奸扣下了,他很是一副不服气的样子。

仅凭一张特务机关的通行证,就说他是汉奸吧,一时也拿不出别的证据,相信陈益吾的辩解吧,但又没有地下交通护送,搞不清陈益吾的真实身份。既然不能确认身份,对不起只好先委屈一下,关押起来请示县政府后再说。

“汉奸”一听还是要被关起来,脱不了身,气得直摇头挠脑,不断嚷嚷: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苦恼之中,他突然眼前一亮想起了一个办法,轻声哼起了当时每个武工队队员都十分熟悉的曲调《游击队之歌》。逐渐由小声的哼曲变成大声地唱出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唱得字正腔圆,音色明亮,情绪饱满,很有感染力,还真吸引了看押他的武工队员们。

这激昂的歌声,让略懂音乐喜欢拉二胡的陈彬,听出他在唱《游击队之歌》。这首抗日歌曲,在抗日根据地己经流行多年,陈彬十分熟悉,而且还让武工队教会各村的民兵、青救会、妇救会和驻村的老百姓唱。到这时,陈彬仍然不动声色,一脸严肃。只是心里顿生疑惑:汉奸怎么会唱抗日歌曲呢?

于是陈彬有了与之前不同的看法。心想此人确有一身正气,不太像汉奸被捕后总有心虚的样子。但长期的敌后工作经历和组织原则,养成了决不轻易相信别人的习惯。只要还没甄别清楚,就不能放人。大家这时对“汉奸”的态度,倒是有了很大的变化,态度也客气多了。

县政府得到区上的报告,也对这位穿着长衫,留着八字胡,自称是从新四军那里来的人非常怀疑,幸好县政府有个干部曾见过贺绿汀教唱《游击队之歌》歌,到区上见过本人才给他解了围。

在离石一区地界内,未能按组织安排的交通接上头,致使带着日本特务机关证件的贺禄汀,被巡查的武工队当作大汉奸陈益吾抓了起来,闹了个大笑话。

此时,陈彬拍一拍脑门,不好意思地说:“嘿!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人了,相见恨晚,相见恨晚!听到您唱《游击队之歌》时,我就认为你不会是汉奸!说实话,那时还是搞不清楚你的真实身份,没有县上的指示和交通员护送不敢放你,希望理解。”贺禄汀说:“你们三分区离石县防敌特的警惕性高,不愧是陕甘宁边区的东大门。也请你们理解我先前没有讲清楚我是谁的原因。”

那一夜,贺绿汀睡得特别香。从上海到北京、天津,然后到太原穿越敌伪区,每日每夜都提心吊胆,不知道会不会被抓,现在虽然被“抓了”,但却一点也不怕了,进入晋绥边区就是回家了。



第二天,贺禄汀高高兴兴地与大家告别,结束了这段短暂而离奇的生活,西渡黄河前往延安。到这时,区上还有同志才刚弄明白,区上抓的“大汉奸陈益吾”是咱自己人——大音乐家贺禄汀。

                         陈探许

作者附照片说:



照片是1942年家父陈彬(原名陈增秀,在离石一区工作时改名陈彬)与区公所炊事员父子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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