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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知识:陈独秀----中共建党第一人
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陈铁健(徽章与荣誉)   更新时间:2021-02-16   浏览:491

按:本文原载《炎黄春秋》,作者为陈铁健老师。特此致谢!我们转载时,配发了徽章图片。

原标题---陈铁健: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

 

许昌纪念七一筹委会赠“七一”奖章

2001年夏,到嘉兴会友,顺便参观嘉兴南湖中共建党游船。回京途经上海,又去看“一大”纪 念馆。

进入陈列大厅,看到一组群体蜡像。13 个中国人,两个外国人,其中 14 人坐着,一人如鹤立鸡群,居中挺立,侃侃而谈。他是会议记录员毛泽东。沉稳睿智,胸有成竹,俨然领袖风范。几乎所有人仰视的目光,都聚焦于他的身 上。会议主席、素来傲慢的张国焘,局促在桌端, 挟在三人之间,露出半边脸,竟是一副肃然聆听的姿态。

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毛泽东的身份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遵循陈独秀关于先建团后建党的指示,当时,湖南尚未成立共产主义组织。

毛泽东在湖南创党活动中,始终是在陈独秀思想、理论和方法指导下进行的,并取得不小的成绩。迄今为止,尚未看到毛泽东对全国建党的其他建树。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 备会上说:“ 他 (陈独秀)创造了党, 有功劳”。因此,“一大”纪念馆陈列的那一组突出毛泽东个人形象的蜡像,不具备历史价值。

创党前后思想轨迹

陈独秀早年以文人办报入世,摆脱康梁改良派思想,参加辛亥革命后,多辅助他人做事。如辅佐柏文蔚在安徽理政反袁;襄助章士钊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面对君主立宪、排满革命、无政府主义三股思潮,始终保持独立不附。在消沉、亡命中,不忘读书、思索、著文。1914年,他第一次以“独秀”笔名在《甲寅》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奇文,向传统忠君爱国愚念挑战。国家要 为人民谋幸福,“爱国不可与忠君同义”。爱国需要以国家政府值得爱为前提,而非绝对必须去爱。袁世凯政府及其喉舌倡言“谁反对政府,谁 就是不爱国”。独秀此文恰要夺其“爱国”这一武器。此文刊出,遭举世诟骂,及至“二十一条”事 发,恶国家不需爱,得以完全验证,持此论者已不在少数。这时,陈独秀已有新的打算:自己独立主编杂志,扬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会改观 。”

吴稚晖著文讥讽说,章士钊貌似诸葛亮,陈 独秀不过是鲁肃,给章打下手。出乎章士钊意料之外,一年之后,当《新青年》创刊高扬科学民 主大旗时,陈独秀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

陈独秀思想变化之快,令人惊异。五四时期,陈独秀由宗奉西方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近于用改良办法,达致合法社会主义。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分裂为两大门派:考茨基的阶级调和论,列宁的暴力革命论。陈独秀的主张,显然接近于前者。过去被众多学者认为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其实与陈独秀并无不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重在“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 “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陈独秀又从日本小组(施存统、周佛海)译介日共党员写的文章以及施、周所写通俗文章中,看到无 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始摒弃社会民主主义。不久,维经斯基来华,带来大量共产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又在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影响下,陈独秀立即投入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和专政理论的怀抱,其标志是1920年9月公开发表的《谈政治》一文。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 现在是应该抛弃了。

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来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陈独秀告别曾经的清醒,走上了他并不十分清楚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专政之路。把民主一切两半,一个叫资产阶级民主,一个叫无产阶级民主,误信列宁所说后者比前者民主高“百万倍”。

这时,曾经主张“人道主义”,信仰“社会民主主 义”的李大钊,也转而信奉列宁主义,跟随陈独秀一起来创建列宁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了。

1920年6月,陈独秀建立上海发起组,指导全国各地的建党活动。除李大钊在北京的建党活动与陈独秀南北呼应之外,其他地区如济南; 陈独秀致函王乐平,王联系王烬美 、邓恩铭;武 汉,指派刘伯垂(另由李汉俊委托董必武);湖南,如前述,陈亲自指导毛泽东;欧洲,函嘱张申府, 联系赵世炎、周恩来;日本,指派施存统、周佛海;广东,由陈独秀在广州直接指导。

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接受列宁主义的是陈独秀而非李大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是陈独秀,而非毛泽东。

走俄国人的路?

陈独秀与苏俄在中共建党思想上,曾有重大分歧。这要从列宁首创的世界革命理论说起。列宁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反帝国 主义)民主(反封建主义)革命运动,应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苏俄革命)相互结合,以推行世界革 命。这些落后国家,只有在无产阶级先进国家苏俄帮助下,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才能直达苏式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真义,远说要把“苏维埃”旗帜插遍全球,近说要使布尔什维克革命跨出苏俄国界,制造近邻亲苏政权,以拱卫和巩固苏俄政权,中国便成为其实施世界革命东方战略的首选。苏共中央掌控下的共产国际及其来华代表,是这一战略的执行者,他们始终把维护苏俄党与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他们的任务是收罗代理人和别动队,为其推行世界革命火中取栗,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最青睐的人物是吴佩孚、陈炯明,而后才是孙中山、陈独秀。他们拿出大量金钱和武器扶植其代理人,只不过是为了掌控和利用这些代理人,以换取苏俄更大的国家利益。

 

陈独秀

对于助建共产党,苏俄只求迅速建立一个对现存中国北京政府不利的革命党,可以容纳无政府主义者,要“快快干”,不能“慢慢来”。这与列宁主义中残留民粹主义思想,不无关联。列宁崇拜的俄国民粹主义者涅恰耶夫,著有《革命者教义问答》,规定如下革命教条:

“革命者没有个人利益、私事、情感、恋情、财 产,甚至姓名;

革命者与一切秩序、法律、道德断绝关系;

革命只懂得一门科学——破坏的科学;

革命者要摒弃一切浪漫情怀、多愁善感及热情,要冷酷对待自己,更要冷酷对待别人;

应实施歼灭行动,不应有任何恻隐之心,包括对亲人、朋友、爱人;

革命者应把自己武装起来,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各阶层;

应拟定一个暗杀、处死的名单、顺序,排名先后不是按其罪行,而是根据革命的需要;

革命者要与残忍的强盗团伙相结合,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革命组织应想方设法全力促进社会的灾难与罪恶的加深,最终逼迫人民失去耐性而起来暴 动 。”

比涅恰耶夫更早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有类 似思想。如只要目标高尚,手段可以忽略不计;以恶对恶,以暴易暴,革命者言行无需道德底线;劳动者处境越坏,越有利于驱动其加入革命行列,世道越乱越好,趁机夺权;用暴力流血把“愚民”引向“幸福”之途;把仇恨思维与斗争哲学强行“灌输”给民众;倡导横扫一切的虚无主义,等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涅恰耶夫,不愧是革命原教旨主义大师。列宁、斯大林等人都尊崇这些前辈的教诲,吸收、利用他们的思想资源。列宁认为革命者不应忘记涅恰耶夫,说他的表达震撼人心,让人永生难忘。而斯大林则被《革命者教义问答》吸引入魔,随身携带。涅恰耶夫的教义,上承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下接列宁布尔什维克主义。除马克思主义外,它是列宁由民粹主义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渊源纽带。

对于苏俄的“快快干 ”,陈独秀初时不以为然,认为中国革命应当“慢慢来”。然而,要建立纯正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自然就无法摆脱苏俄的窠臼。1920 年11月,陈独秀创办《共产党》月刊,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正式宣告中 国共产党诞生。越年,中共 “一大”采用陈独秀主张, 在《党纲》写进“我党采取 苏维埃的形式”,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家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断绝与“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以及反对党派的一切关系。自我孤立,视一切为敌人,与苏俄布尔什维克亦步亦趋,激进得不能再激进了。

陈独秀原先大言:“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 “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后来建党、办刊需要经费,马林示好之后,陈独秀终于伸手要钱。卢布源源而来,陈也就不再顾忌“卢布党 ”的恶名了。稍晚接受苏联“援助”的蒋介石,不仅拿苏俄的钱,接纳苏俄军政顾问,还得到不少军事装备,从黄埔建军迅速起家。蒋深知苏俄染指中国的野心,一旦羽翼丰满,便与苏俄扶植下的中共翻脸,进而打发俄国顾问走人。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忠诚党员,其政治敏感性、前瞻性和预判力,远超书生革命家陈独秀。

陈独秀走俄国人的路,是耶非耶,正耶误耶?确实值得深思。陈独秀们,当时还不了解苏俄政治、政党真相,也未深知中国国情,更不知道以那样过激的手段去实现共产主义,要付出何等艰辛和巨大牺牲。

 

陈独秀(左)和彭述

《共产党宣言》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宣言出版后的四五十年后,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序言中指出,过去那种“街垒式斗争”,那种“突然袭击,少数最有觉悟的人带领一大批没有觉悟的人革命,这种时代也已过时”。“与其通过非法手段和捣乱,我们更希望通过合法手段。”“直到如今,选举权仍是作解放工具的。”

当年,陈独秀创建中共时,不少读过《共产党宣言》的发起者是认可暴力革命专政和消灭私有制的。然而,168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私有制加上市场经济,又经国家适度干预调节,适应了生产力的发 展。最早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法、德、荷,依然是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民生无忧、前景可期的 国家。试问,是无产阶级陷入“绝对贫困化”,还是生活得以逐步改善?反观苏俄式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标榜国有化实乃官有化,特权阶级随之产生。经济萎缩,民众贫困,文化倒退,思想僵死。苏联是不推自倒,应了黎澍生前所断定的“内溃”二字。苏俄建政 70 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与英美诸国200多年的资本主义实践,两相对照,其优劣成败,实在不难判断。

剥夺资本家,消灭私有制,貌似公正,实则弊端 甚多。一个工厂企业由三类人组成。工人以体力劳动创造财富,技术人员以科技工艺服务生产,工厂主以资本运作,规划指导生产。三者都对企业发展和生产成果,作出各自的贡献,缺一不可。在贫弱落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中小民族资产阶级,更有其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剥削有功论”与“劳动创造论”,应当并行不悖。如果执意消灭资本主义, 剥夺企业家,无疑是“剥夺有过论”,大错特错。那不是右,而是“左”,是民粹主义的空想。

结束语

陈独秀一生 63 年,以爱国者、革命家、启蒙思想家著称于世。从卢梭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走向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这种变化,在欧洲经历一个多世纪,在陈独秀不过 20 几年。胡适称之为“终身反对 派”,中共史书,一直冠之以“右倾机会主义者”。

陈独秀被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开除后,检视自己思想时坦承理论上“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唐宝林说,“他没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因而坚定不移的理论基础”,“先是信仰法兰西民主主义,再是信仰列宁斯大林主义,最后信仰托洛茨基主义,常常被牵着鼻子走”。过去都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乃至“投降主义”酿成。唐宝林就1927年春陈独秀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后,企图用工人武装冲击英租界,逼迫蒋介石反英,以挑动国际争端陷蒋介石于被动之举,指出陈独秀的乌托邦理想导致“无理智的拼命主义”,“只能说是‘左’得可爱的绝望的挣扎”。我赞同唐宝林的见解,陈独秀之误在“左”,而非右也。说他右了,是认为他还“左”得不够,应当更“左”。

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陈独秀不断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终于在晚年大彻大悟,思想升华,达致真正启蒙思想家的境界,政治上低能的一介书生,却在思想上远超同时代的中国人。

本文定稿后,从“一大”纪念馆有关人士获悉,馆方已决定撤出那一组群体蜡像,重新布展。我衷心期待,一组符合历史真实的艺术形象,出现在中共建党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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