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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力量: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版画艺术
来源:文艺报 人民网 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作者:郝斌 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更新时间:2021-12-05   浏览:928


人民的力量: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版画艺术

关键词:延安木刻版画

彭德怀将军在抗日最前线(木刻 1941年) 彦 涵 作

在鲁迅先生热切关怀和亲自教导下,新兴木刻作为20世纪中国一股崭新的革命美术创作潮流,在其引入中国伊始的上世纪30年代前半期就已经取得了迅猛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新兴木刻开始肩负起更大的历史使命,走在了美术创作甚至中国文艺的前列。在抗战洪流中,如何创作出新的中国艺术?新兴木刻也在努力探求着自己的艺术定位和身份。1938年4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延安鲁艺”)的成立正为此提供了重要契机,新兴木刻藉此转向了让人耳目一新、具有独特艺术面貌并让世界瞩目的“延安木刻”,木刻家们也在此真正找到了木刻所应有的艺术定位、艺术身份与精神归属——人民生活的源泉。

心归延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延安在当时成为了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地方,全国各地怀抱着革命理想的知识青年争相投奔而来。艾克恩谈道:“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成了革命的灯塔。许多有志于抗日、追求光明、自由和民主的人士,包括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不惜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奔向延安,一时间出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滚滚潮流。仅1938年,在延安就聚集了百余名已有成就的文化人,包括作家、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等方面的人才。”(《延安文艺史》)其中就包括了许多木刻家。

据统计,自1936-1940年间,相继到达延安的木刻家就有温涛、胡一川、沃渣、江丰、马达、陈铁耕、陈叔亮、王式廓、黄山定、张望、刘岘、力群等,他们基本都以鲁艺美术系为活动阵地,鲁艺美术系也由此实际成为了“木刻系”,继而培养出了古元、彦涵、焦心河、罗工柳、邹雅、夏风、王流秋、苏光、张晓非、张映雪、刘蒙天、牛文、刘旷、陈九等一批青年木刻家。他们共同构成了延安木刻创作的“延安学派”。所谓“延安学派”,力群作了解释:其是由延安的木刻家们在政治思想、艺术方向的一致,描绘内容和艺术风格上的接近,以及地理环境和人物风貌,互相学习和影响等因素而自然形成的;其以延安鲁艺为中心,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古元;在艺术内容上歌颂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过的民主幸福生活,歌颂敌后军民的英勇战斗和英雄业绩;在艺术形式上脱离了外国影响而富有民族气味的风格。“延安学派”的逐步构建,也为开创延安木刻崭新的创作路向奠定了坚实基础。

延安木刻的变革,首先是最早来到延安的一批木刻家面对延安新生活在木刻创作上所进行的变革。如这一时期,江丰的《延安各界纪念抗日阵亡将士大会》,再现了延安举行“纪念抗日阵亡将士大会”的情景;沃渣的《军民打成一片》,刻画了八路军战士帮助边区农民收割的场景,是对军民合作的表现。两幅作品都在内容上反映了延安的新生活,具有鲜活的生活气息;但在技法和风格上,却依然保留了他们既有的风格:采用阴刻法,并通过黑白对比组织画面。然而,这种风格却很难为边区军民所接受。木刻作者们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试图在木刻创作上进行革新,以开拓延安木刻的大众化之路。

走向人民生活

延安木刻的大众化探索切实地体现为“走向人民生活”的实践。所谓“人民生活”,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更确切地说,应是陕北农民生活、陕北农村生活。这既是乡村民众动员的重要方式,也切实为艺术创作探索提供了新的命题。

其中,古元1940-1941年在延安县碾庄乡的生活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时,古元等5位鲁艺学员一起被分配到碾庄工作,这原本是鲁艺教学安排中既定的一环(专业学习与革命工作相结合),古元却在此默默展开了颇具实验性的生活实践和创作探索。经过了一段长期且痛苦的生活实践的磨砺,古元努力将碾庄农村鲜活的生活体验转变为艺术创作,试图构建起艺术与生活的有机结合。他谈道:“经过一段熟悉的过程,我对这里的生活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看见乡亲们的日常生活,如同看见很多优美的图画一样,促使我创作了很多木刻画。” 这批作品就是他在碾庄时期创作的富含生活气息的“农村小景”系列(1940)、《选民登记》(1940)、《结婚登记》(1940)、《离婚诉》(1940)等,标志着他在从生活实践到艺术创作探索的初步成效,且许多作品都成为古元延安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当徐悲鸿1942年在重庆看到古元“农村小景”系列木刻之一的《割草》(1940)时,发出惊叹:“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乃他日国际比赛中之一位选手,而他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的。”由此可见古元碾庄木刻创作的重要价值。

古元碾庄创作的重要意义更在于其为延安木刻创作的进一步探索提示了方向——将艺术创作与人民生活实践进行有机的结合。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的根本问题是“为人民的”,文艺创作的惟一的源泉是“人民生活”;随后他又提出了“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的主张,这都鲜明强调了“人民”与“人民生活”在文艺创作中的核心位置。1943年3月,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集文艺工作者开会,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紧密地与群众相结合。此后,延安文艺工作者纷纷下乡深入生活。同年12月,一支有42名成员的“鲁艺工作团”深入绥德,收集了大量民间剪纸,并创作了新年画和新窗花;王式廓下乡到安塞农村;古元、艾青随运盐队下乡到三边;罗工柳和杨筠下乡到关中;张望下乡到靖边,等等。正如张仃指出:“我们是无需再珍贵自己的一些‘糊涂观念’,把空洞的理论和虚名作为装饰。现在正需要真正面向工农兵了,和实际生活结合——下乡去。”“画家下乡”与边区乡村生活相结合,成为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推进美术创作的明确而崭新的路径。新的深刻的生活体验也为美术创作开拓了广阔空间。经过了新的生活体验,古元创作了《加紧运盐》(1943)、《放青驮盐》(1943)、《练兵》(1943)、《菜园》(1944,套色木刻)、《人民刘志丹》(1944),罗工柳创作了《马本斋将军的母亲》(1943)、《八路军一二○师政委关向应》,张望《乡村干部会议》(1944),王式廓《改造二流子》(1944),马达《汲水抗旱》(1944)、《民间艺人》(1944),石鲁《群英会》(1944)、《妯娌俩》(1944)等等,都展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崭新的艺术面貌,延安风格木刻趋于成熟。

可以说,抗战时期的延安美术不仅在战争题材、更在人民实际生活的源泉中寻觅到了艺术创作的意义所在——对“人民”的发现和表达。尤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广大美术家更自觉地走向农村、走进工农兵,更广泛而深刻地与大众相结合,这是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美术现象,其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不容忽视。

汲取人民形式

走向人民生活的实践过程,也伴随着木刻民族化的探索过程,必然导致延安木刻形式语言的变革。到底应该为那些不识字的陕北农民提供怎样的艺术呢?于鸣1939年就曾分析:“在实际向‘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是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艺术手段上,不妨碍大众生活习惯而影响形式;一方面是为了限制,而引用传统的旧形式。”可谓准确概括了延安木刻家在艺术大众化探索方面的不同道路,尤其后者逐步成为了延安木刻民族化探索的主要道路。

尽管相关探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就已经积极开展,如1938年冬成立了“鲁艺木刻工作团”,其在木刻新年画创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创作成绩;但显然,延安文艺座谈会成为了一个关键节点,其后随着走向人民生活的深入实践,延安农村既有的民间形式、传统形式、旧形式等开始广泛进入美术家们的视野中。美术家们也试图藉此推进木刻创作的新探索。正如力群谈道:“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由于文艺工作者们加强了群众观点,考虑到农民群众的欣赏习惯,版画家们作品的巨大变化,就是减少了画面的黑的成分,人物的面部也不再用明暗的表现法了,而采用了中国年画中人物面部的画法,并多用阳线刻法了”,并“考虑到群众对色彩画的喜爱,因而大大发展了套色木刻”,由此构建起了“延安学派”共同的艺术特色。

在相关创作中,早在1939年春节前,江丰创作了《保卫家乡》(1939)、沃渣创作了《五谷丰登》(1939)两套新年画,开创了延安木刻新年画创作的潮流。1942年以后,古元也开始从“黑古元”转向“白古元”风格,他再次创作了《结婚登记》(1942)、《离婚诉》(1942),以及《区政府办公室》(1942)、《减租会》(1943)、《马锡五调节婚姻诉讼》(1943)等一系列采取阳刻技法的作品,呈现出崭新的艺术面貌;石鲁则借鉴延安民间流行的“拉洋片”形式,采取连环画形式,进行“新洋片”探索,内容主要是宣传时事、表现群众生产生活,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从“大众化”到“化大众”,正通过在语言风格层面的探索,才最终完成了延安木刻(以及延安美术)民族化的探索,塑造出成熟且具有独特风格的延安木刻版画艺术。自当时开始,这批延安版画就开始进入西方各大美术馆、博物馆,并受到高度评价,其既是中国抗战的一份历史文献,也代表着中国革命美术独特的艺术魅力。

人民精神与中国精神

延安版画作为20世纪中国美术尤其中国革命美术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艺术类型,如何深入总结其艺术精髓,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美术创作发展亦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上文的分析,延安版画创作成功的秘诀恰在于其对于人民生活、人民精神的揭示。在此,“人民”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被凸显出来,继而构成了此后推进中国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矢志不渝的追求和源源不断的艺术力量。

这种“人民”精神,也是一种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凝聚人民力量,挺立民族脊梁,构成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发掘和描绘新时代新的人民形象、人民精神、人民生活,正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重要路径。其关键是,要在人民的鲜活日常生活中,去发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要义,并作生动具体的艺术表达,而并非概念化、公式化的生硬呈现。同时,对于人民生活、人民精神的深刻了解,也并非轻而易举,需要美术家切实地开展深入生活的实践,甚至需要一个痛苦的过程。延安文艺家从“大众化”到“化大众”的艰难转型,正为当代新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供了重要参照。

2014年以后,“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创作理念,再次受到广大文艺家包括美术家的重视和实践。尤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抗疫主题创作受到文艺家包括美术家们的深切关注和广泛参与。美术家们用画笔刻画了人民群众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之下英勇不屈、守望相助的抗疫生活场景,创作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记录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构筑起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时代记忆,展现出伟大的抗疫精神。尽管如此,如何创作出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且传得开、留得下的文艺精品,仍需要广大美术家在生活实践中持续探索、砥砺前行,不断从中打造和夯实文艺创作的精良制作、精湛艺术和精神思想。

来源:文艺报


抗战版画:铭记历史 重温经典(组图)

编者按:8月15日,中国抗战胜利日!抗战8年,中国版画家一直穿行于烽火硝烟之中,他们以木刻为刀枪,为抗战呐喊,记录抗战岁月。他们深入战争生活,植根人民沃土,用刀和笔刻画出对于敌人的憎恨,对于受苦受难的同感,对于大众生活的体验,对于自由中国的期望。为了进一步了解老一辈革命艺术家献身民族、献身人民的艺术精神,特选辑抗战时期的珍贵版画作品与您共赏。


荒烟作品《搜索》

荒烟作品《最后一发子弹》


李桦作品《长沙保卫战》


刃锋作品《家破人亡》

李桦作品《怒潮》组画之一


无名作者《再见》


罗工柳作品《马本斋将军的母亲》

夏风作品《打靶》


陈烟桥作品《欢迎》

来源:人民网


山西抗战美术对新美术的影响(图)


李少言作品《破路》。

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型纪录片《烽火丹青》多次播出,笔者曾随摄制组走访了事件的发生地、事件当事人及当事人后人,从3月至9月,行程3万多公里,采访70人,深入了解山西抗战美术

〖核心提示〗

抗日战争期间,山西抗日根据地版画创作,作为抗战宣传的组成部分,在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争取全民族的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木刻创作,从借鉴外来形式,转向采用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经历了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过程。根据地版画作品主题、风格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嬗变过程,其对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论据。山西抗日根据地版画创作作为抗战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对新中国美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由省文化厅策划、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山西工作中心拍摄的一部反映山西抗日根据地美术的大型文献纪录片《烽火丹青》于9月24日在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再次重播。拍摄期间,笔者有幸参与,随摄制组辗转延安、西安、武汉、成都、天津等地,走访了事件的发生地、事件当事人及当事人后人,从2015年3月至9月,行程3万多公里,寻迹近百村,采访70人,因此笔者对山西抗战美术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抗战时期,山西各根据地的出版物上出现了很多的木刻版画作品,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版画家。木刻版画以其独特的艺术特点、传播方式以及和印刷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使其不论是在中国现代美术史和版面史,还是在印刷出版史上都占据了重要地位,同时也为战争年代的出版事业增添了一抹靓丽的色彩。

版画在山西的兴起

我国现存最早的木版年画《四美图》,为金代时平阳(今临汾)姬氏刻印,《义勇武安王位》为平阳徐氏刻印。

古老的传统与新兴的政治需求结合,产生出巨大的活力,故曰山西抗日根据地木刻版画的繁荣发展,是有历史必然性的。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由鲁迅先生培育起来的新兴木刻的传统;一方面,根据山西特有的绘画传统与形势需要,创造出了一批具有中国风格的艺术作品,从而在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两个方面,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和生活,给予了极富创造性的形象表达。同时,大后方过来的美术工作者与当地艺人合作,丰富了木刻内涵,出现了力群、牛文、苏光、刘正挺、范朴等一批本土版画家。

因山西具有很深的刻制印刷传统,1937年10月,120师进入晋西北地区,创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8月,组成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北部,建立晋绥抗日游击根据地。之后,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各种名称的美术工场、美术协会相继成立,大后方过来的美术工作者,正是与当地民间艺人合作,创作了大量的版画作品。

抗日根据地的版画

先后在晋绥抗日根据地从事过木刻版画艺术创作的有李少言、赵力克、牛文、阎风、刘正挺、吕琳、林军、刘蒙天、苏光、力群等。

1939年由汉奸组成的晋北政权为迎合日本侵略军的“宣抚”政策,在历画、年画中印有“遍撒和平种,晋北成乐土”等宣传口号。华北沦陷区也有类似的情形,他们以石印方式印制了一批“灶王爷”,并附以关于“强化治安”的口号,强迫农户购买。鉴于此,画家们开始创作自己的年画,以应对反动年画。最早的作者都是来自延安鲁艺的青年画家,他们是将年画当作春节下乡慰问的宣传品而分发给农户的,但由于其绘制形式“偏爱西洋”,与传统模样尚有距离,所以未引起农民的兴趣,宣传效果不明显。

为配合版画创作,晋绥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一些美术组织,如1940年在兴县成立的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晋绥分会;1941年创办的美术工场。据李少言《战斗的画笔和刻刀》云:自1941年到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解放区先后创办了《大众画报》《战斗画报》《晋绥人民画报》等来刊登木刻作品。晋西北木刻工厂还以水印套色的方法,集体创作了一套领袖像。1944年,晋绥区创作木版新年画9种,印制11万份;1945年,吕梁出版社成立,印制新年画、新连环画是其主要工作。

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木刻版画艺术的创作也很有成就。从1938年到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有徐灵、沃渣、陈九、秦兆阳、田零、江丰、马达、彦涵、古元等,从延安来到晋察冀从事木刻版画的创作工作。为扩大木刻作品的影响,更好地发挥其宣传作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先后创办了许多报纸和画刊来刊登作品,这些画刊有《抗敌画报》《战线画报》《冲锋画报》等。值得一提的是,为促进艺术的发展和进步,晋察冀边区政府还设立了边区鲁迅文艺奖金,以奖励那些创造了优秀艺术作品的艺术家,其中也包括创作了优秀木刻艺术作品的木刻艺术家。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太行区,是山西抗日根据地中版画创作最为活跃的地区。这里集结了一批木刻工作者,出现了若干个规模较大的木刻组织,如鲁艺木刻工作团、鲁艺木刻工厂、新华日报馆、一二九师木刻组等团体。

朱德讲话指导木刻创作

1938年底,以延安鲁艺木刻研究班罗工柳、彦涵、华山、胡一川等人为基础,成立了鲁艺木刻工作团,在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带领下,穿越封锁线,到达太行根据地开展木刻宣传活动。

1938年底到1939年底,鲁艺木刻工作团先后在沁县铜川中学、长治莲花池、决死第三纵队等地开过七次展览会和座谈会,在长治出版的《战斗日报》上出过一期专刊,让太行革命根据地的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全国的新兴木刻,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以1939年冬朱德总司令在武乡的一次讲话为转折点,木刻创作进入新阶段。1939年冬,朱德在讲话中谈到文艺工作落后于生产斗争需要的情况,他拿出日本人利用中国传统的判官图制作的《神判》,指出敌人都在利用中国民间的传统形式做宣传,而我们的艺术却是“笔杆赶不上枪杆”,因此提出“笔杆必须赶上枪杆”的要求。

此次讲话后,鲁艺木刻工作团决定采用中国民间传统的年画形式进行宣传。他们与民间木刻匠人合作,采取民间木刻的手法,且着色套版,采用中国木刻印刷的技术,一切颜料工具都土制土造。

第一批木版年画在武乡县关垴村刻印,先后印制了18种,内容涉及战斗、生产、参军、支前、建立民主政权等。这批木刻套色年画,多以单线条达到艺术效果,用线的变化表现物象的质感。设色上采用平涂法,兼用浓淡烘染,以表现人物面部和服装上的层次和立体变化。

这批年画在八路军总部驻地——武乡县王家峪村街上展览时,引起了彭德怀同志的注意。他在观赏了这批作品后,甚为满意。为此,他给木刻团写了热情洋溢的表扬信。

周恩来携带木刻作品重庆办展

从1940年太行山根据地中心区域晋冀豫区一年间木刻工作情况的统计资料中,可了解根据地木刻运动规模、成绩之一斑。木刻创作——鲁艺木刻工厂:如大小30余种,印23000张。《十二项主张》:共五张一幅,挂图,四色套版,印10000张。《五月》画报:2种,三色套版,印3000张。民选标语:12种,三色套版,印42000张。《中共北方局十五项建设主张》挂图:五张一幅,三色套版,共印25000张。《刘二堂》连环画一本:18张一本,单色油墨版,先印1000本。《坚持华北抗战的八路军》:大画册,共30余页 (包括八路军四年来主要战斗)。出版数目尚难统计。“号外”“大会特刊”:共印4600份。年画《门神》《五谷丰登》《春耕大吉》《灶王爷》共印42000份。总计共创作套版木刻百余幅,已印套版、单色木刻共173000张。鲁迅艺术学院木刻工作团:一年之内,因去冀南推动帮助成立木刻工厂两个,无多创作,仅有卡片数种,新华报头插图很多,连环画正刻印中。全区共印约20万张(新华日报除外),创作800种。

1942年,周恩来曾将这批新年画连同延安的木刻一起带到重庆展览。1943年,这批新年画又分别送到美国、英国、苏联、印度等国展览。彦涵1944年创作的《狼牙山五壮士》由周恩来转送给美国记者后,1945年美国的《生活》杂志为其印发了袖珍本。

新美术从根据地开始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版画创作,从借鉴外来形式,转向采用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经历了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过程。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版画属新兴版画。新兴版画是绘画的一种体裁、样式,是画种之一。之所以称其为新兴版画,区别于古代版画而言。古代版画基本上是复制版画,画的作者与刻的作者不是同一个人,新兴版画则是创作版画,从作画到制作都是作者亲自完成的。另外从内容上看,新兴版画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普罗美术思潮的洗礼,倾向性明显,同情劳苦大众,表现劳苦大众。

到1949年“新年画运动”时,新美术已相当成熟。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即下达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

“指示”一经发布,各地文教机关、各美术团体纷纷组织起来,开始创作与出版工作。从此,新美术运动拉开序幕。

山西抗日根据地版画创作,作为抗战宣传的组成部分,在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争取全民族的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山西抗日根据地木刻创作实践,也为后来的艺术创作积累了经验。山西抗战美术对中国近代美术和当代美术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本网编辑:郝洪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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