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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历史上三个重要阶段的政治生态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简奕   更新时间:2019-11-29   浏览:213

“政治生态”是个新词,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第一次提出的。概念虽新,但它所对应的现象却不新。97年来,随着党的诞生和发展,党内政治生态一直客观存在,且关系到党的事业发展的成功与否。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重庆的政治生态总体来讲比较好,也有不太好甚至比较差的时候,但是总能够得到及时治理和恢复,向好的方面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比较突出的阶段:一是建团到大革命时期,经历了由坏到好的转变;二是南方局时期,政治生态良好;三是川东党组织大破坏前后,经历大破坏的挫折最终得到修复,在胜利中迎来了重庆解放。

综观重庆这三个时期党的事业的成败得失,能不能铸牢理想信念、抓好“关键少数”、严明党的纪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至关重要。

早期重庆党团组织的政治生态

重庆,乃至整个四川党组织的政治生态,开端并不算好。

四川是先建团、后建党,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四川就有党团员活动。1922年重庆、成都等地最早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方组织,以后陆续发展到泸州、内江、宜宾、涪陵、綦江、南充、万县等地。以此为基础,各地团组织在四川开展工作,代替党组织发展党员。

但是,四川产生统一党组织的时间却很晚,迟至1926年2月,中共中央才同意在重庆建立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统一领导四川工作。这个时间显然晚于全国很多地方。之所以这样晚,根本原因就是四川团组织的政治生态不太好,导致中央对四川产生疑虑和不信任,迟迟不同意建立党组织。

四川团组织政治生态不太好的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成都、重庆两地团地委之间争吵不断;二是重庆团地委主要领导人素质极差,广受诟病。

关于成都、重庆两地团地委之间的争吵,实质上是成都团地委领导人王右木和重庆团地委领导人童庸生把个人矛盾上升为组织矛盾。其实,从两人关系而言,王右木是四川最早的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成都出现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就包括童庸生,两人可谓师生关系。但在成都团地委成立后,两人发生严重冲突,仅仅一个多月,童庸生等人以退出成都团地委、转而参加重庆团地委的方式与王右木公开决裂。童庸生的行为,影响了一批人相继退出成都团地委。

在童庸生加入重庆团地委并成为重要领导人后,两地团组织屡屡致信团中央指责对方,用词之尖锐,远超批评的范围。例如王右木称,童庸生“受安派(即无政府主义派)利用”,而童庸生指责王右木“投机于社会主义”“耻与为伍”。两地的矛盾长期存在,直到1924年王右木在贵州牺牲后才有所缓和。

关于重庆团地委主要领导人影响团的声誉问题,指的是唐伯焜。唐伯焜虽是重庆最早的党员之一,并受党指派,承担在重庆建立团组织的重任。但从各类史料分析看,其人素质堪忧。他经常为了私事不参加团的工作和会议,甚至“沉溺妓者家中”。共产党员恽代英致信团中央反映,唐伯焜“近荒唐而多虚荣心”,居然把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身份印在名片上招摇。萧楚女也说他把重庆团地委视为私有,企图一直把持,颇有“我必终身任事之势”。他作为重庆团地委实际负责人期间,重庆团地委活动乏力、组织涣散,团中央因此对重庆团地委的工作很不满意,委派萧楚女为驻川特派员,整顿重庆团地委。

直到杨闇公的出现,重庆团组织的问题才得以根本改变。

杨闇公是四川党组织的创建人和卓越领导人。在中共革命史上,杨闇公不仅以能力卓绝著称,更以坚决的革命性闻名,连当时远在广州的毛泽东对他也印象深刻,知道“四川有一位杨闇公”。1924年9月,杨闇公加入重庆团地委,迅速成为灵魂人物。

杨闇公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当他发现重庆团组织的主要问题在唐伯焜身上后,立即团结全体同志,积极配合萧楚女整顿重庆团组织,力主调整领导人选,最终由年轻的罗世文担任书记。1925年1月,重庆团地委进一步改选,杨闇公以公认的才干当选为代理书记。

重庆团地委领导人选的成功调整,极大地修复了团组织的政治生态。此后,杨闇公领导重庆团地委焕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他通过成立劳工互助社等合法组织,团结工人群众,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通过创办《曙光》等机关刊物,积极传播革命理论,开展反帝反封建舆论宣传;他领导发起了反对“德阳丸案”“五卅惨案”等反帝浪潮,扩大了党团员在群众中的号召力;他协助吴玉章在重庆开办中法学校,团结培养了大批骨干……从而使重庆团地委在斗争中锻炼成长,影响力远超其他地方团组织,逐渐成为领导四川革命的坚强核心。

杨闇公修复政治生态的过程非常艰辛,但最终得到中央高度认可,中央同意成立中共重庆地委,并授以领导四川全省工作的重任。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委在重庆二府衙杨闇公的家里正式成立,杨闇公成为四川党组织的首位书记。

最能体现这一时期重庆党团良好政治生态的,莫过于杨闇公以批评会妥善处理杨洵向团中央反映重庆团组织的事件。

1925年12月24日,重庆一名叫杨洵的共产党员写信给党、团中央,反映重庆团地委存在“指导非人”“团体个人化”“同志无理论上的训练”等问题,甚至指责重庆团地委成员“许多是不学无术,骄满嫉妒遗传思想根深蒂固,渝地的同志散沙一盘,各不闻问”。其实,杨洵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基于他和团地委领导人童庸生之间的诸多不愉快和误会。但是,党、团中央高度重视,当杨闇公等人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严肃批评“重庆显然有两派的现象”,责成重庆党、团地委专题召开批评会。

杨闇公诚恳接受中央批评,严格遵照执行。1926年4月15日,经过充分的准备和酝酿,重庆党、团地委领导干部共10人,在杨闇公的家里召开了批评会。从保存完好的批评会纪录中可以看到,会议程序严明,陈述客观公正,参会同志的批评字字句句触及实处,杨闇公最后的总结一针见血。杨洵、童庸生两人深受教育,从刚开始的互相指责,到最后诚恳接受批评,达到了消除误会和矛盾的目的。会后,当事人未受任何影响,一身轻松地投入紧张的工作。童庸生始终战斗在四川革命斗争的最前线,后于1930年牺牲;杨洵发挥理论功底深厚的特长,一边搞宣传,一边做统战工作,不幸在1949年12月7日牺牲于黎明之前。

毫无疑问,这次会议不仅解决了杨洵、童庸生之间的矛盾,更检验了杨闇公领导下的四川党、团组织政治生态的成色。在这样一个正气充盈、是非分明、团结奋斗的党、团组织领导下,四川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成为全国工作开展得最好的地区之一。

南方局重庆8年的政治生态

1939年1月,在党中央领导下,周恩来在重庆组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此后8年多的时间,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吴玉章等一批富有经验的革命家领导下,尽管斗争环境异常恶劣,南方局的政治生态却非常好。具体表现为三点,一是领导班子党性原则强,带头从严治党;二是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认真;三是南方局工作效果好。他们坚决贯彻中央要求,严格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作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

周恩来初到重庆,就指示南方局举办“干训班”,从整顿国统区党组织,健全领导机关,加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等入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南方局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二要有坚持原则精神;三要相信群众力量;四要有学习精神;五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六要有高度的纪律性”,以帮助他们在特殊环境下,进一步增强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性,经受住险恶斗争的考验。

1942年春至1945年春,南方局开展了整风和审干工作,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既是领导,又是整风学习中的普通一员,他们处处以身作则,严格剖析自己,从不以领导自居,不以改造别人的面孔出现。周恩来曾教育廖承志,“对一个领导者来说,领导作风就要民主”,“一个好的领导者,要能主动造成下边同志敢同你争论问题的风气”。他总是尊重他人观点,重视反面和批评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作出决策。

在党内生活中,南方局领导层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严格批评,深挖根源,但绝不上纲上线,不让人背上包袱,真正做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943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致电董必武,批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反击第三次反共高潮期间,却刊登了几篇宣传宋子文、苏州反省院院长等国民党官员以及宪政方面的文章。指出平时对蒋介石国民党用头条大标题,这样的安排太不妥当。事实上,早在接到中央指示之前,董必武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先后召开两次座谈会,几位当事人章汉夫、陈家康、乔冠华和夏衍等都受到批评。接到指示后,又进一步深入批评。

11月26日,董必武主持召开第三次座谈会,传达中央宣传部指示,再次检查和反省工作中的错误。12月7日又召集《新华日报》编辑部负责人员与红岩、曾家岩负责对外宣传的有关人员继续学习讨论中宣部指示,进一步检查宣传上存在的问题。指出《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犯错误的原因是:一、政治警觉性不高;二、整风运动未能深入,未深刻研究毛泽东著作和思想;三、编辑上组织不周密,阅稿与检查皆有漏洞。同时,又召开报社全体大会进行广泛动员,还拟于次年报纸创刊6周年纪念时要作总结。

当事人和报社负责人都表示完全接受,并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夏衍后来回忆说,《新华日报》“这次小整风批评是坦率、尖锐的,但没有什么‘残酷的斗争’。我们这些人在大后方工作久了,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几乎已经成了习惯,所以在国内外斗争严峻的时刻,这次整风对我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这几个人都作了自我批评,但并不觉得因此而背上包袱,所以我们还是继续不断写文章”。

张黎群在审干中的经历,也折射出南方局良好的政治生态。1945年9月,南方局突然收到情报,称一个叫张黎群的人可能已叛变,引起领导层高度重视。张黎群当时在南方局青年组,掌握着数十个“据点”的情况,他如果有问题,将会对大后方青年工作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南方局对张黎群进行了政治审查,并让他放心:“我们在红岩和国民党斗争,积累了如此丰富的经验,还会弄不清这个问题吗?”组织上让张黎群在红岩独居一室,配警卫一名,闭门过了两个月的审查生活。其间,张黎群除回答了上百个问题,并写成书面材料外,还写了题为《我参加青年组工作10个月的叙述及其检讨》的报告,共计91页,原原本本记述了他在青年组的工作。详尽细致的审查没有白费,事实证明,张黎群“工作积极,群众工作有成绩”,“没有问题”,于是审查工作结束。刚满26岁的张黎群,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日后也没有因这件事受过影响。

“红岩荒谷耳,抗日显光辉。”正因为有南方局领导层率先垂范,南方局的党内政治生活坚持实事求是,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党员,不仅使人心情舒畅,而且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得到很大提高,作风上有了很大改进,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里,南方局坚守重庆8年,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

川东党组织大破坏前后的政治生态

川东党组织是个特定概念,特指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川东地区的党组织。川东地区党的领导机关,有时叫川东特委,有时叫川东临委,在组织序列中属于省一级机构,范围大致包括直辖后的重庆市以及四川东南部、东北部和贵州部分地区。

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川东党组织长期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在国民党统治最严酷的地区坚持开展工作,经受住了残酷斗争的检验,工作作风和工作效果都比较好。但是在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时,国民党对重庆的统治更加严密,对中共组织的破坏变本加厉,川东地区党的工作环境更加恶化。加之1947年3月公开的四川省委被迫撤走,一大批优秀党员陆续东迁,川东党组织的上级领导远在上海,信息沟通不便,开展工作困难重重。川东党组织在上下川东先后发动的“奉大巫”和“梁达大”武装起义,因对形势判断失误、低估敌人力量以及组织准备仓促等原因,均以失败告终。在城市斗争中,又因对上级党组织开展对敌攻心策略的指示理解片面,因而采取了将秘密机关报《挺进报》直接投送给国民党当局大小头目的冒险行动,导致特务从《挺进报》发行的线索入手,开始破坏川东党组织。

最糟糕的是,外部环境急剧恶化的同时,内部生态还雪上加霜。具体表现为:川东党组织领导层的一些人理想信念滑坡,甚至道德沦丧;普遍存在纪律、规矩意识涣散的现象。

关于理想信念问题,譬如叛徒刘国定,被捕前既是重庆市工委书记,也是川东临委第三号负责人。当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的工作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很受上级领导的器重和同志们的好评。但这时却信仰沦丧,道德败坏。据狱中同志揭发,他想包养情妇,就以做生意为由向川东临委管经济的干部何忠发借钱。何对刘国定说:“组织上有钱不能借,私人没有钱可借。”刘国定对此怀恨在心,反向川东临委书记王璞诬陷何有经济问题。又如叛徒冉益智,他身居市工委副书记高位,一向与人高谈“气节、人格、革命精神”,以道德家面目示人。但他在被捕之后就完全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不仅迅速叛变,交待大量关系,而且向特务卑躬屈膝,讨好卖乖,暴露出“一直隐藏着自私、卑污的弱点”。像刘、冉这样理想信念彻底沦丧的人,他们背叛党的事业是迟早的事情,只看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形式出现罢了。

关于纪律问题,当时川东党组织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党员干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大破坏发生后,川东党组织马上行动,要求暴露的党员迅速撤离,保存力量。

但如此重要明确的指令,相当多的党员没有坚决执行。《挺进报》负责人陈然收到上级发来的暗语信件“近日江水暴涨”,本应立即撤退,但他仍想坚持,结果付出本人被捕、《挺进报》机关遭破坏的惨重代价。党组织通知交通员罗志德撤退,他为收回一亿元(旧币)的钱款不愿撤退,声称“炮还没有打响,人哪能就跑了”,最终被捕。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得知与其熟悉的冉益智叛变、川东临委要求撤退的警示后,掉以轻心,时隔8个月后被捕,酿成了大破坏向川康党组织漫延的恶果。

还有一些党员缺乏秘密工作纪律意识。著名烈士、重庆市工委委员许建业被捕后,在酷刑下拒绝承认身份、交出组织。本已在事实上堵住了破坏的缺口,但他平时思想麻痹,将18份党员自传等党的机密资料放在志诚公司宿舍里,他担心这些机密材料落入敌手,轻率地相信了看守特务的假话,暴露了党在志诚公司的据点,刘国定因此被捕叛变,缺口进一步扩大。

除了许建业的教训,秘密工作纪律意识缺失还集中体现在《挺进报》的传阅上。《挺进报》是重庆市工委机关报,主要在党员和外围积极分子中传看。然而,一些党员干部阅读《挺进报》时,却无视保密要求,随意扩散。上川东一工委书记邓照明(后为川东特委副书记)反省道:“《挺进报》在有些地方,先是党员看,过后‘六一社’社员看,进步群众看,都看过后无人看了,用来包花生米。花生吃完了,将《挺进报》一丢了事。”

种种问题交织,最终导致1948年春到1949年初的川东党组织大破坏惨剧,先后造成133名中共党员被捕,江竹筠、陈然、李青林等一大批党的优秀儿女入狱,其中川东108人(重庆市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宁沪8人。川东党组织因此元气大伤。

重庆解放后,从“11?27”大屠杀中幸存的共产党员罗广斌代表狱中同志,向党组织交出2万字《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其中第七部分共两页,约3000多字,是综合狱中讨论形成的“狱中意见”(“狱中八条”由此概括而来),总结了川东党组织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强调指出:“这些落后的,但资格很老的干部,抓住了领导机构,造成了领导机构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腐化状态。”

大破坏后,川东党组织没有因此灰心丧气,一蹶不振,他们在上级领导钱瑛的带领下,积极反省问题,寻找原因,总结教训,顽强奋起。当时,钱瑛不顾工作繁忙,将川东、川康以及她领导下的其他省区党组织负责人和学运骨干分期分批地调到香港进行严格的整风学习和教育培训。她制定培训计划,亲自讲课,仔细摸清每个人的情况,倾听他们汇报工作,针对他们思想上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逐个谈话。

在钱瑛的帮助下,川东党组织的干部克服了大破坏带来的消极影响,他们没有坐等解放,而是放下思想包袱,把上级新的指示贯彻到工作中,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重新投入战斗,最终在革命的高潮中迎来了重庆的解放。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红岩春秋》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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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抗战时的首都为何选定在重庆

1937年,随着中日战事的进一步发展,国民政府从长远角度出发,11月20,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是为重庆国民政府。

背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后,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付之”。11月中旬,在上海淞沪抗战失败已成定局,首都南京遭受巨大威胁的形势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自料南京无法坚守,为坚持长期抗战,遂决定依照既定方针,作出了迁国民政府于重庆办公的重大决定。11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会商,决定迁都重庆;15日,作为当时国家最高决策机关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决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点。”16日,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除其最高长官留南京主持工作外,其余均自是日起离南京转武汉赴重庆;17日,作为国家元首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民政府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部分人员乘“永丰舰”启碇西上,从而揭开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序幕。

经过

1935年,随着四川和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渐趋解决,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转向四川。

1937年11月18日年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并于会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明确提出迁都重庆。

1937年11月19年林森发表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11月26日,林森一行抵达重庆。

1937年 12月1日 ,重庆国民政府开始办公。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重庆为陪都。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同仇敌忾,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剧烈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选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自11月18日起,国民政府各院部即络绎迁往重庆。20日,中央电台奉命广播《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这条消息后,中央党政人员纷纷乘轮西上,中央电台人员也撤离南京去长沙。撤离简直是逃亡。他们好不容易弄到了江南汽车公司的客票,很多人行李都未顾上带,但车上已人满为患,秩序大乱,最后是砸开玻璃爬了进去。

还都南京

重庆在八年抗战中肩负了重大的历史责任,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1946年4月23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以国民政府即将还都南京,决定在重庆恢复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营。

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历史使命随之结束。

迁都对重庆市民的影响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首都南京危如累卵。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以继续抗战,并最终于1940年9月正式定重庆为“陪都”。战时地位的转换给重庆市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其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不仅使四川精神在抗战中凸现出来,而且加快了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和市民生活习俗、精神面貌的改变,同时还加剧了重庆市民生存压力和贫富差距。

历史点评:迁都重庆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家都城自东向西的大迁徙。由一座古老的内陆城市一跃而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活动与统治中心,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的指挥中枢,于整个国家的政治事务中发挥着首脑、中枢和灵魂的重要作用。

中国抗战时的首都为何选定在重庆?

8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波澜壮阔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重庆那样,在短短几年内登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舞台。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苏四国同盟的出现,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饱受列强压迫的角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四强”之一。重庆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它在8年抗战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烽火记忆。

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1932年1月,日本为了掩护制造所谓的满洲国”,在上海频频制造事端,第十九路军官兵守土有责,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南京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当时的国民政府缺乏对外战争准备,情急之下移驻河南洛阳办公。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留在南京指挥淞沪抗战的蒋介石稍觉心安:“国都既有根据,则持久抵抗之计划较易实施。”实际上西北地区贫穷,地方势力强大,加上紧邻晋绥,国防地理毫无优势可言。河南是拜1930年中原大战消灭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所赐,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即使迁都洛阳,“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那么问题来了,哪里安全呢?事关国防中心区,也就是国家抗击外敌入侵的战略总后方。

参谋次长杨杰撰写《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因其距海最近,安全条件最差。武汉位于华中腹地,平汉、粤汉铁路纵贯南北,长江、汉水汇流,素称“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过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并不具备与发生战争的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经过一番论证后,谋国之士倾向于成都、西安,前者的缺点是尚无铁路,有待开发,但四川周围崇山峻岭环绕,不失为“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军事学家蒋百里提出把国防线划定在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至衡阳线上,“此线以东地区,我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战”。蒋百里断言中日之战必定持久,津浦、平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战时大本营宜设于湖南西部的芷江、洪江一带。蒋百里主张中国应充分发挥地大人多的特点,不战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蒋百里具有高尚的爱国情怀,他大声疾呼:“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日本讲和。”鼓励国人振奋精神,“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1933年春,日军进犯长城各关口,中国军队拼死力战。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军事整理会议”,虽然依旧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但也阐述了他的对日作战方针:“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3年、5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是年盛夏,内斗不止的四川军阀再起纠葛,刘湘一举击败刘文辉,大有统一全川之势。蒋介石开始将眼光转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以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甚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

显然,随着时局发展,蒋介石渐渐有了“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想法。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观点:“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法肯豪森作为一个外国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四川工业化为抗战提供军需品之前景,而且眼光长远,提醒中国开辟西南国际交通线。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为抗日战争“战略总后方”的呼声很高,如何把四川纳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为蒋介石“安内攘外”步骤中的一项重要环节。

确定四川为大后方

四川是中国内陆大省,特殊的盆地环境使之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区域空间,人称“天府之国”。四川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几乎全为层峦叠嶂的高山,昔日常云蜀道艰难,泛指川中进出外部世界的交通条件很差,尤其是川北陆路。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逐渐沦为防区林立、大小军阀混战不休的舞台。1921年初,蒋介石曾建议孙中山:“四川非导入我势力范围不可。”北伐战争时,四川的几支军阀武装纷纷易帜为国民革命军,然而相互角逐的格局并未改变,经过多年营私内耗,最后剩下刘文辉、刘湘叔侄二人互争雄长。中原大战时,刘文辉等人公开附和“反蒋”阵营,而据守川东门户重庆的刘湘截然不同,号召渝市党政军各界“救党驱汪”。反过来,蒋介石支持刘湘统一四川,仅1931年春即一次性馈赠5000支步枪,外加500万发子弹。

刘湘“安川”有术,面对红军则束手无策,几次进攻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均告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电召刘湘入京商讨川省“剿共”及整理川政办法,大体决定仍由刘湘负责军事指挥,南京尽量补助饷款、枪械。12月中旬,行政院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由刘湘任省主席。作为回报,刘湘允许南昌行营组建参谋团,进入重庆安营扎寨,督导“剿共”。显而易见,南京向着经营四川大后方的目标跨了一大步。

1935年2月,新一届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正式成立。3月初,蒋介石从汉口搭机飞渝,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四川土地。蒋介石在重庆明确提出了“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的想法。没过多久,势力相对较弱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知难而退,被迫辞去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等职,国民政府掌控黔省。巡视云南后,蒋介石思考抗日方略,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线;以洛阳、襄樊、荆门宜昌、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7月上旬,中央宪兵第5团和炮兵第2、第3营先后入川,刘湘同意让出重庆,迁移省政府至成都办公。蒋介石接着又通过设立委员长行营、组织军官训练团等措施,大力整顿四川的军事、财政和交通设施,有效加强了国民政府在四川的影响。

平心而论,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大多数人从持久战略出发,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整个过程用心良苦,实践证明完全正确。同时不能否认,刘湘在抗日问题上的顾全大局,为在抗战爆发后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后方根据地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迁都重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日军攻占北平、天津之后,兵分三路,沿着平绥、平汉、津浦路向西、向南推进。战前,南京统帅部就认为华北平原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及大兵团活动,形势于我不利。不少人还担心日军占领华北后南下直捣武汉,将会重演蒙古灭南宋的历史。法肯豪森1935年甚至提出应不惜人工泛滥黄河,增加防守力量。其实他也是从地势角度出发,推算中原地区难以阻挡日军。1936年初,参谋本部拟定相关国防计划,展示的内容非常清楚,国民政府试图以长江一线作为未来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1937年8月13日9时许,进入上海的中国军队在日军首先越过对峙线的情况下,奉命发起进攻,揭开了淞沪会战的序幕。蒋介石指派陈诚、熊式辉赴沪视察战况,陈诚向蒋介石汇报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路南犯,直趋武汉;如武汉不守,则中国战场纵断为二,于我大为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以牵制之。”淞沪会战的直接目的在于“赶敌下海”和引发英美列强干涉,结果真的起到了分散日军兵力、“引敌南下”的战略作用。鲜为人知的是,实际上陈诚早在1936年10月就曾提出过类似设想,“日军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而西仰攻”。

11月16日,蒋介石主持国防最高会议第五次会议,演讲《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说明“国民政府迁移重庆,为3年前预定计划之实现”,希望党政军全体同志“共同一致,克尽本职,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达汉口,随即正式向世界各国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明确揭示了迁都重庆的动机和意义:“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刘湘当时率部出川抗日,病倒在汉口万国医院静养,立刻致电林森表示“谨率7000万人翘首欢迎”,表现极为大度。未料世事无常,两个月后刘湘突然病重不治,他身前留下遗言,激励所部将士“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国民政府旋即褒扬刘湘,追授陆军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

1938年5月,日军攻占徐州,计划以主力由徐州沿陇海路向西南,再沿平汉路南下攻打武汉。6月初,日军第14、第16师团逼近郑州和平汉铁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等人建议蒋介石“以水代兵”,实施黄河泛滥。11日,郑州花园口决堤成功,豫皖苏三省二十余县顿时一片泽国,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但从抗战军事战略角度分析,这一事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中原战局趋于稳定,交战中心转向有利于中国的长江流域。

                                           来源:海外网 

 

       为什么重庆是中国抗战的最后守备地带

 

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1932年1月,日本为了掩护制造所谓“满洲国”,在上海频频制造事端,第十九路军官兵守土有责,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南京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当时的国民政府缺乏对外战争准备,情急之下移驻河南洛阳办公。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留在南京指导淞沪抗战的蒋介石稍觉心安:“国都既有根据,则持久抵抗之计划较易实施。”实际上西北地区贫穷匮乏,地方势力强大,加上紧邻晋绥,国防地理毫无优势可言。河南还是拜1930年中原大战剪除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所赐,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即使迁都洛阳,“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那么问题来了,哪里安全呢?事关“国防中心区”,也就是国家抗击外敌入侵的战略总后方。

  参谋次长杨杰撰写《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因其距海最近,安全条件最差。武汉位于华中腹地,平汉、粤汉铁路纵贯南北,长江、汉水汇流,素称“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过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并不具备能与战争和可能发生战争的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经过一番论证后,谋国之士一般倾向成都、西安,前者的缺点是尚无铁路,有待开发,但四川周围崇山峻岭环绕,不失为“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军事学家蒋百里提出把国防线划定在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至衡阳线上,“此线以东地区,我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战”。蒋百里断言中日之战必定持久,津浦、平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战时大本营宜设于湖南西部的芷江、洪江一带。主张中国应充分发挥地大人众的特点,“不战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蒋百里具有高尚的爱国情怀,他大声疾呼:“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日本讲和。”鼓励国人振奋精神,“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1933年春,日军进犯长城各口,中国军队拼死力战。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军事整理会议”,虽然依旧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但也阐述了他的对日作战方针:“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是年盛夏,内斗不止的四川军阀再起纠葛,刘湘一举击败刘文辉,大有统一全川之势。蒋介石开始将眼光转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以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甚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

  显然,随着时局发展,蒋介石渐渐有了“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想法。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观点:“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法氏作为一个外国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四川工业化为抗战提供军需品之前景,而且眼光长远,提醒中国开辟西南国际交通线,获得抗日外援的必要性。

  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为抗日战争“战略总后方”的呼声很高,如何把四川纳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为蒋介石“安内攘外”步骤中的一项重要环节。从地缘关系角度出发,现代政治不上轨道,核心“江浙沪”的南京国民政府想要外扩至西南地区,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

  确定四川大后方

  四川是中国内陆大省,特殊的盆地环境使之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区域空间,人称“天府之国”。四川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几乎全为层峦叠嶂的高山,昔日常云蜀道艰难,泛指川中进出外部世界的交通条件很差,尤其是川北陆路。回顾华夏历史,几次南北对峙都以北方统一南方而告终,分析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对四川上游的经营。就拿蒙古与南宋之间的战事来说,蒙古军每次南下,必攻四川,忽必烈时期虽把重点移至襄樊方向,但并未放弃川省境内的牵制性作战。成都无疑是四川的重心所在,但前人有言在先,“成都之险,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据蜀者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方称稳固。江陵即今日之重庆,重庆四周环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只有西部与陆地相连,易守难攻。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逐渐沦为防区林立,大小军阀混战不休的舞台。1921年初,蒋介石就曾建议孙中山:“四川非导入我势力范围不可”。北伐期中,四川的几支军阀武装纷纷易帜为国民革命军,然而相互角逐的格局并未改变,经过多年营私内耗,最后剩下刘文辉、刘湘叔侄二人互争雄长。中原大战时,刘文辉等人公开附和“反蒋”阵营,而据守川东门户重庆的刘湘则截然不同,号召渝市党政军各界“救党驱汪”。反过来,蒋介石支持刘湘统一四川,仅1931年春即一次性馈赠五千支步枪,外加五百万发子弹。

  刘湘“安川”有术,面对红军则束手无策,几次进攻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均告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电召刘湘入京商讨川省“剿共”及整理川政办法,大体决定仍由刘湘负责军事指挥,南京尽量补助饷款、械弹。12月中旬,行政院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由刘湘任省主席。作为“回报”,刘湘“允许”南昌行营组建参谋团,进入重庆安营扎寨,督导“剿共”。显而易见,南京向着经营四川大后方的目标跨进了一大步。

  1935年2月,新一届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正式成立。3月初,蒋介石从汉口搭机飞渝,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川省土地,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不到夔门、巫峡,不知川路之险也。”蒋介石在重庆明确提出了“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的想法。没过多久,势力相对较弱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知难而退,被迫辞去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等职,国民政府迅即掌控黔省。巡视云南后,蒋介石思考抗日方略,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线;以洛阳、襄樊、荆(门)宜(昌)、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7月上旬,中央宪兵第5团和炮兵第2、第3营先后入川,刘湘同意让出重庆,迁移省政府至成都办公。蒋介石接着又通过设立“委员长行营”、组织峨眉军官训练团等措施,大力整顿四川的军事、财政和交通设施,有效加强了国民政府在川省的影响。

  伴随南京中央势力在四川、贵州渐渐站稳脚跟,蒋介石变得信心满满:“我方军事与政治重心全在四川。”他一再声称“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

  平心而论,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大多数人从持久战略出发,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整个过程用心良苦,实践证明完全正确。同时不能否认,刘湘在抗日问题上的顾全大局,为在抗战爆发后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后方根据地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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