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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位 父 亲 对 我 的 爱
来源:晋绥网   作者:陈 龙 狮   更新时间:2020-06-20   浏览:18811




今早,我女儿陈彦宏对我说:“爸爸,马上就是6月21日,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了,而且29日是您63岁的生日,也就要到了,我给您什么礼物啊?”

啊……,“父亲节”“我的63岁生日”?!这让我回想起了三个父亲对我的爱。
一般来讲,每一个男人都有生父、岳父,可我还有一位 “养父”。


      首先,讲讲我的父亲陈昌同志。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副秘书长黎济明为父亲创作的纪念邮票

我的生父叫陈昌,他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位老红军战士。1907年腊月初八,他出生在四川仪陇立山场一个没落世家。1926年,年仅19岁的陈昌参加革命,任叶挺独立团(铁军)排长。1927年任贺龙军长的上尉侍从副官,在“南昌起义”时担任“贺龙手枪队”队长,带领队员们保卫起义将领们的安全。于同年12月3日在武昌中山大学由尹仁杰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1929年他和汤昭武一起组织、策划、发动了“石宝寨起义”,创建了川东第一支红军队伍;1931年,他奉命调到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在党旗下宣誓做“无名英雄”,从此在王世英、李克农、董必武等中央首长的单线领导下,开始了“18+3”(18年在解放前、3年在解放初期)的红色特工生涯……1960年含冤去世。今年,也是我父亲去世的六十周年。

父亲于1960年1月25日深夜含冤去世时,我才2岁多, “父爱”对我来讲是完全陌生的概念。所以,我叫“爸爸”会口吃,叫不出“爸爸”这两个字。一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对岳父刘振亚、养父娄甚四,当面叫过一声“爸爸”。这是我这个儿子对岳父刘振亚和养父娄甚四最大的不孝。

如果说父亲对我的爱是什么?那就是母亲何妨(何妨于1923年出生,越南归侨,1937年参加革命,1942年参加“陈昌特工组”,1945年与陈昌结婚,2009年6月25日去世,2009年7月1日与陈昌同志合葬在乐山市人民公墓)对我说的那一段往事:

在我父亲弥留之际,我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仨(陈世英、陈伟光、何龙狮)来到父亲的病床边。那时,父亲已经从劳改工地移送到医院抢救,危在旦夕。父亲断断续续地对母亲和孩子们说:“我的问题一定会解决,你们不要埋怨党,一定要有信心,我一定会回到党的怀抱。你,年轻、漂亮,可以改嫁,但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从此,我的父亲就悄然离开了我们。

我们三姐弟在母亲的悉心呵护培养下,含辛茹苦地活着。为了给父亲平反昭雪,全家人整整坚持了21年申述。由于母亲一度也被关入牛棚批斗,哥哥陈伟光无人看管而死在大渡河中,死时还不到12岁。我和姐姐有幸上了大学,一直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着。姐姐陈世英现年74岁,教授级主任医师,秉持医者仁心,现在依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父亲在18年特工生涯中曾三度以记者身份来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我现年62岁,不,马上就是63岁了,依然背着军用挎包,坚持奋战在红色报道和红色宣传的第一线,为党和国家发声,成为京城的“军跨记者”。总之,我们姐弟俩终于没有辜负父亲的遗愿!


           再来说说,我的养父娄甚四同志吧。



1989年,我和小刘陪同四叔到香港,让他与胞弟娄忆琛先生团聚

那是上个世纪“拨乱反正”年代的往事。

我父母的冤案平反昭雪后,母亲告诉我:“你还有一位名叫娄甚四的叔叔,受冤枉至今还关在监狱里。如今,我们都平反了,你也长大成人了,应该想办法把他接出来,安度晚年!”

娄甚四的父亲是上海有名的老中医,他家开了一家很有名气的中法药房。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父亲在上海闹革命时,娄甚四就以娄家大公子的身份为地下党秘密筹钱、备粮等。他先是我父亲的“线人”,后来成为单线情报员,直属父亲领导。在临近解放时,娄家的产业全部从上海迁移到台湾,他的弟弟娄忆琛时任国民党要人张群的机要秘书,专门派人留好机票让娄甚四去台湾和家人团聚。但娄甚四毅然放弃去台湾而留在了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1954年,我父亲从公安局无罪释放,在老首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的帮助下,终于安排到了重庆狮子滩水电站工作。我之所以叫“龙狮”,就是以地名“龙溪河狮子滩”水电站而取的纪念名字。

这段日子是我父亲最好的日子,睡觉时不用睁只眼闭只眼了。我父亲就想创作自传体小说来教育后代。听从父亲的召唤,娄甚四从新疆辞职来到四川长寿狮子滩水电站,专门帮助父亲撰写他们在党的隐蔽战线上的往事,取名为《地下烈火》的长篇自传体小说。

他俩一边工作,一边回忆历史,一边创作小说。眼看就要出版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革命战斗书籍时,一场“反右”斗争使两位父亲惨遭厄运。父亲被强制劳改致死,《地下烈火》不幸遗失,养父失去工作和生活来源。不得不以家传的医术给人看病来度日。但因“无证从医”被捕,判五年劳教。遗憾的是,养父在劳教期满后,因无直系亲人担保,后来就一直在四川石棉矿的劳改工厂里从事医务工作。
在父亲老战友陈养山伯伯(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帮助下,最后,我以娄甚四“养子”的身份,好不容易才把他从劳改工厂里接了出来。但因我父亲早已去世,缺少证明材料,始终没有办法落实娄甚四的政策问题。

当把养父从四川石棉矿接出来时,我正好和四川亚西机器厂的职工子女小刘谈恋爱。我非常认真的对她说:“我有一位叔叔,也是我的养父,娄甚四。‘甚四’就是我爸爸为了他办事要‘慎思’而帮他取的名字。他一直用到现在,所以我们都叫他四叔。他是我父亲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战友,但他的退休金只有二十几元,连药费都不够用!我可能要养他到死。您有意见吗?”

我将养父在解放前如何用自己的家产闹革命、如何放弃去台湾留在大陆、如何辞职到狮子滩水电站帮父亲创作革命历史书籍、如何被捕、如何冤枉被判劳教而一直关在监狱达三十年之久等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小刘。

没想到的是,小刘很坦然地说:“既然有这样的历史交情,我们必须要父债子还!而且,我们将来也没有负担,我和你一起要替您爸爸还债!”小刘就是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刘若琴。就这样,我们俩一直都以“四叔”敬称娄甚四养父。

养父从四川石棉矿出来时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他一辈子没有结婚。我常陪养父聊天,他常常给我讲当年的故事。我记得最精彩的是当时“中央特科”枪杀叛徒白鑫的故事。那时,是我父亲找到了白鑫藏身的地方,中央特科“红队”队员们假扮送餐员,将手枪放在餐盘下,一举把白鑫枪毙了,为党组织铲除了可耻的大叛徒。养父总是对我说:“您的父亲武功和枪法了得,几个年轻人都拿他没有办法。他为了革命,任何难事在他眼里都不是问题。例如我们组织缺钱时,他就能找钱;我们组织要搞通某某关系拿到情报,立即就能搞定。而且记忆超群,从来不做笔记,但他能记住自己想记住的人和事,而且还可以忘记自己想忘记的人和事。这是一位特工人员的基本素养之一。陈昌就像一位万能人物,了不起啊!”

后来,经过我母亲的胞妹赖雪清李正福伉俪(姨爹李正福是台南人)的努力,我们终于帮养父把他去台湾的家人联系上了,他的弟弟娄忆琛已经是台湾的“交通部次长”。于是,我和小刘两次陪同四叔到了香港,让四叔与自己的胞弟相见、相亲。最后由娄忆琛叔叔出钱,我们在五通桥区牛华镇(亚西厂所在地)帮四叔购买了二室一厅的新房子,娄忆琛叔叔也经常不时邮寄些养老金来,大大减少了我们的负担,而使四叔平平安安的养老、善终。

在最后的几年里,养父主要是回忆《地下烈火》(在“反右”运动中遗失了)的内容和父亲革命的主要时间节点,希望实现父亲出版发行《地下烈火》的遗愿。一旦四叔写好什么资料,我便把这些的历史资料收存在我的亚西厂办公桌里。遗憾呀,我当时非常忙,对红色史料也不感兴趣。收到这些资料后,也没认真阅读就收存了。最遗憾的是,我停薪留职到沿海工作后,竟然忘记回到亚西厂的办公室里收拾这些珍贵资料,导致这些宝贵的史料流失!这成为我一生中不可挽回的一桩憾事,是我对不起养父和生父!


         再给大家讲讲,我与岳父刘振亚的往事。



2009年,在母亲谢世时,我们小家与岳父岳母的全家福2010年岳母就走了。

大学毕业后,我同四川亚西机器厂的子弟刘若琴自由恋爱了。后来才知道,他的父亲刘振亚是我厂的厂级干部(副厂长、厂纪委书记等),还与我父亲的老首长王世英伯伯有些渊源。从1982年开始,直到岳父2017年去世,我们父子俩整整相处了35年,犹如亲生的父子俩!

岳父刘振亚,1934年7月4日出生,山西省洪洞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村里的抗日儿童团团长,帮助乡亲们站岗、放哨、抓特务、送情报。因为他读书好成为乡里的小秀才,在土地改革时担任乡里的小会计帮助村民土改分地。成年后,儿童时代的小伙伴们都参军入伍,后来都成为共和国的离休老干部。但他报考了山西机械高级技工学校,毕业时他带领20位同学,随南下部队来到了大西南的成都,成为四川省机械厅的骨干人员,后来都成为了四川省的高级技术人才。但只有他和张天喜叔叔两位同学留在了四川,其余的同学都先后回到了山西工作、定居、养老。

记得我第一次和“准岳父”见面时,他才知道,我父亲的老首长是王世英。当年,担任山西省省长的王世英曾到他的学校视察工作,他有幸和王省长合影。巧的是,岳父的父亲刘美德(时任地下党员)在解放前,曾当过王省长的情报交通员。那时还是小朋友的岳父身上还藏过情报呢。岳父告诉我说:“龙狮,咱们父子俩有缘分。你是老革命后代,一定要接好革命班。现在小刘还小(我比小刘大七岁多),而你刚刚毕业,也要继续读书。也请你帮助小刘好好学习,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才。”

于是,我和小刘就开始了“读书比赛”。我在电大毕业后,先后报考了四个函授大学:从“工厂管理”(中国工程师进修大学)到“党建党史”(刊授党校);从“科技进步”(北京科技干部进修学院)到“涉外英语”(香港中亚函授学院)四个专业进修,以跟上时代的进步。小刘也报考一个函授大学(北京语言进修大学),后来她还在眉山师范学校(幼师专业)、中央民族学院(美声专业)学习深造。

为了学习深造,我俩一次次推迟了结婚时间,深造完毕后才结婚。由于结婚晚,我俩的孩子陈彦宏比我们同龄人的孩子晚出生十年左右的时间。但也为我们后来停薪留职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些,全都是岳父耐心教育、培养的结果!
1985年8月15日,我和小刘成婚。婚后关于我怎么改口的问题提到了日程。因为我2岁就失去了父亲,从来就没有叫过“父亲”和“爸爸”这两个字。而且我已经叫“刘叔叔”叫习惯了!邪门的是一旦我对什么人开口说爸爸,就严重的口吃。所以,我对岳父也无法叫出“爸爸”这两个字!我爱人小刘非常生气,吵着要用“离婚”方式来逼我改口。这时,岳父帮我解围说:“没有关系,叫什么都一样。刘叔叔,挺好!等你们有孩子,再改口,随孩子叫姥爷,多好呀!”就这样,我用“刘叔叔”敬称岳父大人,一直到1994年女儿出生后,才改称岳父为“姥爷”大人!
印象最深的是2014年,岳父80岁的时候到北京和我们小家庭团聚。那段时光,每天日程都排得满满的:我陪他到北京周边的名胜古迹游玩,看望他在京的众多的老同学、老朋友、老战友,他学会了专业油画的绘制方法每天画画,他还应我的要求专门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回顾了他从孩提时代到白发老人的点点滴滴,我帮他整理、录入、校对。《刘振亚同志自传》成为他留给我们全家人的难忘记忆。
2017年8月初岳父病重,他“希望龙狮回来看看他”。我赶回乐山。这段时间是我父子俩最后的时光了:我每天陪他聊天、散步(乘坐手推车)、按摩、吃饭、睡觉。我已经感到他的时光不多了。

但8月13日,因工作原因,我不得不随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青年部前往辽宁丹东采访、报道。8月14日傍晚8点半,我爱人小刘电话告诉我:“刚刚,爸爸走了!16日火化,并与母亲合葬,请你一定赶回来!”

我立即赶到网吧,完成了14日“中华魂网公众号”的八条新闻发布,同时把14日丹东新闻也报道发布了,然后向郝部长请假:“我岳父突然走了,我不能参加日后的宣传、报道了,必须马上回去。”

随后,我立即在众多官网上发布了《中共优秀纪检干部、原抗日儿童团长刘振亚同志讣告》等多条新闻。此时,已经是15日的凌晨时分了。15日一大早,我从鸭绿江边急奔乐山市。全程3000多公里的路上,我一路回忆岳父对我的父爱,35年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让我感动不已!

6月15日傍晚时分,我才赶到乐山,一个人来到殡仪馆,在岳父的遗体前失声痛哭,从心里骂自己是不孝之子!并悄悄地对岳父说:“爸爸,我回来晚了。没能为您送终,对不起!爸爸,您听到了吗?这是孩儿对您说的最后一声爸爸!感谢您三十多年来对我的父爱,这是我一生中从未体验的父爱,尤其珍贵!”


               附件:作者陈龙狮简介



在狮子滩发电公司文化长廊上,向父亲的宣传展板致军礼!

陈龙狮,中共党员,男、63岁、汉族,五个大学的毕业生、高级经济师、中国资深企业管理专家,十九大记者、全国两会记者、通讯员、记者、高级记者、高级编辑,八年来活跃在“中国报道”的各个宣传战线之“军挎记者”。


              编辑:郝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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